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破产法的范畴厘定与误区纠偏

个人破产法之“个人”是与企业法人相对应的概念,个人破产法可以弥补我国破产法律体系之现有缺陷,但不宜再区分商自然人与消费者立法,而是应当采一般破产主义,制定统一适用于所有自然人的个人破产法。个人破产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破廉耻到破耻辱观的进步,但破产本身也非光彩之事,破产的结果或多或少应该给予有关方面一个教训而不是褒奖。个人破产程序不限于破产清算,还包括重整与破产和解程序,但破产清算与重整程序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彼此在无意中有走向趋同的态势。破产免责已经成为现代个人破产法的标配,我们宜选择裁定许可免责而非自动免责的模式,同时,破产免责有着内在的“逃废债”规制和债务治理逻辑,并非所有债务人都能获得免责,也并非获得免责的债务人能够被免除所有负债。

个人破产立法中的观念转换与制度支撑

我国当前进行个人破产立法的关键问题之一,是需要大力转换传统个人破产观中的错误文化与观念,缓解、消除各方对个人破产法尤其是债务免责制度的误解,使个人破产立法得以顺利启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对传统的个人破产观作出客观、全面、正确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承认其合理之处,也要指明其错误之处,并以债务免责的具体制度释明破除对个人破产法的误解与顾虑。我国将建立的个人债务免责制度,不是对所有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不加区分地一概免责,也不是对债务人所有的债务全部免责,更不是在破产程序结束或结束后满一定期间对债务自动免责。免责要有法院的审查和裁定许可,要设定一段监督债务人行为、持续清偿债务的良好行为考察期。同时对债权人的权益通过设置对债务免责的异议权、撤销权等制度予以充分保障。

个人破产制度背景下破产欺诈审计的管控研究

结合近两年深圳、浙江出台的个人破产制度实践,以及借鉴美国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审计作用,我国的破产制度设计与完善也应采取引入第三方审计的做法。一是对债务人基本情况和财务信息进行常规审计,即对债务人婚姻变化状况进行验证、对债务人收入真实性进行审计、对申报人房产真实性进行审计和对申报人投资情况进行审计;二是对债务人破产欺诈行为进行特殊审计,即对债务人进行转移资产审计、隐匿财产审计、转让财产审计、伪造债务审计和瞒报收入、虚增费用审计。同时,需要通过加强立法和监管、加强预防和教育、建立破产欺诈举报和奖励机制的手段来保证审计的顺利实施。

论我国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破产法主体依然仅限于企业法人,对于自然人主体破产问题的立法缺失带来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日趋严重,各种理论实践探索也为制度构建提供了现实基础,时至今日,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已具备了必要性与可行性。结合我国目前的立法缺失及现存障碍,本文在对比研究西方各国与我国港台地区个人破产立法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国情,从破产主体、程序设置、余债免除及失权与复权等几个方面探索具体制度的构建。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地方探索与完善建议

个人破产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私人信贷规模不断增加,个人创业者数量庞大,中小微企业融资“个贷化”也较为普遍,个人破产制度有助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对于当下活跃民营经济、提振社会信心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深圳、浙江、江苏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进行了个人破产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若干有益经验,也发现了若干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并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个人破产制度分析研究——以梁某某个人破产案为例

本文探讨个人破产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是中国个人破产制度立法的重要步骤,梁某某个人破产案是该条例生效后的首例案件,体现了个人破产制度对“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保护,以及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理念。我国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仍需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以支持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

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若干思考——以深圳探索经验为视角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完善企业破产制度、公平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现实需要,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措施。从实施运行来看,个人破产制度应明确破产重整、和解、清算等不同程序的准入规则,引导债务人选择合理的个人破产程序。在配套机制方面,应建立个人破产申请前辅导、个人破产信息依法登记与公开、金融机构小额债权代位行使、个人破产庭外和解等制度,同时明确政府承担个人破产事务管理、个人破产事务咨询与援助服务、个人破产风险监测等职责,确保个人破产制度行稳致远。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简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条件已经成熟。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对于完善我国现有的破产法,化解个人债务人的债务危机,缓解社会矛盾,使债权人获得公平清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以个人破产制度的发展为切入点,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个人破产制度构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

