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投资壁垒、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G20国家的经验证据

以限制性投资政策为特征的东道国投资壁垒正重塑中国ODI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探究了投资壁垒、制度质量及其交互效应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对G20国家2003-2020年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发现:第一,东道国投资壁垒对中国ODI起到了显著的遏制作用;第二,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DI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国家异质性,发展中国家呈现出显著的制度质量规避特征,发达国家呈现出制度质量偏好特征;第三,发达国家东道国高质量的治理水平弱化了投资壁垒对中国ODI的抑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对华贸易依存度对投资壁垒起着积极的调节作用。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及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103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对其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情况进行分析,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全球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但不同类型国家投资便利化指数的动态演进差异性较大,非“一带一路”国家和OECD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更高,但其特征分化也更明显;投资便利化指数存在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而空间因素能够加快收敛速度。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不仅显著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而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营商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金融服务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次之。本文揭示的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的时空特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探析

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面临着一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这使得对新形势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进行研究变得尤为重要。本文介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发展趋势基础上,量化分析新形势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与挑战,进而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问题,最后提出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建议和对策。

东道国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效是中国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合作的重要举措。选取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偏好以及沿线国家债务风险等问题。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具有偏好不确定性和政治风险而规避金融风险的特征;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动因强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偏好;国家治理环境和金融监管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偏好有异质性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沿线国家债务风险,优化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可以强化“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风险的削减作用。研究结论为新形势下防范化解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非洲工业化的影响

工业化是非洲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基于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非洲工业化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2003—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51个非洲国家工业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非洲国家工业化。机制检验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激发东道国自主创新提升非洲工业化;东道国外债规模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非洲工业化的路径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非洲工业化的经济增长,对非洲工业化的环境可持续性呈现倒“U”型影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非洲工业化。基于此,本文从加大关键领域投资力度、增强东道国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东道国外债规模管理、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合作的角度、提出多方面建议,以期望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非洲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规模领先 领域多元 合作共赢 多部门解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态势

《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日前发布。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在9月25日举行的专题发布会上解读相关情况,回应外界关切。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张力介绍,今年是商务部颁布实施现行《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十周年。10年来中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对外投资总量规模已位居世界前三,国别行业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对外投资规模继续保持世界前列,流量、存量均位列全球第三--“2023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2%、跨境并购规模为过去十年最低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8.7%,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张力说。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9月24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综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构成、附表等六部分,全面反映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投资规模继续保持世界前列。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72.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7%,占全球份额的11.4%,较上年提升0.5个百分点,连续12年列全球前三,连续八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2023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96万亿美元,连续七年排名全球前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生产要素补缺效应、投资收益效应、边际产业转移效应和出口规模扩大效应来促进国内投资增加,本文根据1985～2008年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及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度数据,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等方法,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度量。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研究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选取75个东道国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流入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外投资风险较大。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呈显著负相关,符合邓宁、韦尔斯等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出口是投资的先导,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遵循从出口到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及其特征

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微观层面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中主动性较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形成过程,其变迁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当前中国亟需建立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生态多样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以2007～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金融生态多样性数据为样本,编制国家金融生态多样性指数,测度"一带一路"国家金融生态多样性水平,并基于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生态多样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金融资源获取度和金融稳定性对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贡献最大;各国的金融生态多样性存在差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容易流向"一带一路"沿线金融生态更丰富的欧洲国家。

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主权债务危机自二战结束至今第一次在发达国家群体内成规模地爆发,这将如何影响该地区内正处于迅速上升期的中国直接投资?不同类型的我国境外企业是否受到不同程度和性质的影响?本文针对联结主权违约风险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的缺失、尝试提出二者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并在研究我国对发达地区直接投资现状与特点的基础上,厘清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多重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本文探究了市场因素和资源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市场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占主导作用。资源因素也会对其区位选择产生一定影响,劳动力资源禀赋越高,东道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大。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能源资源禀赋都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第三国效应"并不存在,相反,邻国与东道国市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不同区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追求市场与资源;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追求市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风险与安全对策——以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为视域

近年来,主权债务危机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在发达国家群体内成规模地爆发。其通过东道国政府间接征用和市场需求萎缩、银行业危机等新渠道影响该地区内正处于迅速上升期的中国直接投资,给我国企业带来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外部环境。文章在分析我国在发达地区直接投资现状与特点及建立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与国际直接投资相互作用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具体讨论源于我国不同投资者、以不同模式进入发达国家不同行业的直接投资受到的不同程度与性质的影响,并对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开展直接投资活动提出相关建议。

新常态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事实、大逻辑与理论启示

当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现有研究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并不如意,一个重要的局限性在于脱离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发展特征。中等收入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动机、投资方向、投资领域等,必须契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理论诉求,它启示了中等收入新发展经济学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探索方向。

东道国经济、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亚洲主要国家(地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因素纳入到传统经济因素框架下,采用1995—2013年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直接投资数据,考察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发现,无论是传统经济因素还是制度因素对跨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均产生影响,而制度因素在决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方面呈现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和复杂的特点。根据对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群体的实证分析,笔者发现中国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呈现明显的动态特征。

浅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综合国际竞争优势的构成

由于中国目前企业规模偏小、集中度低、实力较弱,且中国跨国企业的微观竞争力落后于宏观竞争力,所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凭借的应该是综合国际竞争优势,即整体优势。这种综合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是以企业为核心,在企业国际竞争优势、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宏观国际竞争优势这三种内在力量的作用下,使投资主体发展壮大、国际竞争力增强的过程。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促进投资便利化,拓展投资领域,加强投资安全保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行动目标。以2005—2019年124个"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签约国为样本,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在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及其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制度质量东道国的中国OFDI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该倡议能够通过个别举措对流入低制度质量东道国的中国OFDI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整体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制度因素可能并非中国OFDI考虑的主要因素;"一带一路"倡议在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但该调节效应仅存在于低制度质量东道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主要通过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产业合作等机制实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Malmquist指数和我国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4-2011年我国行业的面板数据，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的方法测算中国八大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GMM方法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传导的国际研发存量和我国的研发存量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对这8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便了解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国内各相关行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途径传导的国外逆向技术有一定的溢出效应，但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在国内研发和其他方面的投入跨越一定的门槛值后，才能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VC分工水平了吗——沿线44个国家的动态面板实证检验

在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下,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水平在各方力量的影响下不断重塑,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参与国,具有追求经济收益和经济增长迫切需求,而对外直接投资是GVC分工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对沿线经济体产业分工的影响效应,对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践行其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初衷具有重要意义。以“一带一路”沿线44个经济体为研究样本,利用两步SYS-GMM模型探析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可以从增加资本存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四个渠道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VC分工水平,但是受中国和沿线国家产业发展水平、投资类型以及“倡议”推行时间所限,提升技术水平尚未成为其机制之一。因此,在与沿线国家产业协作中,要因地制宜,相机抉择地调整投资对象与内容,积极引导GVC分工的互补合作,保持长效投资与长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