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与民初政争

武昌起义爆发后,南北出现两种不同省官制并行的局面。1912年南北通过和议实现统一,直隶籍临时参议员谷钟秀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有意将南方独立各省逐渐建立起来的省官制在北方未独立各省加以实施。该案虽未正式颁行,相关各方却基于各自考量,对其做出不同反应。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方面出于限制其权势、保存革命成果的考虑,积极介入《接收案》的落地。但最终结果,却是袁世凯利用当时有利形势,通过强硬态度及灵活的政治手腕,将《接收案》彻底否决。

中国铁路中央管理机构的变迁(二):中华民国时期铁路中央管理机构(1912—1949年)

中华民国成立后,铁路管理继续向集权化、专业化发展。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邮传部改为交通部,继续加大对全国铁路的统一领导。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铁道部,开始对铁路实施专部管理。一、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交通部(1912—1928)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下设交通部管理铁路、航运、交通、邮电。

“中华民国”时期瓷业历程

近代“中华民国”时期,连年战争时局动荡不安,尽管连年战乱,但也依旧有一批有识之士在努力力求改变和革新,他们不断壮大发展中,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成就。从工艺技术角度而言,“中华民国”瓷器从胎、釉、颜料和烧造技术都发展的很好。从艺术角度上来看,文人画派用瓷代纸,将传统瓷与现代瓷区分开,也挽救了晚清瓷。从教育角度来看,“中华民国”先后成立了陶瓷职业学校,这一壮举一举打破了父传子,师传徒,为景德镇乃至中国陶瓷界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可以这样说“中华民国”时期在我国陶瓷史上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中华民国南方政府实业政策研究

中华民国南方政府通过法律保障私人财产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南方政府主张由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积极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广州国民政府在工商业领域开始贯彻“节制资本”内容,反帝色彩日益鲜明。在农业方面,南方政府在生产力领域奖励垦荒,鼓励农业技术改良,在生产关系领域则通过推行减租政策调整农村生产关系。

论1949年以来的“中华民国”问题

"中华民国"问题是两岸关系发展中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两岸的核心争议在于,大陆方面坚持认为"中华民国"已于1949年被推翻,而台湾方面则坚持认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依然存在,并要求大陆方面要正视这一事实。围绕着这一争议,两岸双方各自建构了自己的法理依据和论述。笔者认为,"中华民国"问题并非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故需要政治解决。两岸需要秉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共同面对"中华民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而不是台湾单方面要求大陆面对该问题。在两岸统一之前,如果条件具备,大陆可承认台湾当局为区域性特别自治政府,而不会承认其为"中央政府"。

从法理视角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国内地学术界在论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缺陷时,主要是说它存在诸如反帝反封建不够坚决、没有明确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等等。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法律本身以外的政治问题,而非宪法本身的法理问题。从法理层面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存在不少缺点,它之所以很快被袁世凯撕毁,其本身存在的法理缺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研究。

十年披沥的成果——评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1-4卷）

1985年，张宪文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出版时，曾引起美联社、台湾及大陆媒体的广泛报道，被视为大陆中国现代史学界“打破传统史观、解放思想”的标志性成果，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是1949年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中华民国简史。其后30年时光荏苒，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在社会日益开放及相互交流中经历了深刻变化，海内外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公布了相当数量的重要档案文献资料；民国史研究群体渐成规模，海内外学者的互访、交流也可以自如进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原有基础上重新撰写学术化、为海内外特别是台湾学术界接受的中华民国史的条件日益成熟。

论国共两党关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法统的争议

在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法统问题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一、关于新宪法法统的来源问题,国民党主张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法统的连续性和有效性,而共产党否认《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法统的合法性;二、关于政协会议的定位和协议的效力问题,国民党设法减低政协会议决议效力,而共产党视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须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社会贤达五方共同遵守,有一种类似临时性宪法文件的约束效力;三、政府改组案的实施问题关系到制宪的主导权问题,国民党力行一党主导,共产党主张多党协商;四、宪草的核心内容方面,国民党主张五权宪法,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以英美式宪法相抗衡。到了国民党大陆溃败的时候,《中华民国宪法》"伪法统"、"伪宪"的标签在大陆地区已经确定。

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 ,因此 ,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 ,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表明 :与“五五宪草”不同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

体育: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途径——评毛瑞斯博士的著作《民族之魂:中华民国时期的体育》

对毛瑞斯博士的新作《民族之魂:中华民国时期的体育》进行了评述。毛瑞斯博士用民族主义理论来解析中华民国时期的体育,认为Tiyu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这为我国的体育史和体育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华民国时期私塾的现代化改造

私塾是指旧时由民间个体设立的教学组织机关。从春秋战国私学诞生到中华民国,私塾主要以自设馆、公延馆、专聘馆3种类型一直存在着。它以其塾多势众,遍及全国,对民国时期学术文化传承和教育普及,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但因私塾携带着与生俱来的痼疾,也阻滞着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因而私塾的现代化改造问题,在民国时期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中华民国时期黄河流域水权制度述评

通过对民国时期水权制度的述评,了解民国时期水权制度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对我国当代水权制度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民国时期实行水资源公有制,水权界定十分清晰,水权制度和水行政管理法规比较完善,灌区水资源管理实行的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十分有特色。这些有特色的水权制度是继承和借鉴的结果。

民初政体重建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省制缺失

辛亥革命爆发后,共和制取代君主制成为共识,但取法何种模式及形制,不同政治力量在角力下探索。光复各省为应对内外局势,调和各省自治与统一,仿北美十三州建国先例,采邦联制组建南京临时政府。继而因各省掣肘政府权力行使,并影响列强承认新政权,临时政府采取措施集权中央,遭到临时参议院及各省抵制。南北统一后,为限制袁世凯独霸政权,保存共和果实,孙中山在规划未来政制时,试图划分中央与各省权限,但同盟会内部意见纷歧,时势倾向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未能对省制及中央与各省权限予以规定。这一缺失,将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省制构建,置于各派政治力量角力之下,并成为中国长期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肇因之一。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述论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诞生于1915年,是由侯希民、汤尔和、周颂声等留日学生发起成立的。会员以归国的留日医药学毕业生为主,同时也大量吸纳国内的医药专家。成立以后,该学会通过发行期刊、出版书籍、召开年会、审定医学名词、开展卫生调查等途径,积极致力于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医疗卫生体制的完善。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新医药》等期刊为平台,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员发表了大量文章,阐发有关医疗卫生的思想主张,具体涉及医师职业素养、医疗卫生体制、医学教育等方面。

抗战后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简论

抗战以后,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地商会联合成立了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后,联合会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拓展海外市场,尝试采取多种措施和途径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参与国家政治,希望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尽管政府认识到商会在推行相关政策方面的巨大作用,但却无意赋予它在政治、经济参与方面更大的制度空间。

中华民国律师协会与1930年代的冤狱赔偿运动

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国律师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旨在保障人权、改良法制的冤狱赔偿运动。尽管国民政府最后未能完全采纳律师协会的建议,颁布冤狱赔偿法,但冤狱赔偿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律师的执业素质,也为政府司法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了依据,既是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也是近代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君劢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张君劢是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12条原则的主要提出者和《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人。与"五五宪草"比较,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和色彩。这种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