消费信贷视角下个人破产免责的理念与规则

相较于经营性负债的免责,消费负债在个人破产中的免责存在更为显著的理念证成难题与规则设置难题。从消费信贷的视角来看,免责以破产消费者遭遇生活风险和以尽力偿债为前提,不属于对借贷消费与逃废债的纵容,与社会传统观念并无实质冲突。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应当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备释放和有效控制和释放消费信贷金融风险,以及激励破产消费者尽力偿债并使之获得重生的功能。为此,应构建“宽严相济”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构建合理高效的免责程序,包括实现清算免责程序与破产程序的同步化,破产清算采用许可免责但不设置免责考察期,重整计划或和解计划执行完毕后设置自动免责;在清算免责、重整免责以及和解免责之间设置阶梯状的免责条件,包括递减的不予免责事由、不予免责债务以及二次破产的免责限制等。

论个人破产“诚实而不幸”司法认定的不足与完善

“诚实而不幸”是债务人申请个人破产的前提条件,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并未厘定其具体内涵和构成要件。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司法实践对债务人“诚实而不幸”的认定需要满足“正当性原因负债”和“具有诚信品质”两个实体条件,同时还须“债权人同意”这一程序条件。以上条件对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构成重大障碍,且实体条件的认定也存在不少的现实难题。为此,可借鉴《德国破产法》的立法经验,重新厘定债务人“诚实而不幸”的具体内涵及其构成要件,同时建议引入个人破产的前置性程序,进而降低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门槛,更好实现个人破产的制度功能。

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构建的机理、困境与图景

基于数字时代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需要、数字司法对于破产案件办理的改革要求、数字社会中的信用不可见风险,构建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已经成为支撑个人破产制度建立实施的重要内容。以“数据—算法—平台”三维结构为框架的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在通过信用数据采集、算法信用画像、平台联通应用得以实施的同时,面临着数据孤岛导致的非正义前见、算法黑箱引发的公信力危机、平台薄弱产生的应用性困境等问题。未来可以通过合作治理达成信用数据共享,依托可信算法实现信用评价公信,完善制度供给推动破产平台建设,以此驱动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更好、更有力地赋能社会信用体系和个人破产制度建设。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进展、问题及对策

个人破产制度不仅是信贷市场安全网、金融市场安全网,也是社会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非法人企业、商自然人以及公民自然人等参与经济活动的频率提高、深度增加,个人破产问题愈发凸显。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表明基本经济制度落后于经济和消费金融发展实践,影响市场活力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已成为市场主体制度亟需补齐的短板。当前,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在立法思路、逃废债监督、管理制度和社会理念等方面仍存在分歧。未来,宜加快中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统筹考虑整体统一推进破产立法、平衡好重整和清算、严格防范破产欺诈、规避破产制度滥用、优化个人破产管理制度等事宜,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经济上重生的机会。

个人破产制度构建问题研究——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为例

我国现存破产制度只有企业破产制度,尚未设立个人破产制度,导致破产制度只有半壁江山。由于个人不能实行破产,当个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其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将伴随一生,形成债权人得不到有效救济和债务人无法摆脱债务纠缠重新投入经济建设中的双重困境。随着《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试点实施,一方面弥补了我国现存立法的空缺,另一方面也使个人破产制度研究迎来热潮。为使个人破产制度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则需要解决比较突出的衍生问题。从个人破产的主体资格限定、个人破产财产的认定问题以及个人能否进行二次破产等问题出发,探讨解决途径,助推个人破产制度施行。

