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1963年新加坡对日不合作运动

二战后英国出于冷战的考量和为了换取日本在其东南亚殖民地的财产,在旧金山媾和时放弃了其东南亚殖民地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使得1962年初因发现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被屠杀的华人遗骸而引发的对日追讨血债的行动困难重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日本政府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发动了对日不合作运动,公布了14项实施办法。此运动的发动及其影响,使日方深切地感受到新加坡在其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并成为《日本国与新加坡共和国之间1967年9月21日协定》顺利签订的主要原因之一。

南洋华侨抗战救国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贡献

1931～1945年,受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此间,受爱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所激发,长期扮演新加坡华社最高总机构角色的中华总商会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而是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责无旁贷地及时承担起引领南洋华侨践行抗战救国的时代历史使命与责任,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实践之中,并在筹款赈灾、抵制日货、推销国货以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中华总商会创始人、日本ATO株式会社会长顾德明:“现在是进入中国市场最佳时机”

今天48岁的顾德明看起来仍然非常年轻,也非常普通,融入茫茫的人流,很难有特别明显的容易被人认出的特征。就这样一个人,却在日本做到了说话有分量的、事业罕有匹敌的"大腕级"人物。

英国浙江联谊会主席、英国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主席李雪琳 我们期待一个更和谐的美好世界

G20峰会即将在杭州召开，旅英26年的杭州籍浙商李雪琳，自豪感也与日俱增：“我为杭州自豪。中国的日益强大增强了海外华人的自信心。我们在英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因为有国家作为坚强的后盾。”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另类见证者，李雪琳的丈夫、曾任英国上议院副议长的麦克·贝茨勋爵说：“当G20峰会在杭州召开，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中国崛起的印证。也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印证。”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百年华诞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6年,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商业团体。总商会不但是本地华商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国际商业舞台上享有良好的信誉,同时也是世界华商大会的创办机构,并拥有广泛联系世界各地华人企业的商业资讯网站"世界华商网络"(www.wcbn.com.sg)。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研究现状述评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学界有关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问题的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涌现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多角度、多层次对该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同时也存在尚需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

在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中华总商会欢迎宴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张松声会长、黄山忠会长，女士们、先生们：今晚与新加坡工商各界人士欢聚一堂，感到十分高兴，也倍感亲切。我谨向在座各位给予我和代表团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向长期关心、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致力推动中新友好事业发展的各位朋友致以崇高敬意!

试析泰国中华总商会的演变

泰国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10年,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在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泰国中华总商会从无到有,从一个小规模的社团发展到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之一。它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泰华社会,甚至于在泰中两国的友好合作、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1975年泰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取消泰国华人双重国籍问题上达成一致,加快了泰国华人加入泰籍获得公民权利的进程。在这个背景下,泰国中华总商会作为当地重要的侨团组织,随着20世纪70年代泰华社会的转变,其性质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华侨社团"转变为"华人社团"。

论清末海外中华总商会的设立——晚清华侨政策研究之五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晚清政府积极推行拉拢和控制海外华人社会的政策,先后在华埠建立数十处领事馆。但清朝领事馆的官方色彩较浓,既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掣肘,也经常受到海外康、梁信徒和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抵制和攻击。在清朝政府的一手扶持下,海外各华埠陆续建立中华总商会,使之作为领事馆的外围组织和华人社会的最高社团。华人社团组织产生甚早。各种社团组织一方面起了保护、组织华人的作用。

日本中华总商会——以“新华侨”为主体的跨国华人经济社团

论文对日本中华总商会成立的背景、过程、组织活动、会员及其企业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认为日本中华总商会既不像传统的中华总商会那样具有帮群结构的基础,也不是华人社会的自治组织,而是具有显著的跨族群、跨地域与跨国界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日中国人社会的急剧扩大,以及同时期中日经贸关系的紧密是该团体成立和发展的直接契机。随着大批日本企业加盟、侨资和中资企业的对日收购、以及企业对市场、资金、人才与技术等资源的整合与调配,华商与非华商的界限也已不再分明。不过,华商资源和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仍然是其跨国网络最重要的支点。

21世纪以来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在华商业网络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在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得到良好发展的背景下,作为马来西亚国内华裔商会的联合总机构,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在华商业网络经历了“全面交流”“深化发展”和“稳中求进”的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既有中马关系的影响,又是商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需要,还受马来西亚华人对华经济与文化认同的双重推动。

中国可以一架“飞机”两个“引擎”——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

世界金融危机阴霾持续笼罩不散．香港和上海作为中国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二者应如何定位发展，如何看待两地优势与不足，如何推进两地为国家经济战略发展服务？作为政界、商界的杰出代表，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博士在最近复旦大学举行的“上海论坛2009”年会期间接受了记者的访问时作出了分析。

以开放心态迎接机遇和挑战 美国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主席庄佩源看好华侨试验区广阔前景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美国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主席庄佩源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设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令汕头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海内外潮人应充分发挥凝聚力,广泛发动,以开放心态接纳多文化背景的交汇共融,把潮汕的创业机遇分享到全体海外华人中去。

丹心昭日月 肝胆两昆仑——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

2007年，北京又一个明媚的春天，2000余名全国政协委员汇聚京城，共商国是，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雄壮、激越的国歌声中，年届88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伫立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主席台上。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长建议将华文教育列入马国家教育主流

【光华日报】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长钟廷森近日发表讲话，建议马政府以更开明的态度探讨将华文教育列入国家教育主流的可行性，鼓励各族掌握多一种语言，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以中华总商会的领导及策略为中心的讨论

东南亚的政治环境于二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加坡华侨要在新加坡安家乐业就得获取当地公民的身份。他们原本可按英国国籍法归化英籍民以享有公民权利,但绝大部分华侨因不谙英语而不能归化,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愿放弃中国国籍以归化殖民地宗主国国籍。当时作为华社最高领导机构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遂负起历史使命,为华侨争取新加坡公民权。该会与英殖民地政府经过十年的博弈后,新加坡立法议院终于在1957年10月通过新加坡公民权法令,让华侨可登记为当地公民。当年新加坡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新加坡公民权只是一种地方上的法律身份,但这身份可拥有参政权,并根据英国国籍法获得英籍民与英联邦公民的地位。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后新加坡华人的“国货运动”——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览推销大会为中心的考察

为摆脱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欧美和日本都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掠夺和侵略,新加坡也深受影响。欧美诸国在新加坡大肆倾销商品,日本在新加坡加速推行“南进政策”,导致新加坡华商市场被抢夺,华人中介商和零售商受到严重打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挽回华商权益,举办“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充分利用中国商品来提升华商竞争力,应对世界经济大危机后的商业新局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利用其组织网络和经济力量,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商会和厂商等展开联络及协商,征集中国商品前往新加坡参加展销会。1935年和1936年的两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增强了新加坡华人和其他居民对中国优质商品的认知,提升了中国商品在南洋地区的销售量,维护了新加坡华商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市场,推动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国货运动”的发展。

新加坡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成立华社自助会

新加坡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于去年11月决定成立华社自助会。华社自助会主要将援助出身低收入家庭,学业成绩欠佳的在籍学生和低收入、低技术的年轻工人,学业较差的学生将得到辅导、补习等特别照顾,以改善成绩,低收入、低技术的工人则有机会接受再培训,提高工作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