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东山村遗址 以考古学家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题词为线

东山村遗址位于江苏张家港市区西约18公里的金港镇东山村,北濒长江,距江边只有2公里;西边紧临香山,遗址即坐落在香山东脊向东延伸的缓坡上。遗址1989年发现,1989-1990年苏州博物馆进行了两次小规模发掘,2008、2009年南京博物院联合张家港市博物馆等单位又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

君子与公民:寻找中国文明脉络中的秩序主体

君子与公民分别是古今、中西政治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者与捍卫者。从文明复兴的意义讲,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化的复兴;从文明现代化的意义讲,离不开以公民为主体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但是源于法理本位的公民和源于伦理本位的君子,分别基于公私领域二分理念和基于天人关系一体理想,分别强调权利自由和尚德修身,属于不同的历史话语和现代话语,二者存在巨大的差异。那么,儒家的现代性转化和现代公民的建构之间能否搭建起一座桥梁,使之在文明与传统的维度接榫契合,或者存在什么障碍？究竟怎样看待君子理念对于当代社会的作用,在现代公民养成的过程中又如何借鉴传统智慧、趋利避害？2015年4月17日上午,岭南弘道书院关于“君子与公民”的对谈在广州的万木草堂如期举行。当天,万木草堂清风送爽,群贤毕至,参与对谈的嘉宾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忠华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郭台辉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王苍龙。围绕上述问题,四位学者根据自身的研究展开交锋与对话,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观点：其一,君子即公民,比西方既定角色更好的公民,是构建公共秩序和治理社会政治的理想群体;其二,君子与公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构建二者的关系需要考虑理性与伦理、权利与美德、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动态平衡,任何偏废都会导致理论的偏激和现实的可笑;其三,君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关键概念与角色,而现在讨论的公民无论在观念上还是事实上都来自西方世界,这种跨越时空的比较意义不大,必须以西释西,以中释中,以古释古,以今释今,惟有尊重传统才能展望美好未来。其四,探讨中国传统的君子与西方意义上的公民,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比较上,而应该采取动态视角考察“君子行动”和“公民行动”,以此发现二者的关联与差异,同时将二者的重构与融合纳入现代性反思条件中。毕竟,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和君子的道德伦理与自我修养追求都是塑造新型人类主体所必需的。

从“两条主线论”考察中国文明进程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审视 ,在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 ,除了存在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条主线外 ,还存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主线。本文以中国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为例证 ,初步论证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条主线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中国文明发展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因此 ,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公平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

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中国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中原文化具有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在龙山时代后期,中原龙山文化已经构成当时中国境内诸文化的核心,成为推动中国境内各种文化交汇激荡的摇篮,直接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史前重大战争都来自中原地区部族的发展与扩张,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可能是通过战争形成了它强大的发展态势和中心地位,从而直接确立了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中心地位,使中原文化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主导力量。城邑、文字、青铜器等中国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的文化演进过程中,成为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重要标志。龙山时代晚期发生的洪水侵袭及“大禹治水”的历史事件,不仅解决了当时面临的水灾问题,而且加速了各部族间的联盟与融合,强化了中原集团的领导地位。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均以这里为中心腹地,由此也可知中原文化直接推动了中国文明的最后形成。

中国文明起源的辽西个案观察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途径,从居处形态上说,是由村落到都邑,中国传统的早期国家是植根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文明;从组织形态上说,是由部落到国家,陶寺遗址是中国国家文明形成的重要物化表征;从观念形态的发展上说,是由祭祀到礼制,实际上礼制就是中国古代的国家宗教,祭祀制度与政治制度互为一体是其根本特点。中国古代礼制传统定型于三代之际,但是追根溯源,还应与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和红山诸文化有着一定的内在渊源关系。距今8 000年以前,较早地出现于辽西一带的北方旱地粟作农业、环壕聚落和早期礼制因素之于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文化发生学意义。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最近一些年来,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形成了新的学术热点,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论著,提出了丰富的见解和思想。但是,距离这一问题令人满意的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相当广阔的探索空间。事实上,文明起源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要把这项意义重大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须对其理论方法论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探索,以便尽快形成一套能够指导该领域研究的、符合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历史过程的科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为此,本刊特发起这样一场讨论,以笔谈的形式,发表学界对该问题的看法与思考。笔谈文章不要求旁征博引,只要有一束思想的火花,都可以在此绽放,热忱欢迎学界友人不吝赐稿。

世界体系与中国文明复兴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历史语境推动了四次大的文明复兴运动,其中中国文明的复兴是极为重要而独特的。中国文明是人文文明,其基本特征是以辩证理性为指导,与多元文明相融合的创新精神。中国文明的复兴将对世界产生重要作用。

汤因比晚年对中国文明的反思

汤因比早年与晚年的中国文明观大相径庭。早年他在《历史研究》中得出了中国文明已经僵化走向死亡的论断,而在晚年变为对中华文明极度赞誉。汤因比晚年改变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源于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主要表现在为对以西方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全球性困境问题的真切痛思。汤因比晚年中国文明观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他认为中国文明有利于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主要表现在:中国模式对"世界国家"的建立,儒家思想对新政治哲学观的确立,佛道思想对当前生态问题的解决。

