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批判与史料扩展——《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的唐史取材与运用

《剑桥中国隋唐史》和《哈佛中国史·世界性的帝国:唐朝》是西方学界唐史研究的两部代表性通论著作。《剑桥中国隋唐史》主要处理传统官修史籍,运用“史料批判”的方法。表现在认清儒家思想在史籍修纂中的渗透作用,进而从具体的史实入手,采取不同的价值标准重新衡量;将其放入当时的历史语境观察,揭示出不同的面相。《哈佛中国史》体现了“史料扩展”的取向。“史料扩展”近年来发展出三种方法:考辨真伪,提取史实;弃置辨伪,讨论观念;重建语境,探究寓意。《哈佛中国史》的写作主要运用了前两种方法。

南京大学新中国史研究院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潮流与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中国学术界迫切需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承继好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时代命题。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研究渐趋活跃,逐渐走出了传统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研究范畴。在研究资料上,除了各地编纂的地方文史成果,近年来伴随着历史档案的数字化、规范化与市场化进程,一大批尘封已久的史料得以披露。

《企鹅一战中国史》中译本出版

《企鹅一战中国史》(The Penguin China Specials—First World War Series)是由英国汉学家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马克·奥尼尔(Mark O'Neill)、罗伯特·毕可思(Robert Bickers)、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吴芳思(Frances Wood)、安妮·韦查德(Anne Witchard)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讲述“一战”与中国的故事。

贝塚茂树的中国史研究

贝塚茂树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他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释读了大量甲骨文和金文文献,完善了中国学者提出的甲骨文断代法和金文编年法。他将“都市国家”作为主线和引领,比较全面地考述了商周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形态。他对《史记》《史通》等中国古代史学名著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对推动上述史学著作的研究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他以《中国的历史》为依托,同时充分借鉴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建构起了规模宏大、体系完备的中国通史。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务必重视新中国史学习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中国史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史内容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有100余篇。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2023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经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把新中国史学习教育作为重要内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中国史课程思政要素提炼与实施探究

高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基础的重要阵地。中国史学科方向课程应从历史线索、理论阐释、教学设计与课堂活动实践中,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线索及思政要素,以增强青年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树立牢固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日益受到关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五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领域已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实属跨学科研究。由于它的源起是对古代中国的研究,现实和未来的重点是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探讨,所以从宏观上考虑,仍拟将其放到历史科学的研究领域考察。尽管这门学科已从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心走到了边缘。新时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史学工作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有关的成果也越来越多,学术界人士都十分看好这一新的研究方向,认为是值得重视的史学趋势。笔者特对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中国史研究应有世界的眼光

随着新旧世纪交替的临近，在史学界悄然兴起一个新的“热点”，即为数不少的史学工作者将热切深邃的目光投向与世纪同行的２０世纪中国史学。人们希冀通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风风雨雨、荣辱沉浮、艰难曲折之发展历程的认真回顾与思考，以使中...

“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笔谈・上)

为进一步发挥中国史学科在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推动中国史一流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与全面提升,2022年8—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主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了“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线上系列讲座,由各成员讲授自己的最新成果与研究感悟,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系列讲座取得了较大的反响,为进一步总结讲座的成果,推动中国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经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同意,我们以笔谈和专题论文的形式,分两期刊发中国史评议组老师们的精彩讲座内容和最新研究。本期刊发的是荣新江、卜宪群、冯胜君、王日根、吴义雄、侯旭东、林文勋七位老师的笔谈以及郑炳林、王利华两位老师的专题论文。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

自 90年代以来 ,美国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理论界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 ,为探求对中国史的总体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随即 ,这一框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及逻辑话语也开始比较广泛地渗透进中国史领域。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导入这一理论工具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域 ,形成新的问题意识 ,进而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然而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

评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史观——对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思考

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史观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得到充分展示。列文森认为 :儒家思想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实质性变迁 ,只有在西方冲击造成传统断裂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发生 ;儒教从普世性价值变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乃至博物馆的陈列物 ,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基本图式 ;儒教和君主制之间张力链条在近代的断裂 ,是儒教衰亡的重要原因 ,伴随儒教衰亡的是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的冲突 ;被转换或被抛弃了的儒家传统 ,导致了反映中国思想变革结果的共产主义变体的产生。历史认识主体的凸显和思想史研究路向 ,是列文森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特色 ,他的近代中国史观深受欧美史学理论、现代化理论以及西方中国研究传统的影响 。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史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之路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作为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国史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迎来了新的改革契机。山西大学中国史课程体系在原有"人文基础理论平台课程+研究型课程+实践型课程"三结合体系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研究生对中西方传统经典原著的阅读和讨论,优化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特色的课程群。"走向田野与社会"体现了研究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理念,实现了人才培养由知识传授向方法传授、能力培养的转变。同时,将地方史的内容引入历史教学,能起到唤起研究生的记忆、体验与经验的作用,使研究生触摸历史、感受社会、思考生活。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方法

西方学者从事中国史的研究是在以下几个重要层面展开的;第一,不同的历史学家基于不同的观念所进行学术研究的目标和学术问题也是不同的。第二,在历史研究中,比较和对照的方法是提出问题,以及将研究结论提升到更具有普遍意义层面的重要途径。第三,对史料本身的文本批评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步骤。第四,西方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历史记录的不完整性、将当代的假设和思想置入历史时期的诱惑和危险、对中国丰富史料的熟悉程度等方面。第五,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研究意图和方法。最后,西方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的未来之路在于对两种相似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在分别针对专家学者和其他领域研究者以及普通读者三个层面上进行中国史的写作。

黄宗智中国史研究的特点析论

黄宗智作为当前美国中国学界一位影响力巨大的学者,其中国史研究洋溢着显著的特点:深刻的辩证反思;改造基础上的广泛借鉴;深入中国实际的研究;研究领域的转换;研究历史与理论建构相结合。

试析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开始到目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范式主要是带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开始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又有新的发展趋向,即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开始从人类文明史和和平学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暴行,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式的转移将有助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

中国史前水井的发现与研究

水井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水井产生之后，先民可以获得较为纯净和稳定的水源，不仅使生存条件得以改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先民摆脱依河湖而居的制限成为可能，从而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而水井作为一项重要的水利设施，运用于农业生产，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巨大推动力更是不言而喻的。

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

1988年秋,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中见到了水稻遗存。它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证据,也是现阶段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资料之一。毫无疑问,这里的发现对于稻作农业发生与发展的研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简要介绍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与经济生活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稻作农业的若干问题。一、彭头山文化的稻作农业与经济生活彭头山文化是近年新发现的一支新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发掘过的遗址有湖南澧县彭头山、湖北宜都城背溪、枝城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