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新媒体平台传播《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42条效果评价

目的探究新媒体平台传播《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42条)科普知识的效果评价。方法采用分层整体抽样方法,于2021年3月—2022年3月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234户家庭填写问卷调查,利用新媒体平台向居民普及《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科普知识。对234户家庭进行《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42条)科普知识的知晓情况和养生保健素养的行为习惯养成予以分析研究。依据《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42条),自拟调查问卷并进行干预前后评分的比较,调查问卷将中医养生保健素养划分为3个层次(即中医养生基本保健理念和知识、中医养生保健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常用中医养生保健内容和方法),细分为8个维度(即养生保健理念、情志养生保健、饮食养生保健、日常起居养生保健、运动养生保健、体质养生保健、家庭适宜方法、养生保健信息理解能力)。结果干预后,调查对象3个层次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均较干预前更高(P<0.05)。干预后调查对象8个维度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均较干预前更高(P<0.05)。结论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42条)科普知识,可提高居民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

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温州模式

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自始保持着对陷入"现代化框架"的警惕。"良性互动说"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学者反思和超越西方公民社会研究范式的努力,但它更接近于一种理想模式,现实解释力不足。建立在范例研究基础之上的法团主义、自主与镶嵌、分类控制等理论同样存在局限性。浙江温州商会的发展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温州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有:借助于民间传统和民营经济自发生长,在地方政府支持和培育下快速发展,兼具自主性与依附性,与政府结成了稳定的合作互动关系。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存在一种"温州模式"表明,温州经验具有某种特殊性,同时也具有一些可推广的成分;它还表明,经由这一模式,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有可能超越现有争论,形成新的分析框架。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特点

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适应中国政治民主化,本文初步探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出现的新特点:政治参与侧重政策实施阶段;微观层面的政治参与多于宏观层面政治参与;自主式政治参与和动员式政治参与并存;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日益增多;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公民表达利益的重要手段。笔者认为提高中国的政治参与制度、支持公民社会的成长、完善和健全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等相关措施,将有利于扩大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中国公民教育的理论内涵、特征及历史演变

公民教育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肇始于古希腊,却发展于西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逐渐扩展到更多的国家。广义的公民教育是使社会共同体成员成为享有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的公民的活动;狭义的公民教育是提供培养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公民知识体系。中国公民教育必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对国内外公民教育的历史回顾,不仅有利于人们认清教育的本质,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

中国公民赴韩国旅游市场分析——以我国六大旅游热点城市为例

中韩两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相似,地理相邻,两国人民世代交往不断。由于特定时期的政治原因,两国一度中断了联系。但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第二大旅游客源国,中国公民赴韩国旅游业已成为我国出境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公民赴韩国出境游市场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当前韩国游市场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旅游部门、旅游企业及韩方相关机构角度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利于促进中国公民赴韩出境游市场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治困境破解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面广且情况复杂,有的政局不稳、法治环境恶化,侵害海外中国公民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我国近年来逐步强化海外公民权益保护专门机构建设以及健全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但是我国海外公民权益保护依然遭遇诸多法治困境,从而直接减损了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效果。对于沿带沿路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治困境,现实呼唤从理念、机制、立法与司法等方面寻找破解方法。法理困境的出路需要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断强化中国公民海外的法律地位,合理协调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冲突;机制困境的突破依赖于其内在统一性的建立和创新;立法困境的出路在于制定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上位法和专门法,并采用灵活方式推进国际公约的创制;司法困境的克服重在提高司法的有效性,清除当地救济障碍,消除国际社会偏见。“一带一路”建设势必开启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新里程,唯有多方略与多路径破解困境,才可进一步强化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治机制。

中国公民体育意识调查报告(2018)

为全面了解当前中国公民体育意识水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居住在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6058名18~69岁中国公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中国公民体育意识平均得分为60.83分,具备体育意识的公民仅占本次调查总体的19.69%,整体上还处于较低层次。(2)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自评健康状况等群体公民的体育意识水平参差不齐。在体育意识水平上,男性公民显著高于女性公民,18~29岁年龄段公民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公民;城镇居民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学历越高,公民体育意识越强;“国家机关干部”“大学生”“专业技术人员”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人群;月收入“2000元以上”者,随收入的增加公民体育意识水平逐步升高;自评健康状况越好,体育意识水平越高。(3)公民体育意识各维度、要素之间发展不平衡,呈现出“高认同、低认知、行为意愿滞后”的特点。

走向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逻辑--基于对中国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关系的考察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使公民社会在中国以有别于其他国家的路径和方式生成,同时也使传统以政党一元化社会整合模式逐渐向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转变。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青年化特征,使中国共青团在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中承担着重要使命,而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特性与共青团自身的优势,也为共青团担负起这一使命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中国共青团要将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并历史性地担负起这一使命,从而为党的可持续领导奠定青年基础,还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内在规律,不断推进自身的组织形态创新与发展。