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根据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成果, 可以将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上个世纪 20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到 80年代中期, 是中国文明形成研究的准备阶段。1985年 7月正式出版的夏鼐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 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 使中国文明形成研究进入新阶段。目前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对文明和文化概念的认识, 已基本取得共识, 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这个问题上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取得一致, 在史前城址、早期宫殿和坛庙遗址、贫富分化以及象征政治权力的礼器等方面的研究, 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今后应该加大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 在田野考古工作中要注意改进早期城市田野考古的方法, 对早期宗庙遗址的发掘要慎重, 要充分注意到考古学的局限性, 避免发生常识性概念不清和逻辑推理混乱的错误。同时由于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风浮躁, 在考古学界也有急功近利、不务实际等表现, 都危害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建设。

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黄帝华胥文化类型问题研究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集体记忆,始于古代中国人对于黄帝、华胥的礼赞。考察和分析黄帝文化和华胥文化的性质、类型、演变及其与中国上古历史的关系,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考古实证法进行相关研究,不断汲取新的科学成果,逐步滤清神话传说中的虚妄成分,可以得出基本结论:黄帝部族和华胥部族分别生息、发展于姬水流域、灞水流域;相互缔结部族对偶婚姻,是两者融和而成为共同文化体的标志。

中国模式与中国文明

中国模式问题讨论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又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其中既有"中国模式将会改变世界"、"当中国统治世界"如此"中国震撼"式的宏论,也有断言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而非文明的崛起的观点。面对众说纷纭的世界的中国观,重新认识与发现中国,已经不只是从经济数量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模式与发展道路,而是上升到文化、文明与精神诸层面来说明中国的当代巨变。因为文明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而文化则构成了文明社会的精髓,也是构成发展模式的核心所在。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富强的崛起,更不简单地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背后除了中国古老传统文明的资源,还融摄了现代人类诸多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其中更有马克思的伟大理想。而这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支撑中国模式背后的"中国现代文明"。

先秦时期中国文明的特色及其与世界的文化交流

中国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留下了独特烙印,如各种神话传说、彩陶、西部的游牧旅行者以及丝绸贸易。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就已处于萌芽阶段。早期文化交流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成为中国及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

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

中国和古巴比伦、埃及、印度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是,中国的文明史,有历史文献明确记载又被考古资料印证的约自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代始,算起来距今仅有三千六百多年的历史。约在公元前二十二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夏代,是我国早期的奴隶制国家,中国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向无疑义。但因为没有真实可信的历史文献记载,而且考古学又没有发现夏代的历史文献和文字,所以夏代往往被看作是传说时代。有鉴于此,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更是历史学和考古学家必需探讨的最重要课题之一。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于1983年到日本讲学时,曾专题谈论这个问题,讲稿后来被日本整理成书。他在书中指出:“我们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

论中国文明进程中的潜文化形态

在中国文明进程中,"潜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原型",充当了沟通人们心态和行为的特殊角色,传达着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正是这些突显华夏民族心理特征的潜文化意象,成为塑造中国人的思想空间、人格行为与伦理典范的不尽源泉。

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唐尧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中心

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而陶寺遗址古城址的发现把人们的眼光又引向了山西的西南部。位于临汾盆地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主人的归属的确定,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者根据二十多年来陶寺考古所取得的成果,结合古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得出了陶寺文化与唐尧文化两者之间具有多重吻合性的认识。

炎黄时代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发展形成的共识。中国古代文献记述中的炎黄时代的各种事物与事件,大都属人文肇始至中国国家形成时期。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结合文献记载,神农氏与炎帝分属两个历史时期。炎帝时期(狭义的炎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时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黄帝时代(五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时期,可以分为黄帝时期、颛顼帝喾时期、唐尧虞舜时期早中晚三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形成时期中的三个阶段。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先是小区域内没有"王权"的"古国文明",而后是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具有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红山文明""良渚文明""陶寺文明"分别是中国文明形成三个过程的代表。

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的中国认知——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为中心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描述了一个有势力的"民众之中国",即民主主义思想发达、家族主义强大、社会事业广泛。但若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孔子教"的话语脉络中时,却映射出宇野哲人对孔子"尊王主义"思想的盛赞与对孟子"民主主义"学说的贬抑。而从近世日本儒学自身演变的长时段视角进行回视,该观点还凸显出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皇体孔用"的思想范式。

从良渚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

从良渚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林华东在中国古代文献或方志中，商周之前的浙江往往被斥为荒服化外之地，好象当中原地区进人文明时代之时，这里仍然还处在“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１９３６年原西湖博物馆施听更先生在今日浙江余杭市良清镇附近发掘了著名的良清文化遗址，从...

对史前人类生活的考古哲学反思——兼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解释模式

本文从考古哲学的角度讨论了进化论对史前人类生活研究的积极作用。第一二部分介绍了新考古学和进化人类学的新进展,第三部分说明了这些新的思想和解释模式对于研究史前人类生活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积极意义。

“文明”源于“野蛮”——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可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发展阶段。所谓文明是指在原始公社废墟上建立国家政权而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进程。研究文明的起源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头等重要的课题。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而由于历史文献匮乏,商代以前的社会状貌尚蒙上一厚层神秘莫测的灰尘,中国文明之源更深藏于历史迷宫之中。近几十年来,由于田野考古大规模开展,发现大量的历史遗迹遗物,获得丰富的考古资料,不仅使夏文化研究有重大进展,还获得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重要线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中国文明起源重新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这是可喜的现象。这些新的学术观点,可能还不够完善,论据还不那么充足,但决非荒谬。令人遗憾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