个人破产免责的制度功能

债务豁免是个人破产法的核心要素,它具有拯救困境债务人、调节经济风险和实现公共政策三大功能。破产是道德无涉的价值中立事件,剩余债务免除符合现代伦理,它不仅重申了《民法典》的民本特质,还在彰显人格尊严的同时,实现了人力资本的再释放。通过适当的风险分配,破产债务豁免制度得以稳定交易预期,客观上形成了对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有益补充,避免自然人的财产被无限追索。个人破产法并不必然导致逃债风险,恰恰相反,只有健全的集中清偿和免责审查才能遏制道德风险,令诚信获得嘉奖,规范清偿秩序,最终化解“执行难”问题。有约必守的契约精神和鼓励容错的法治土壤分别是市场道德的底线和上限,法律对个人的救赎必使社会整体获益。

韩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评析及借鉴

免责制度是现代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该制度可以实现债务人的“重新开始”与债权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利益平衡。选择韩国作为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借鉴对象,主要是基于韩国博采东西方破产制度之长的同时,又保留了自身的法律文化。通过梳理韩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免责条件、例外情形等方面内容以及对我国目前试点地区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度剖析,可以总结出供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借鉴的宝贵经验。

利益衡平视角下终本执行与个人破产制度的衔接

终本执行与个人破产能否有效衔接,事关《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进一步优化以及个人破产制度的最终订立。个人破产案件因其“高负面性”“弱清偿性”以及审理的复杂性,使法院、债权人、债务人等主体更偏爱适用终本执行,而人为地规避适用个人破产制度,导致终本执行转个人破产程序难以启动。当下,两者的并行和交织状态已成现实,为实现两者在发挥各自制度功能的基础上更好地形成制度合力,应基于利益衡平视角,做到以下四点:一是赋予当事人终本执行转破产的程序选择权;二是加强法院依职权终本执行转个人破产的法定释明义务;三是基于终本执行主体的利益考量确定自由财产范围;四是基于终本执行已有的配套制度制定破产免责制度。

个人破产立法的基础、问题及进路

我国个人破产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因受当前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以及我国传统债务理念的束缚,个人破产立法实践难以真正开展。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需求不断增加,社会公众对个人破产理念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个人破产制度再次被时代所召唤。深圳个人破产制度的试点为我国全面推行个人破产制度积累了必要的经验,这些都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个人破产制度具备必要性与可行性。个人破产制度全面法治化的前提是解决个人破产立法的价值选择、立法模式以及适用范围的问题。只有为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打好基础框架,才能更好地进行微观制度的塑造,确保个人破产制度的良好运作,为债务人重生、债权人利益保全以及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参与分配制度的历史经纬及其在个人破产时代的价值定向

参与分配制度绝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一种技术规则,参与分配具体原则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别,一国立法采取何种分配原则,取决于历史社会环境、公平观念、执行体制等多种因素。我国在强制执行立法过程中,不能忽视本国历史上有过的立法知识、立法经验、立法感情,应继续坚持平等主义传统,切不可遽然转向优先主义的参与分配原则。当然,也要减少平等主义原则与执行效率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提高效率就需要对参与分配制度以及与其相配套的民事诉讼制度、法院人事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包括统一执行法院、坚持概括执行体制、取消查扣冻期限限制以及厘清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判权的关系。

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考察与完善——以深圳立法实践为切入点

深圳出台的个人破产条例作为地方性立法先行先试的探索,难免会存在各种不尽之处。从法律文本规定的角度考察其中的失权与复权制度,存在规则体系化程度不够、解除权理解分歧、救济途径缺失等问题;从实效角度考察,存在引发法律冲突的可能性、权利的限制宽严失衡、地方立法实际效果外溢、诱发道德风险等问题。只有妥善、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下一步立法的全国性铺开打下坚实基础。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研究——建立公职和私营双轨制管理人制度

破产管理人是破产程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是推动个人破产顺利开展的关键。深圳经济特区目前通过设置破产事务管理署和管理人名册的方式,采取双轨制管理人制度。借鉴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私营管理人拥有更加丰富的经验和主动积极的态度,同时,公职管理人可以进行宏观层面的统筹安排,并处理市场逐利特性下被忽略的小额破产案件,弥补私营管理人的不足之处。本文认为应当建立健全我国的双轨制管理人制度,并从管理人资格、选任、权利义务、报酬以及对管理人的监督等方面提出符合我国现阶段制度运行的立法设计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