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国宗教心理学从民国初期在教会内传播到改革开放后的起步,历经开端、停滞、起步三大时期。随着西方宗教心理学人物流派著作翻译不断拓展,中国宗教心理学相关理论梳理、研究日渐深化,并逐渐与国际接轨。该学科发展需要建立健全系统的学科体系,梳理中国哲学各大流派的宗教心理思想,持续"去宗教化"与"研究方法"探讨,多维度开展宗教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重视宗教心理测量研究,重视宗教在心理咨询中的作用,认清宗教心理学是宗教与科学对话的有效途径。

梁启超“著中国宗教史”的设想及其意义

梁启超尽管以善变著称于世,然而他对史学的热情和研究却终身不辍。进入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对文化问题的兴趣盎然,梁启超的史学研究转向文化史。于是,他开始构想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和宗教史。“著中国宗教史”的设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不仅展示了梁启超的宗教理念和诉求,而且流露出他对儒家、道家和墨家的判定。因此,这一设想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也将梁启超思想的民族性推向了极致。

当代中国宗教的类型及其价值引导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状况及其呈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可以把其归结为五种主要类型:信仰危机型;价值错位型;从众趋同型;心理求助型;国际渗透型。宗教并不能真正解决人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唤起信教群众重新回归现实生活的勇气,必须对他们的宗教信仰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引导的途径包括:文化心理的调适;正确理想信仰的确立;合理价值观的选择;人文关怀的重视;思想教育的加强。

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 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

本文通过杨庆堃教授对中国宗教极其卓越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来审视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氏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堪称现代经典的华丽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是社会学学者研究中国宗教的重要参考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相对于西方宗教的制度性,杨氏提出发散性宗教的概念,指出散开宗教的信仰和仪式有机会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模式整体的一部分,在散开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样的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杨氏是第一个从宽阔的社会学角度来证明中国宗教存在形式、合理性以及历史传统的华裔学者,对于其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古代中国宗教的基本精神

中国宗教的基本传统在于。古代中国宗教与原始宗教保持了连续性,由此,原始信仰或宗教中的一些基本元素都在以后的中国宗教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多神信仰和巫术崇拜。上述基本传统在道教、佛教和儒教中均有体现。其中道教的原始信仰品格最为典型。同时,道教与佛教的原始宗教精神还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功利主义特征和非理性特征。儒教由于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因此也难免原始宗教中的一些陋习,但儒家的无神论色彩和对巫术的斥逐都具有矫正作用。道教和佛教也有与原始或早期宗教不同的部分,这是指其中的伦理内容,具体说是与善恶和惩戒观念相关的内容。但道教和佛教都受到巫术性质和功利主义特征的深刻影响,而佛教还包括精英与大众双重性的困惑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共同体疲弱的深刻原因,这就直接削弱了其伦理性质。对儒教而言,汉代以后善恶二元论逐渐得到确立,并且受佛教影响。宋代以后以家族或宗族这一共同体为基础的惩戒观念与体系也获得建立,这些都担保了儒教伦理成为真正可能。与道教和佛教相比,儒教真正成为一个伦理型宗教。

“镜花水月”与“天地不能久”:李安的中国宗教精神对《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重塑

英语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通过对一系列西方宗教和文学经典的互文性借用,既模仿了后者的主题、情节与结构,又继承了其隐含的对具体神灵信仰的质疑和难以超脱的精神迷惘,这也使小说中人虎共存与食人独生两个故事存在难以调和的尖锐对立。李安将自身对中国传统的道家与佛教的信仰作为底色融入他对小说的理解和电影艺术的再创作中;这一中国宗教虚空精神在电影中的无形融入,将主人公对具体神灵的信仰与困惑导向对更高意义的伟大性的感悟,并借此获取心灵的慰藉与救赎。这一顿悟的产生又微妙地调和并重塑着原作中存在根本对立的两个主题,使之在电影的中国意境中得以升华并融为一体。

儒家思想与中国宗教的独特性——牟钟鉴先生访问

一、冯友兰先生和任继愈先生 干春松（以下简称“干”）：我记得您就是冯友兰先生的学生吧？您在中国哲学和中国宗教研究领域均有很大的建树，与你长期跟随冯友兰先生、任继愈先生等前辈学习有很大的关系吧？

“社团”与“法人”的双重建构——当代中国宗教政策与管理制度改革路线图

中国宗教管理制度的管理对象,主要是对具有组织特征的宗教信仰方式的制度化管理;而中国宗教管理制度的改革,无疑是宗教管理的去政治化,以及从行政管理转变为社会民政管理、公共管理,以此作为宗教管理制度改革层面最主要的切入点。为此,当下切实可行的宗教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就是,真正做到依法管理,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推进宗教事务的"社会化管理"或"社会治理",这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宗教政策及宗教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唯有宗教管理方式与宗教信仰的实践方式能够去政治化并呈现为社会化的管理形式,宗教管理制度的法治化才有可能。这也是宗教管理的主要症结所在。因此,讨论中国宗教管理问题,既要梳理宗教政策的意识形态来源,也要理清宗教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既要强调信仰差异不等于政治对立的政策背景,更要主张法治基础上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平等。

《中国宗教文学史》导论

编撰《中国宗教文学史》必须从宗教实践的角度界定其论述对象、文学经典,必须从文体学的立场探索其功能并建构宗教诗学。这样的文学史,其影响力不仅仅在文学领域,更可能在宗教和文化领域。

