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主义与草创期中国文论建构

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为价值鹄的,笃信科学万能,推行学科归约逻辑,取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域限,将实验归纳和进化方法提升为研究诸学之“息壤”。草创期中国文论在价值论、学科论、方法论等方面的建构上深受科学主义影响,形成其以自然科学价值取代文论特殊价值,将文论归入自然科学范畴,将实证、归纳、进化术提升为文论普遍方法等特征。科学主义在推动草创期中国文论知识体系细化、文学分门别类研究、扬弃整体直观的印象式浑言立论而导向深入细致的析言研究等方面有其积极意义。但它在为草创期中国文论提供学科建构理念、发掘学术增长点之余,也给此后中国文论的建构和发展留下了至今依然未能完全超越的学科之踵。

因书立功:中国文论的范式观念

作为一个科学哲学领域的西来概念,“范式”(paradigm)已被中国文论学界所普遍接受。实际上,中国文论自有一种潜在的“因书立功”范式观念,它植根于本土的语言与学术传统,并呈现出与“paradigm”相异的理论特色。“因书立功”范式观念的知识学背景是经史子集的四部知识体系:经部孕育了范式观念的源头,子部和史部的学案体、目录体提供了范式结构的参照,集部诗文评则是文论范式的直接呈现。“因书立功”范式观念的理论核心是以经典为中心,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是中国文论范式的主轴,而新典籍的经典化又赋予经典序列以开放性。“因书立功”范式观念的作用方式是兼性阐释,“博雅君子”的阐释主体、“兼解俱通”的阐释方法和“兼以易别”的阐释目的,使中国文论经典得以长久地在文论史上发挥功用。通过对中国文论范式观念的考察,我们得以为中国文论范式研究寻找到本土化的学术根柢和坚固扎实的学理依据。

“反”与“通”: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何以可能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文论如何古今贯通、中西互鉴,如何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进而形成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下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选题和方向。基于文化研究和关键词研究方法,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可以从“反”与“通”的角度凸显自身的学术贡献和应用价值。中国文论历史流变的三个“元”关键——人学视域、反者道动、意在言外为其当下建设提供了通晓、通变与通达的学理基础。通过将学术精神和工具理性结合,将人文精神和学术伦理结合,中国文论可以在回答现实世界是什么,学者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当下应该做什么等中国实践性问题方面提出传统坚守、文明转化、理论通达、方法转向、中外互鉴等方面的可能路向。

中国文论关键词“体”的文字学考察

作为中国文论的关键词,“体”经历了从显性到隐性、从具象到抽象的蜕变,不仅是对生命存在的整体通观,更涉及到复杂的汉字文化渊源和表义模式,尤其在文论发生期规定了文体思想的视野和方向:分析“体”与“豊”的古文字字形,发现有“骨豊相依”“月豊相傍”“身豊相从”“亻豊相合”及“由豊而立”五种依据;借助“豊”及其文化记忆的变迁进行考察,可探得“礼”之话语权力与“体”之等级秩序的意义来源;将“体”置入“人、身、物”的框架中,可再现其从文化观念到文论观念的转换过程。从形、声、义层面推求“体”的本和根,有助于重审“文体”与礼仪、政治、制度等主题之间的关联,考察“辞尚体要”“文本于经”“文各有体”“体制为先”等文论命题的语义根源。

文化诗学:建构中国文论自主话语体系之一途

进入21世纪以来,建构中国文论自主话语体系成了学界的热点问题,讨论者众,但真正提出并建构中国文论自主体系者寡,蒋述卓教授提出并践行的文化诗学思想可谓其中佼佼者。蒋述卓的文化诗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特性,从研究视角而言,兼顾文化视野和审美特质;从精神气度而言,具有人文精神和实践品质。虽然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论体系尚未完备,但文化诗学批评沟通文本内外,立足中国文学创作实践,面向中国文学和诗学的未来,有了相对成熟的阐释方法,并在实践中作出了出色的成就,批评的有效性已经凸显。也正是理论体系的不完备与实践层面的卓越成果之间的反差,让我们看见了文化诗学乐观的未来。

“中国文论的新契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24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4年3月15-18日,“中国文论的新契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24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顺利召开。本届大会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主办,武汉大学文学院承办,遵义师范学院、乐山师范学院、赣南师范大学协办。来自140余所高等院校、科研和出版机构的27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共提交论文近240篇。

历史地看待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文论话语体系是文论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具体体现,它具有共同性和独特性、稳定性和变异性。百年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变化,同百年文学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其变化的动力在于各种文论话语的对话和融合。新时期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探索和建构,进入了新的阶段,积累了新的经验,取得了新的进展。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面向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实践,实现中西文论的对话与交融,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文论研究的关键词进路

关键词研究以探询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等语词所承载的历史语义和文化语境为旨趣。与既有的哲学或美学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研究范式有所不同,文论关键词研究于概念的本质属性之外,还留意词语的边缘意涵;为突破术语的单一学科限制,而面向词语所根植的整体文化;由范畴的普遍性与抽象性出发,寻绎词语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更注重命题提出与确立的思维过程,而不只是接受与阐发命题判断的结果。通过对词语非本质意涵、跨学科属性、具象化形态和思想史语境的观照,关键词研究正以其特有的旨趣、视角与方法,为新时期的中国文论研究开拓出新的进路。

