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历史学理论的三个重要问题

目前中共历史学理论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科学、系统的体系,还需要从多角度、多方面来阐释和完善这一理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唯物史观和中共历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共历史理论和中共历史学理论的关系、借鉴古代治史理论和西方相关理念的关系。

求真务实与中共历史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资料的发掘、使用和学风、队伍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要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必须贯彻求真务实原则。主要应做到以下三点:即求历史本原之真,务搜集考证之实;求历史情节之真,务分析研究之实;求历史发展规律之真,务党史资政育人之实。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历史研究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宏观层面上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历史研究,就是将科学发展观的这些理论精髓和"内核",运用于中共历史的具体研究之中,重新审视中共历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以更好地促进该学科的良性发展。

中共历史研究必须不断创新研究范式——以《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为视角

中共党史研究必须不断创新研究范式,这是党史研究的魅力所在,也是党史研究的内在要求。中共党史专家李海文新近出版的《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一书,就是一部研究范式创新的佳作。该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站在重要节点上呈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交互作用;二是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彰显文献资料的权威性;三是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节点的党史人物。

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共历史学的贡献

邓小平为新时期中共历史学的发展重新确立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丰富了中共历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 ;

邓小平对中共历史学功能的运用

在长期实践中 ,邓小平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共历史学功能观 ,这些功能在实践中的运用 ,又使中共历史中蕴涵的丰富智慧内化为邓小平个人的能力素养和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发展思想理论的重要政治资源 ,并结出了丰硕成果 ,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又得益于邓小平所运用的如下几个方法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 ;化成败为财富 ,肯定成绩 ,直面失误 ;微观与宏观相结合 ,侧重宏观 ,探求规律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立足现实 ,反观历史 ;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继承前人 ,侧重创新。

革命与生活--兼及问题导向的中共历史研究

从革命与社会生活关联的角度入手,讨论中共历史研究中"问题感"缺失的状况及原因,对深化党史学理论的认识,具有积极的作用。有些中共历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淡漠,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基本陷于简单的政策阐释的层面,导致了研究结论的封闭性。中共历史研究学术化的前提在于放开历史的视界,走向政策实践的动态历史,以问题为导向来呈现社会与生活视域中的革命史。

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全面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内核”,探讨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是探索这些根本性原则对中共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重新审视该学科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以促进中共历史学科的良性发展。

全球史观与中共历史研究

全球史观是一种具有整体性观念的历史认识方法,与传统史学相比,无论在视角,还是在编撰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研究视野上,全球史观提出把审视历史的基本单位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整体世界",为拓展中共历史研究视野提供了新的启示:在研究领域上,全球史观主张摆脱传统研究中的"政治"束缚,透过"社会"去考察历史,有益于中共历史研究领域及范式的突破;在研究方法上,"一体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亦为打破中共历史研究的学科分立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中共历史视域下的群体研究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根本依靠力量,正确反映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以人民群众中不同的社会群体为视角研究中共历史,不仅有助于摆脱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有利于正确反映人民群众在社会变迁中的地位与作用,还原历史事实,促进中共历史的大众化。

中共历史上的四次“三反”运动

纪念建党90周年读史系列之一提起"三反"运动,大家都不陌生,但若问起党史上究竟有多少个"三反"运动,恐怕不少人都知之不详。其实,以"三反"命名的运动共有四次,分别发生在20世纪的50、60和70年代。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三反"运动。

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趋向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向,即多重范式共生趋向。多重范式共生主要指"革命史"范式、"双重变奏"范式、"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等共同存在于中共历史研究领域。这一现象和中共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单一范式的解释力的局限有关。多重范式共生必须从中共历史实际出发,遵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再论构建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

构建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既是推动中共历史研究工作繁荣发展的需要,也是指导党史研究工作开展并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价值,服务于史学研究与国家建设的关键。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中共历史研究话语体系宜坚持与时俱进,顺应世界学术潮流,努力构建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范式,创造性发展中共历史研究既有话语体系,创新表达表述方式,形成兼具学术性和时代性的新话语。

也谈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兼与沈传亮博士商榷

中共历史研究目前存在多种范式。革命史范式是以往的中共历史研究中盛行的一种研究范式。它适用于1957年前的中共历史。革命史范式有两种类型。现代化范式是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历史的一种范式。现代化理论一般是指经典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范式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还需要加强。自然史范式和社会史范式也是目前中共历史研究中常见的范式。各种研究范式之间并不相互排斥,但也没有必要要求不同研究范式的糅合。

邓小平与中共历史学研究综述

邓小平与中共历史学的关系,学术界已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取得进展。邓小平拓展了中共历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邓小平的人物评价方法是中共历史研究方法在评价人物时的具体运用。

中共历史分期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期理论与实践研究》评介

阳春三月。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世飞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期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著作是继其《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研究》一书出版发行之后，作者在长期思考、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精心打造并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共历史这门专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不仅表现在相关的学术成果数量少，而且表现在研究成果多呈现出与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历史分期问题同质化的倾向。

中共历史学中的地域史研究再思

我刊2017年第10期发表“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的学术笔谈后，引起了党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研究形态之一，如何在继续鼓励和保持地域史研究之蓬勃发展的同时，及时发现和纠正地域史研究出现的不足与问题，加强地域史研究自身的理论建构能力，既是党史研究专门学术刊物的职责所在，也需要整个党史学界的集体参与和自我反思。鉴于此，我刊约请相关专家学者继续就中共地域史研究的概念内涵、学科属性、前提预设、学术理念和研究领域等展开理论探讨与学术反思。本期推出几位学者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我刊今后还将继续鼓励并加强该问题的理论研讨，期望广大党史研究者积极参与。

建设性后现代观念与中共历史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登陆中国大陆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其影响渐渐扩大。文章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建设性后现代观念所主张的整体性方法论,创新、多元、重视边缘的观念等纬度来分析了研究者可以借鉴和利用这一当代“显学”来推动中共历史研究。

学科建设视野下中共历史研究的学术化分析——兼回应何云峰的批评

迄今,中共历史研究已有80多年历史了,作为一种学术探索和研究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中共历史研究学术化和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科的建设是分不开的。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定位、学科基础理论建设、学科队伍建设、研究者的科学态度、学科范式的形成与创新、党史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良性互动都表现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