非传统安全背景下的海外中国公民保护问题初探

海外中国公民的权利保护是中国和平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海外的中国公民接受所在国的属地管辖,其权益受到侵害后首先应寻求当地救济。而中国作为国籍国有权对其进行外交和领事保护。外交保护由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引起,其行使具有一定的条件。领事保护是外交使领馆协助本国公民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在非传统安全背景下,我国应进一步加强领事保护制度建设。加强海外中国公民的外交与领事保护是"外交为国"向"外交为民"转变的重要标志。

论中国公民海外权益保护权—以利比亚撤侨为视角

中国公民海外权益保护权是中国公民在海外依法享有的一项宪法基本权利,有自己独立的特征。党和国家一贯重视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正当权益,并不断加大保护力度,尤其体现在利比亚大撤侨的全过程中。保护海外中国公民权益,是我国国家性质、国家主权属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维护人权的法治精神的重要体现。当然,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中国公民双重国籍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现行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这在华侨和其他相关人士及知识界引起持续反对,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多次提案要求予以松动,但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一些准官方学者反对,问题至今没有进展。就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进行梳理与研究,以期对政府法律和政策制定者有参考价值。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中国公民安全风险评估与治理研究——以中国公民在东盟十国为例

近年来,我国公民在东盟十国已多次遭遇突发安全事件。加强海外公民及机构安全保护是我国政府践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外交政策的必然要求与重要举措。从应急管理四阶段进行研判梳理,结合脆弱性和抗灾能力两个方面对我国公民在东盟十国的公共安全风险进行评估能够得出一定的风险结论,值得参考。对此,政府部门和非政府主体等应共同发挥作用,从参与机制、信息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加强海外公民风险治理与安全保护。

对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历史考察及反思

作为实现法治现代化的一个必备条件 ,公民权利意识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长期以来 ,理论界多把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定位在“义务本位”上 ,并对此进行了许多检讨。本文拟在不纯粹批评的立场上 ,对形成今天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状况的原因进行历史的考察与反思 ,并从中西方权利观的粗略比较中阐释这样一种观点 :任何一个民族的法治现代化都不应以牺牲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传统为代价 ,只有将变革与传统有机结合 ,才能成功地完成这一进程。

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与领事保护

近几年,海外中国公民面对的各种安全威胁骤然增加,导致人身、财产等多方面的重大损失,对我国领事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外交部加强了领事保护工作的应急、磋商、协调、预警等机制建设,为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海外中国公民的急剧增加和安全形势的日趋复杂,我国领保机构还必须解决人员不足等问题,加强预警效果,以进一步提高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利益的能力与成效。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作用机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其必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而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回应效能使这一影响成为可能,二者互为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的组织化和舆论性的参与途径,改变了公民参与不均衡的状态,并引导公民理性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从而增强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而政府回应推动了日益壮大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其成为一股引导公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的正向有序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互补性政治生态和作用机理,使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双赢的理性选择。

海外中国公民领事保护立法初探

近年来海外中国公民人数激增,与此同时,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也日趋复杂多样。加强对海外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不仅是外交工作的重大职责,也是中国国力增强的体现。当前海外中国公民保护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完整统一的立法,2009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稿》)是我国进行领事保护立法的初步实践。该《意见稿》有其重要价值,也存在明显不足。顺应时代要求,更新外交观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健全海外中国公民领事保护立法是当前我国领事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

近十年中国公民精神海外研究评述

公民精神具有公民主体性和公共性两个特性,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是中国公民精神整个研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海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市场经济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为中国公民和公民精神的塑造提供了必要条件;儒家思想尽管与现代文化之间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其对现代公民精神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绝无裨益的;在教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中国公民精神呈现出逐步成长的趋势;国家主导下的中国公民法律权利和社会权利发展较快,而政治权利发展滞后,表现出与西方经典公民理论不同的特点;中国公民精神的未来走向,是扩大公民政治权利和培养世界公民意识。但是,海外研究存在着否定中国政治制度等问题。

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状况分析

近年来,海外中国公民遇险遇难事件不断发生,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本文对2001年1月1日—2005年6月30日期间发生的涉及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的事件做了统计,通过分析统计数据,总结出了中国公民在海外面临的安全威胁的种类、主要风险的排序、世界各地区及主要国家对于海外中国公民的相对安全程度,然后分析了海外中国公民安全面临威胁的原因,并就如何降低风险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中国外交的新重点——保护中国公民海外安全

随着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数量的增多,海外中国公民遇险遇难的事情时有发生。这给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工作重点,如何利用外交资源保护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到的主要风险,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外交为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安全所采取的新措施及利用外交资源保护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