中国文论的草木之喻

经由长期的生产生活积淀,草木成为中国先民表达思想的主要选取物象,草木之喻普遍地渗透到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文道通草木之理,草木的自然生长一如文学的自然生成之道,草木的生机勃勃一如文学的生气活力,草木的多彩多姿一如文学的风格多样。文学如草木之体,文学与草木,两者都是活力充盈的生命整体。文学史如花之运,一部文学史一如草木之生命历程。以草木喻文,天地大化相通相协,体现了中国文论深厚宽广的宇宙精神,与广大天地、细微草木息息相通。以可视可感的草木喻难于捉摸的文心文理,文心文理便鲜活生动起来,这是中国文论鲜活形象的言说方式。

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从《文心雕龙》英译谈起

《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成功译介说明要想与西方文论进行平等对话,必须要拥有话语权,中国需要有一套自己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然而体系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化的适应性转换;二是对西方文论进行本土化改造;三是秉持文化自信的理念,积极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四是立足中国现实,扎根本土实践,让中国文论为中国文学实践服务,以文学实践为根本,防止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脱节。中国当代文论必须进行话语重建,走从文本到实践再到理论生成的正确路线。中国需要充分发挥文论建设的主体性,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不断推陈出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

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

《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采用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相互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是文艺学视野下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主要是探寻中国与西方背景下的文学理论的相同之处与相异之处并进行相互比较,寻找到其文论背后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因此文论的中西比较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通过“之间意识”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进行比较研究,厘清文论与诗学的概念,深入理解把握文论与诗学的意义,最终把握中西方不同哲学观下的不同文学理论生成样式。但是在其阐释过程之中,又陷入了某种不可逃避的阐释悖论,在阐释悖论的阴影下,如何阐释中国本土文化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于中国文论外译与当代中国文论原创问题的几点思考

目前有不少学者感叹,中国的当代文论如果离开了外国文论的思想资源,几乎会陷入失语症的窘境,故而有必要考虑中国文论的外译问题。中国文论的外译以及中国文论之走向世界,目前能够提上议事日程的主要是已经非常成熟、称得上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而古代文论的外译并不能代替当代中国文论本身的创新,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现象、文学批评现象和文学理论问题,因此每个时代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文论。具体说来,每个时代文论的创新或贡献主要在于是否能提出自己原创性的关键概念、关键命题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命题之上的思想体系。

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解决“失语症”文化困境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在中国 ,首先由于文化传播和语言译介的过滤和误读 ,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具有“他国化”特征 ,这是“中国化”的初涉阶段。只有当西方文论与中国自己独特的传统言说方式相结合 ,并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加以创造性地吸收 ,并切实有效于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 ,才能推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 ,也才能真正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立足异质 融会古今--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综述

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命题的积极回应中,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的注意和重视,有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术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第二个阶段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及"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但中国文论因为没有自己坚实的话语资源,事实上又处于再次"失语"的状态。故应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两个主要文化规则,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及"中西化合"之路,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来最终实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可行性路径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论话语之争,聚焦于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衍生出本土化和西方化两种不同的入思方式,前者倡导中国文论民族特色之阐扬,主张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后者则主张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思想文化,以重建中国当代文论。前者钟情本土之玉,后者青睐他山之石。而要真正建立既具民族特色又能与异域文化对话的中国文论,则必须将上述两种思路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那么,如何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需要在文化、文心、文体三个不同层面,认真清理古代文论的理论资源和话语传统,深入探求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如何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则需要在异质性、普适性和现代性的不同层面,精心辨析中西文论的内在差异,细致考量西方文论之中国化的可行性路径。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其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打磨出内蕴普适神韵而外显民族肌理的文论玉石。

中国文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中国文论的"传统性"指它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特征,"现代性"则指它所隐含的现代文论因子及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反思和清理。一种普遍的误解是以为西方文论都是大部头的体系性著作,对"西方"的理解也过于狭隘。"中西比较"这样的研究方式几乎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将原本庞大、复杂的文化发展过程大大简化、割裂,抽取出一些所谓的特征来进行比较;如果一定要比较,至少要在中、西、南亚3个传统之间进行。历史在变化,不可能"回到"古代文论,只能不断地学习它、使用它。学术研究的要义是把问题搞清楚,不能把纯粹的学术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或文化问题。

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兼及所谓“后殖民主义”批评论者

在备受关注的中国文论“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中 ,不少学者认为“失语症”与“重建论”的提出只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是一种中国式的“后殖民批评”。实际上 ,从“知识学”的高度看 ,“失语症”具有“后殖民主义”与“存在论”的双重内涵。“失语症”的批评论者只看到其“后殖民主义”的表层意义 ,而对其在“知识学”和“存在论”上的内涵则并未有所领悟。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问题的确是深化“失语症”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与“观念史”对峙:“思想文本的本来面目”——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评

宇文所安教授10年前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最近有了精心译成的中文本<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月版).它选译了从<尚书>、<论语>等早期经典中涉及文论的文字,中经<诗大序>、<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核心文本,直到清代<原诗>的文论作品,并且每一段选文后都有逐次展开的评注.

少数民族文论的困境与中国文论“失语症”连带

本文重点梳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构建的过程,介绍学界对其所阐发的一般特质,揭示其所存在的主要困境,并与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论"失语症"讨论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思考结合起来加以对照,尝试实践多角度、多边性的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