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个人所得税法在落实三孩政策中的制度创新研究

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方面,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仍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特别是在生育津贴的税收优惠政策上显得过于保守,相关制度未能充分惠及低收入群体。面对低生育率的现实挑战,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亟须进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首先,完善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增加子女抚养专项附加扣除,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其次,完善生育税收优惠制度,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确保各类家庭均能从中受益。再次,设立可退还税额抵免制度,促进税收制度更加公平。

生育权的个人所得税法保障——理论逻辑与制度优化

生育权兼具自然权与法定权的双重属性,国家对其负有法定保障义务。现行税法中,个人所得税法最能体现征税权与生育权的张力。理论上,生育权保障与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目标、量能课税原则以及激励功能具有高度契合性。同时,个人所得税法保障生育权应保持必要限度。制度上,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税收利益减让机制存在不足,难以满足生育权保障的现实需要。对此,基于法治理念,可以实行二元可选择的课税单位模式、建立费用扣除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增强专项附加扣除的差异性与精细化、以需求为导向设置特定税收优惠,为生育权的实现提供坚实保障。

新个人所得税法下公立医院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随着新个人所得税法和汇算清缴机制的实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已经正式迈入了新的阶段。而公立医院作为具有一定规模和体量的社会机构,其内部的医务人员也展现出了收入水平高、收入类别多元化以及税收知识欠缺的基本特征,这也给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在这里,公立医院也需要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要对医务人员的收入属性做出重新的分析,然后对其个人所得税进行详细的规划,这样才可以进一步巩固医务人员的纳税形象。

论个人所得税法设置立法目的条款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没有立法目的条款,这不符合我国绝大多数制定法的立法习惯。现有的12部单行税收实体法中,仅有2部设置了立法目的条款。立法目的条款无论从依据宪法设立的合法性宣示、传达立法者本意的宏观层面,还是从解释适用其他法条、以便适用于裁判案件的微观层面,均存在设立之必要性。因此,本文首先论述了个人所得税法应有的价值追求及其价值发现个人所得税法的功能,最后从功能角度阐述立法目的条款设置的必要性。

中美个人所得税法中纳税人范围之分析

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强调以个人为纳税主体，同时兼顾个体工商户（家庭），但是个体工商户仍是个人纳税人。而美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关于纳税人的范围的规定虽然也限于个人，但是在具体申报时则包括了四种类型，即单身个人中报、户主申报、夫妻分别申报和夫妻合并申报等，范围比较广泛。美国对纳税人范围的规定能公平合理地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因此，有必要参考美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就纳税人的范围进行一定的调整，从而使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能够更趋完善。

《个人所得税法》修订还可以改进什么

2018年6月19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6月29日,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这表明中央关于落实税收法定决策正在加速推进。

浅议《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原则与制度选择

因个人所得税的规模及其对所得征收的特性所致,《个人所得税法》的收入调节功能有限。依据量能课税原则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改革的同时,要根据税法的效率、效益原则,对《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内容和相关制度进行取舍、逐步实现,在坚持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税制的大前提下,规定个别扣除,坚持以个人为单位申报,以源泉扣缴为主。《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实现,还要依赖于《税收征管法》的修改以及相关制度的建立。

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反思

近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频繁修改,这说明其存在着很多结构性问题,而每次只是小修小补,才会频繁更改。本文通过剖析近年来个人所得税法修改过程的历史,对其进行反思和总结,从而为将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之完善做一点贡献。文章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背景介绍,问题之提出,以及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之修改之反思。

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反思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近年来频繁修改,这说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存在着很多结构性问题,每次只是小修小补,才会频繁更改。本文剖析了近年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改过程的历史,发掘出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和总结,从而为将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完善做一点贡献。

基于生存权保障的《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及完善

《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已经从单纯的免征额、累进税率的调整深入到综合税制建构的层面,但是其重心仍然是解决如何扩大对高收入者的适用力度问题。从对征税权力的确认及强化角度看,这一过程体现了个税法积极干预的扩张型改革进路的特点。与"多取"、"多予"的扩张型改革进路不同,基于生存权保障的改革进路主要通过减免优惠与费用扣除两大制度建立课征减除机制,呈现出"少取"、直接"让利"的收缩型改革进路的特点,与公共财政价值目标、作用机理、基本原则的发展趋势相契合。现行立法上的免征额、减免税、费用扣除制度尚不能承担这一基于生存权保障的改革任务,有必要从适用模式、形式依据、实体限度几方面完善个税法减免优惠与费用扣除制度。

