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个人身体的文学抉择——以中国新文学启蒙为考察中心

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启蒙,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普遍认为达成该任务有赖于国民精神的解放,文学中的个人身体一度遭遇忽视和贬抑,启蒙也随之陷入困惑。当新文学再度选择解放个人身体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想象方才境界阔大、身心圆融。

清晰严密的理论分析和多音复调的研究视野——评吕周聚《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11—1949)》

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文学的历史最短,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谓至早至深。从时间上来看,早在19世纪末,中国文学尚处于半封闭的古典形态中,美国文学就已经开始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1891年,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爱德华·贝拉所著乌托邦小说《百年一觉》便是其中之一。20世纪上半叶,从《黑奴吁天录》到惠特曼的《草叶集》,再到后来的辛克莱、奥尼尔、艾略特、奥登等,几乎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都有美国文学在背后扮演着重要推手的角色。

“万古长新”的“欧阳山现象”——在中国新文学史延长线上重读欧阳山

欧阳山是贯穿整个20世纪,经历各个重要文学时期,有着三个创作高峰的重要作家,接受过毛泽东、周恩来、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精神引领,具有独立美学理念、独特艺术风格与审美探索意识的文学大家。事实上,欧阳山的创作不仅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而且在不同时期都创作出了具有时代共振审美效应的作品,被誉为“欧阳山现象”。欧阳山的《三家巷》,更是打破了“十七年文学”的审美禁区,提供了理解和阐释中国革命文学、“十七年文学”的新路径、新空间、新模式。因此,从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大历史视域来认识和思考欧阳山的创作道路,重新审视和探究欧阳山的审美理念、创作路径、精神转向与艺术风格,进而在整体上呈现欧阳山的创作风貌、独特审美个性及其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启示,认识和思考百年中国革命与建设历史进程中岭南文学的独特价值,思考文学广东在中国新文学中的独特性存在,推行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性意义。

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新境遇·新问题·新方法”——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6届年会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创新论坛会议综述

2023年11月11日,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和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6届年会暨“新境遇·新问题·新方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创新”论坛在漳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期刊杂志社的两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创新与未来发展。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思想来源及其新文学教育实践

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在新文学史研究和新文学教育研究中备受瞩目,但其思想来源却少有人论及。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思想来源和他的新文学教育经历及实践密不可分。他在铭贤中学时期、燕京大学求学时期所受的新文学教育经历,奠定了部分思想基础;而他在山西两所学校的新文学教学实践,促成了这部著作的诞生。王哲甫和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既是新文学教育的产物,又反向哺育了新文学教育与教学。

苏雪林与中国新文学学科的创建

在"中国新文学"走向学科化的链条中,除了朱自清、杨振声、王瑶、沈从文等人外,苏雪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她自1932年在武汉大学开始接手沈从文留下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在诸多困难之下,一直坚持了六年,直至抗战爆发武大迁川。她撰写的《新文学研究》课程讲稿,内容翔实,体例规整,成为自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至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之间的重要贡献。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一）——“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论争。在此文中，张光芒从现象学角度出发，认为启蒙之所以至今仍是“未完成时”。是因为它一直未从事道德形而上的建设，超越性维度的缺失导致启蒙的根基只能建立在沙滩上，作为“反启蒙”文学的“红色经典”对于当下文学建设可资借鉴的地方恰好在于它具有道德形而上的超越性“形式”^[1]。

试析《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性别策略——以冰心早期创作为中心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冰心是惟一一位受到特别关注的女作家。以茅盾为代表的编选者在确立新文学“关注现实,提出问题”的创作传统、赋予新文学历史合法性的过程中,选择冰心的“问题小说”进入这部“经典”,对其提出问题的社会意义给予肯定;与此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对冰心小说所体现的具有女性性别内涵的社会问题思考做出了贬抑。该书的编选,对构建和彰显以男性为主导的新文学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此间女性历史和自我的双重主体性,一定程度上受到遮蔽。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述评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一套丛书。其出版七十多年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学界对它的研究也一直在延续。这种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大系》的编辑出版及初期评价;1937至1976年间遭遇冷落的《大系》;"文革"后至今《大系》研究的恢复与繁荣。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一）——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道德的时代性：成熟的道德观念应该有准确的定位。《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发表笔者的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张光芒应邀撰写的《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的文章^[1]。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针对笔者在那篇文章中对道德形而上主义的解构尤其是对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2]展开了激烈的反质疑。而且，作者还把笔者和陈晓明那篇对“道德可以拯救文学”的质疑捆绑在一起^[3]，开始了全面的扫描。这里暂且撇开笔者与陈晓明的分歧，先让笔者针对张光芒的批评意见作—个回应。

