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中国文艺社

1930年,中国文艺社诞生于南京。'七·七'事变前,社团主要目的在于推广不同于左翼之文艺。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文艺社致力于团结作家携手抗敌,战火中几经风雨,直至抗战胜利。耕耘文坛十五载,中国文艺社创办了《文艺月刊》,牵头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团结了大量文艺工作者,可谓成绩不俗。然而,由于其官方背景之影响,目前学界关于中国文艺社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关于中国文艺社

陈宛茵《蒋碧薇谈攒私房钱》一文结束时说:"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文艺社遂无形解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个国民党官方办的文艺沙龙在重庆曾经重新开张,于1939年、1940年、1941年三年之间有所活动。虽然经费不成问题,但情况却十分悲惨。因为重庆是大后方文学艺术界人才最集中的地方,而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则团结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作家,办得轰轰烈烈,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张天翼等也基本上住在协会里,

武汉抗战文艺活动记事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抗日战争第一阶段“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在当时全国抗日文化运动中心的武汉,文艺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武汉抗战文艺活动是抗战文艺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

关于抗战文学的思考

一、抗战给了文学些什么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生死存亡的大决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战火的延长,旧日的一切,均改变了。抗战的烈火毁灭了人民,也锻炼了人民。

新文学的“古典化”——沈紫曼与三十年代的南京文坛

沈祖棻在三十年代的南京曾以“紫曼”的笔名写作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显示着强烈的“古典化”的特征,这也是此时期南京新文坛的普遍特征。在文学观念上,“古典化”意味着新文学被转化为自律领域,进而与其文学革命时期的政治向度分离;在创作方法上,“古典化”将模仿当作首要创作技法;反映在文本风格上,“古典化”表现为文体与辞藻的新旧杂糅。“古典化”显著不同于文学革命时期关于文学政治性、原创性和素朴风格的想象,却是三十年代新文学普遍存在的一种趋势,并深刻影响了此后新文学的实践。

关于《华威先生》所引起的论争

一九三八年,张天翼同志的《华威先生》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及香港等地的文艺界,曾发生过由这篇小说引起的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论争。这场中国抗战文学史上规模较大、持续较久、意义深远的论争,在解放后三十年来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均有所评述。但是,不容讳言,这些评述大都有失实之处,大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对这场论争开展的过程、论争的主要内容、论争的重大意义以及这场论争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后进步文艺界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必要重新探讨。

《华威先生》异议两则

《华威先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国民党“抗战官僚”形象。小说在《文艺阵地》创刊号发表后,即引起了国统区及香港等地文艺界的一场论争。同年十一月,日本《改造》杂志译载了这篇作品。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活动纪略(上)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主持“文协”工作,并写了大量作品,为抗战文艺,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他的全部精神和力量”。清理老舍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活动和创作活动,对进一步研究他的生活和思想是必要的,对加深抗战文艺的认识也具有一定意义。《纪略》的编写,旨在提供这些方面的情况,以供参考。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涉猎面窄,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应当重视和加强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

打倒“四人帮”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停顿了十年之久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正在逐步地开展起来。提高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水平,进一步开展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即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如实地估计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的状况,认真地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在此基础上更快更有效地开展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本文想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老舍致徐霞村两笺考述

老舍在“文协”任职期间,为国统区的文艺界和作家们做了不少工作,可惜这方面的史料介绍得还不多,这里披露他写给徐霞村的两纸便笺,便是这段时期的一项史料。原信不长,抄录如下:

关于“民族文学”——一个备忘的提纲

对国统区文学过程进行宏观分析,清理一下“民族文学”(或“民族主义文学”),应该是必要的。它是文学客观过程的一个侧面。 “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鲁迅这里谈的是三十年代的“民族文学”,但从这段话也许也可以合理地引出以下结论:革命文学存在,“得天下”者是不会放下剿灭革命文学的文学武器的,“民族文学”因此也将存在。

胡绍轩先生答问录

胡绍轩简介:“胡绍轩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坛著名作家、剧作家。1911年生于湖北大冶县,青少年时代即酷爱戏剧艺术。抗战军兴,即展纸挥毫写抗日戏剧参加斗争。后在武汉与友人合作创办“武汉文艺社”;主编《文艺》月刊和《文艺战线》旬刊;同时以其出色的戏剧创作蜚声文坛。

历史考辨的“诗学”意义——评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

中国学术一直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而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也都是以"文学史"为基本框架,可以说,"历史"不仅构成了文学学科合法的研究对象,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当然,与历史学科相比,文学学科对"历史"的观照有自身的独特性: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在探赜索隐中发现"历史的真实",还要求他们为这"真实的历史"赋予"诗学"的意义。

多重身份的叠加与内抗:张道藩文艺思想的复杂性解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作为政治、政党与文学实践者之身份交集的个案委实不多,而张道藩至少应是其中之一。作为欧陆海归、文化精英的张道藩,与作为民国政府之文化官员、身体力行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文艺路线的张道藩,其文艺思想在个体成长的时间之轴上存在明显差异。探析这些差异背后的身份逻辑,似乎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作者的社会身份在文艺活动中的呈现、建构和演化规律,也有助于在宏观和微观的对接中,启示文艺创作者如何方向性地调适自身的社会身份,以更好地适应社会本身的变迁。

要保持“真”的特点

编辑同志: 见2002年第1期《世纪》所刊《蒋碧薇谈攒私房钱》一文,提及"1935年左右成立于南京的‘中国文艺社’"是国民党官方举办的,"目的不外是藉此结纳文艺界知名人士,以便和人才云集的延安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