新个人所得税法的变化及不足

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相比前个人所得税法,有三方面的变化,它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新个人所得税法在税制模式、征税对象及费用扣除方式、调节贫富差距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可通过实行交叉型分类综合制、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向高收入人群更多征税等措施来克服上述不足。

个人所得税法分配功能的二元结构

面对收入分配失衡的格局,《个人所得税法》应有所作为,也能有所作为。以税法分配的二元结构即强制性分配功能与诱致性分配功能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发现,2018年我国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在强制性分配功能方面改进明显,但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其在诱致性分配功能方面的改进则相对较少,尚需今后作更大程度的调整优化。为进一步强化分配功能,未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应在综合所得税制、基本费用扣除标准、专项附加扣除、税率结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等方面加以调整变革。《个人所得税法》的分配功能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其对中国分配格局的矫正作用值得期待。

二元目标下的个人所得税法制度演进

个人所得税法兼具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的二元目标,历次修法皆围绕此展开。2018年个税修法的举措中,改革征收模式及纳税时间单位、调整宽免额和税率级距、增设专项附加扣除与反避税规则,主要着眼于优化分配格局,但组织收入的基础性目标仍会制约调节分配的向度和力度,二元目标间的内在张力使勤劳所得-非勤劳所得的相对税率、综合所得征税的累进程度等成为需进一步斟酌确定的事项。因应客观情势,现阶段应将个人所得税法的重心置于强化分配调节之上,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两大目标俱可经由量能课税达致,二者分别指向纵向和横向维度的量能课税。故此,应将纵横统一的量能课税作为个人所得税法建制和调整的基准。

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目的条款构建

立法目的有利于彰显个税法的合法性,指引立法的体系构造,促进个税法的正确适用。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立法目的既是立法技术发展的趋势,也是实践的需要,立法目的条款对于个税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法目的条款的构建受制于诸多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前者包括个税法制度、原则和立法历史,后者主要是税法体系、宪法和国家政策。通过对个税法内在因素的归纳分析和外在因素的演绎分析,可以得到两种不完全相同的立法目的要求。在平衡协调两者的基础上,个税法的立法目的可以构建为:为了规范征税行为,依法获取税收收入,调节个人收入合理分配,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制定本法。

新个人所得税法的实体内容变化及筹划思路分析

我国旧个人所得税法实行的是分类税制,其最大的优点是征管成本较低,但缺点是公平性较差。新个税法于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实体内容的重大变化必将带来全新的筹划思路。

新《个人所得税法》反避税条款研究

避税行为是一种与税法目的相抵触又无法得到法律直接适用的脱法行为,是纳税人滥用私法赋予的选择可能性进行的减轻税负行为。2018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在个税领域引入了反避税规则,包括以“合理商业目的”原则为标准的一般反避税规则和对“独立交易原则”“CFC规则”等特殊反避税规则的规定,同时引入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加强税收联合监管。但是《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仍然存在不完备之处,需要加以完善。可以考虑从具体细化各项规则判断和执行标准、对行政机关反避税立法进行约束、细化部门间联合监管信息披露标准、响应国际反避税行动等方面入手,深入完善我国个税反避税规则,在实践中循序渐进,形成适合我国社会实践需要的个税反避税规则体系。

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功能定位与模式选择

为解决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比例过低和居民收入比例过低的突出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税收调节在实现分配正义中的积极作用。为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在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的基础上,侧重于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选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

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全年一次性奖金的纳税筹划

修改后的新个人所得税法于2011年9月1日起施行。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办法容易导致税负不合理,出现税额的增量超过奖金增量的不合理现象。单位在发放奖金时,有必要合理地筹划奖金发放的数额和方式,避开奖金发放数额的异常区间,制定工资与奖金最佳组合方案。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再修改前瞻

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正仅是局部微调,没有弥补其根本缺陷,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和完善任重而道远。应当借鉴近年来各国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改革的合理因素,研究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根本缺陷,探讨进一步完善的五个关键路径:分类征收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转变;减少累进税率级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规范税收特别措施;采用基本扣除与专项扣除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弹性税制,推广税收指数化和完善征管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