“五四精神”与中国新文学

在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中,"五四精神"的内涵是融合着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走向世界的深刻内容的,体现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走向世界现代性精神的总目标就是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现代性的实现。它是承袭晚清与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精神,适应五四时期的时代要求而形成的。中国新文学就是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转型的产物,是体现五四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走向世界现代性精神的文学。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倡导新文化、新文学,致力于启蒙与救亡,追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现代性的终极目标下,有着各自的政治信仰、理论主张、价值观念、实践道路和业绩表现,而思想和创作充分体现"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是鲁迅。把握"五四精神"及其与中国新文学内在的精神联系,是认识中国新文学,论析中国新文学创生与发展的历史状态的关键切入点。

社团运作与中国新文学的文派制衡格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文学社团的文派制衡有密切关系。多元化的文派制衡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高起点运作的格局。当传统旧文学作为强势文化占据社会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学必须结成具有现代内涵和反抗精神的文派对旧文学提出制衡的要求和自我发展的意向,于是,《新青年》社、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组成又有了新的意义;当新文学对于传统旧文学和通俗文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成功占据了时代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化在时代潮流的推涌和世界洪流的裹挟中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话语霸权,虽然根深蒂固但已经边缘化了的传统文化也必须形成或者借助一定的文派力量才能够发出反抗的声音,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甲寅派、学衡派,甚至倡导整理国故备受新文化责难的努力社,以及从一个特别的方面客观上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进行文派制衡的鸳鸯蝴蝶派,都具有了另一种价值。甲寅派对于激进的汉字拉丁化的遏制,学衡派提出将白话和文言都当作现代文化建设的价值成分,鸳鸯蝴蝶派在文学的市场化方面给予新文学可能的制衡价值,都应得到公正的估价。同时,新文学内部也会出现不同文派相互砥砺相互约束的局面,这样才能保证新文学的丰富与繁荣。而所有这些文派都不可能依靠个人的单枪匹马可以运作成功,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

窗子里的风景:中国新文学村庄叙事视角研究

一个事物,你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它所呈现的面貌是不一样的。在村庄叙事中,不同的叙述视角决定了作品不同的构成方式,同时也决定了接受者不同的感受方式。也就是说,叙事视角决定着小说文本的面貌和文本接受。新文学史上的村庄叙事缘于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作家的出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作家则多是流寓在城市的乡下人,他们在城市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后,常常带着乡愁回望自己的故乡村庄,咀嚼自己关于故乡的记忆。

年轻编辑赵家璧成就《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业的缘由剖析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一项历史性的编辑出版大工程,它顺应时势,且具有:创新的编辑体例、周全的资料宝库、锐利的编选目光、最佳的编辑团队、灵巧的各方周全、完善的营销策略等成功诀要,而其主编赵家璧更是在其中起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赵家璧就没有不朽的《大系》。

无“根”之累——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关系试论

中国新文学主体源流出自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而非中国传统民族文学，这先天性地决定了它的无“根”性。在它此后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有过短暂的“寻根”尝试，但政治社会因素阻滞了这一路途的深入。最终，在９０年代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尽显颓危之色，面临失去大众也失去自己的双重危机。回归，不是回到传统文学，而是承续与中华民族精神紧密关联的传统文学精神。只有承延上中国传统文学精神这一民族文学之“根”，中国新文学才可能走出颓境重现生机。

现代书局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

三十年代是一个以出版为中心的年代,现代书局作为三十年代众多小书局中的一员,其独特的出版风格表现为两个时期性,前期强调出版走紧密结合政治的路线,后期则走中立性的出版路线,重视文学性,对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研究三十年代文学与出版互动关系的重要个案。本文在爬梳现代书局大量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论述这两个时期的风格及其在创作实绩中的表现,并分析其对新文学产生的重要影响。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关系考辨

厨川白村文艺论著自"五四"以来进入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学院文化、社会文化认识或接受的不同,看到鲁迅与周作人截然有别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等文艺论著具有独立特征,使之在中国新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并显示出他与厨川之间的差异;他通过与俄国文学的联系,深化了厨川文艺论著蕴含的生存意志论、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立形态和意义。

中国新文学思潮脉络在当代台湾的延续

中国新文学的某些思潮脉络在当代大陆文坛其势不彰,或断续小整,在台湾却延续下来甚至有较大发展,因此缺少台湾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将是脉络断裂、残缺不完整的。本文梳理了"一民主义文艺"、"自由派"和"人的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和乡土文学等在当代台湾的延续和发展,认为将它们纳人研究视野和文学史书写中,才能勾勒中国新文学诸多思潮脉络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完整图像,并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和经验得以全面地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