中国宗教:巫术与伦理或理性的对立和共存

中国的宗教属于巫术与伦理并存的宗教形态或类型。一方面,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与思想的精英基于理性的性质和要求,巫术被认为是一种愚昧和有害的现象而受到排斥或挤压;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宗教本身并未接受革命的洗礼,巫术又自然而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与理性包括伦理平起平坐。同时,即使是儒家伦理与理性与巫术也始终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巫术所特有的迷信或神秘倾向为儒家的伦理诉求与理性精神所不容,因此巫术必然会受到来自儒家知识或精神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的双重打压,在这里,儒家显示了和亚伯拉罕宗教相似的高贵品格;但另一方面,儒家系统本身却不能保持宗教信仰上的独立性,其不仅不能全然清除巫术,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或继承着巫术传统,特别是制度层面,更在暗中保持着与巫术的亲昵关系,历朝历代概莫能外。

封建国家祀典的形成及其对古代中国宗教活动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宗教活动,在佛教没有传入和道教还未兴起之前是很单纯的,“祭祖祀神”四个字就概括了它的全部内容。不过,在当时它不仅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国事活动。

关于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

中国宗教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极其广泛和深刻。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体制下,儒、佛、道(道家和道教)形成支撑思想、文化发展的三大支柱,因而更加强化了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宗教与文学二者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推动,情形十分复杂,包括积极的、消极的方面;宗教作用于文人生活、思想、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以及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等等诸多层面,成果极其丰硕,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深入探讨中国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对于宗教史、文学史与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大意义。

当代中国宗教社会性研究视野中的“信仰社群”

从宗教社会学的视野可以进一步推动对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认识。首先,对当前宗教学术研究中的宗教实践技术、菩萨公民、群像研究等概念进行梳理,进而提出"信仰社群"概念。其次,以河北"生活禅"、云南"佛光之家"、四川"遂宁月香会"等不同"信仰社群"为代表,彰显蓬勃发展的当代宗教组织的历史传承与发展情况。再次,以"信仰社群"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对以上三个案例展开具体的分析,从而对"信仰社群"的实践情况进行简单的社会学探索。最后,从信仰方式形成的角度对"信仰社群"的研究意义做出延伸概括。

多元通和、经典互读与中国宗教间对话

宗教对话模式研究对构建和谐宗教关系意义重大。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具有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民间性和正统性互补、民族性和开放性统一、通和性与多样性共存、连续性与阶段性并显的特征。互读、互释或互用宗教经典是多元通和的重要的途径。学习互通、和谐共处是中国宗教关系的独特经验,对世界宗教关系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宗教文学史研究(专题讨论)

主持人语：中国宗教文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这个不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宗教与文学＂这个层面上,中国宗教文学自身的演变轨迹和本质特征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呈现,中国宗教文学文献的整理甚至还处在起步阶段。这其中固然有社会、政治、文化、文学等层面的原因,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宗教文学研究没有建立起自身的理论话语,甚至连＂宗教文学＂、

“本觉”逻辑:中国宗教共时态

“本觉”逻辑是中国宗教哲学的主导范式(心性学)的本质架构和理念预设,是儒佛道哲学的“公共模型”,儒佛道哲学的发展史因此呈现为“本觉逻辑”共时态建构史。孟子“良知本心说”及《大乘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论”是“本觉”逻辑的典范理论。在现代性视域中,“本觉”逻辑被持续重建,并在观念生态学意义上由古典样态向现代样态转变:它一方面被改造为激进的现代性“革命”话语,另一方面则酿就了“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下的“反转式”现代中国宗教哲学。

不同语境下的宗教公共性及其对当代中国宗教之意义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中国宗教学应加强宗教实践技术的研究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宗教研究从起步到繁荣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一些长期困惑学人的根本性问题仍未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回答类似问题,需要加强宗教实践技术的研究。宗教实践技术包括仪式技术、营造技术、时间技术、叙事技术、记忆技术、关爱技术、组织技术种种。加强宗教实践技术的研究既是宗教本身给定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中国建立和谐多元社会的现实要求。

思考中国宗教本质问题的若干视角

中国宗教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国内外学术与思想界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看法常常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如果我们细加留意的话,仍能发现一些代表性观点之间有着关联之处。本文打算选取四个比较基本的学说或理论角度以及各自的代表者,通过他们来看一下能否勾勒出中国宗教的基本轮廓。这些代表性理论、人物及观点主要有:(1)以卡尔.雅斯贝斯为代表的研究:从历史哲学的视角看精神运动的轴心或定型意义;(2)以麦克斯.缪勒、汉斯.昆、秦家懿等为代表的研究:从比较宗教学或宗教类型的视角看中国宗教;(3)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研究:从宗教社会学或宗教性格的视角看中国宗教;(4)以张光直为代表的研究:从人类学或宗教发展的视角看中国宗教。这之中,雅斯贝斯的轴心理论为我们展示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精神过程对于人类未来的精神史而言具有某种定型的意义。麦克斯.缪勒、马克斯.韦伯以及汉斯.昆、秦家懿等人的研究有可能使我们对中国宗教类型、形态、特征、性格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或判断,而且其最终指向的不是哲学层面,而是巫术方向。而这样一种判断同样可以在张光直的中国、东方乃至人类普遍法则的连续性进程理论中找到合理的逻辑依据。

西方宗教视野中的中国宗教——严复的一个考察

严复对中西宗教所展开的考察涉及宗教起源、中国有无宗教、儒学能否看成宗教、宗教与政治关系、宗教与学术关系、宗教教化理念和结果等方面。严复关于中西宗教异同优劣的比较研究,对于如何把握宗教定义、怎样理解儒学是宗教、什么是完善的宗教、中国宗教改革之方向、宗教比较研究中应注意的困难等重大问题,皆有启拔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