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型减贫:中国模式与世界意义

本文通过对中国减贫成效的特征事实分析,深入探讨并研究了主观能动性对减贫的影响作用。同时,本文对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减贫措施进行了梳理和剖析,并与中国的减贫状况进行了比较;总结了典型国家和地区在财政减贫、教育减贫、就业减贫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探讨了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减贫政策及其与教育提升、就业机会、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主动型减贫的经验是,减贫过程中,在外界引导或无引导情况下,应主动改变致贫因素;强化有助于脱贫并防止返贫的主观意愿和自觉行动;摆脱贫困不仅要从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入手,更要关注贫困群体及个体的主观因素;通过帮扶降低原有环境对贫困人口形成狭隘心理的影响;鼓励贫困人口摆脱固有思维模式,发挥主观能动性,力争用自身力量维护自身脱贫成果。同时,相较国际减贫状况而言,中国减贫体现了主动性、创造性、广泛性、持续性、有效性、前瞻性等特征,中国创造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主动型减贫”模式,中国的“主动型减贫”模式为世界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提出了中国减贫成功不仅源于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努力,也离不开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第二,首次归纳了中国“主观为主,客观为辅”的主动型减贫模式;第三,提出了在未来,中国应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借鉴国际经验,吸取国际教训,扩大减贫成果,加强贫困人口的心理建设,提升其自主脱贫能力,以维护脱贫成果并推动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素质教育的“中国模式”:理论与路径

新时代素质教育的“中国模式”更加深入地探讨了素质教育的理论框架及发展规律,为国内外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具有世界性、普适性意义。但在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建设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新时代素质教育“中国模式”的实现路径包括构建“全球共同利益”的价值观来推动素质教育的发展、加强素质教育创新理论来激发内在动力以及追求实现素质教育教学评价的转型。未来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素质教育研究的“中国模式”,并将其与国际接轨,以期为全球素质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概念史寻绎

中国高等教育快速而独特的发展使“高等教育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概念。厘清这一概念的源起和本质,对于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推进高等教育学话语体系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概念史研究范式,梳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文献并综合分析话语内涵的演进发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是它的最初形态,独立自主这一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它的思想内核,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它生成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是它的本质内涵;它在政治和经济变迁中被持续建构和反复定义,彰显出丰富的价值。“高等教育中国模式”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注脚和学理概括,也必将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

关于“中国模式”基本构架的整体性思考——以若干“关键词”为切入点

在目前"中国模式"成为研究"热词"而备受关注的复杂景态下,从本真规定性层面对其作出科学"界划"显得尤为关键。其从本质上而言即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提炼与概括。因此,"中国模式"必然包含如下基本关键词:一是历史基座,即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背景,这是"中国模式"赖以生成的现实载体;二是主体力量,即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的全国人民,其彰显了"中国模式"的集体智慧和基本政治属性;三是基本目标,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勾勒了"中国模式"的基本发展前景,并且强化了在全球性背景下对于替代性模式的信心。从关键词视域出发,有助于较为全面、清晰地揭示"中国模式"的整体性理论构架与基本特征,从而达至对"中国模式"的全面理解,避免对"中国模式"的"碎片化"理解与"具体问题"研究倾向。

档案治理中国模式构建及其国际化传播

新时代全面推进档案治理现代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档案观指导下系统总结中国特色档案事业实践,构建档案治理中国模式。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价值逻辑,深入阐释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的理念内涵、实践特点与发展趋势,提出讲好档案故事、加强档案话语体系建设、创新档案文化传播载体、深化档案国际交流合作等路径,推动档案治理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为构建人类档案文化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新时代全民阅读的中国模式——从世界各国应对社会阅读危机主要举措谈起

阅读作为一项提升国民道德素质和文化素养的社会化行为,近年来持续获得世界各国的重点关注。为应对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等引发的阅读转向和专注弱化等问题,各国积极作为,出台措施,充分发挥引导效应,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我国,全民阅读作为一项国家倡议,部署实践十余年,已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中国模式。文章以观照世界各地阅读举措为切入点,对比指出我国全民阅读具有的创新性、文化性、统一性等鲜明属性,总结提炼出全民阅读中国模式具有的五个突出特征,如高度重视全民阅读活动的顶层设计,将全民阅读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工作职责并予以落实,加强优秀出版物供给和公共阅读空间建设等,为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切实有效、走深走实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路径。

海外投资环境争端解决之中国模式与优化

伴随中国涉外法治的不断完善,中国解决海外投资环境争端的模式已经从被动防守阶段发展到主动运用法律工具维护合法利益阶段。中国作为负责的大国,政府不断优化国内立法,规范海外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中企在东道国积极与当地政府和民众沟通,并努力通过当地法院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因环境问题产生的纠纷。在中国政府和海外投资企业共同努力下,中国在应对海外投资环境争端方面已形成“事先预防,协商为主和政府辅助”的争端解决中国模式。该争端解决模式虽然能够帮助中企解决大部分的争端,但也存在低效率、中国管辖权缺席等问题。在中国主导新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困难的情势下,中国应该积极行使域外管辖权,在商务部下设立海外投资项目申诉制度,促进“政府辅助”向“制度化的多方辅助”模式发展,以便提高争端解决的效率,实现争端解决模式的优化。

论“中国模式”的人类思想史意义

"中国模式热"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思想现象。"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选择和一整套战略安排及其演进过程的总和。"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模式,突破主流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化思想方法,突破"西方中心论",彰显复线历史模式,突破"历史终结论",凸显历史转折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人类思想史意义。

论社会保障的“中国模式”

经历了20余年的艰难探索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水平不断提高,制度日臻完善,一种社会保障的"中国模式"日渐清晰。这一模式的形成可从三方面予以解析:首先,比历史上欧美国家艰难和"残酷"得多的环境和条件以及承担的改革转型时期的功能期待,构成了社会保障"中国模式"的基础。其次,国家决策、国家调控、国家管理的"国家主导型"体制是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特征。第三,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社会保障"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今后中国社会保障要实现城镇型→全民型、差别型→公平型、保障型→福利型、政策型→法律型的转变,以使社会保障"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魅力全面地展现出来。

近代以来所谓“中国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当代批判

应用历史学的角度,将"中国模式"放在特定时代、世界的背景下进行理解,我们可以将近代以来划分为"前中国模式"与"当代中国模式"时期,后者是前者发展与延续的产物,前者是后者的必要铺垫与经验基础,两者的联系有内在的历史必然,也有统治者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对"前中国模式"的历史考察,有利于我们进行"当代中国模式"的评判与展望。

层次性解读“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研究当下已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可依然有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议。中国模式可层次性解读为"现实的中国模式"和"愿景的中国模式"。辩证看待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而非尽善尽美,并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中国模式”与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应对改革开放及全球化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的战略回应,贯穿于近4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中国特色制度及政策方针的总和,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彰显其在经济社会领域中具有强政府模式的独特特征。同时,不可否认,"中国模式"没有像曾经的西方那样,走依靠武力掠夺其他弱小民族来进行资本积累的霸权主义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

历史性解读“中国模式”

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理论界依然存有争议。辩证地、历史性地把中国模式解读为"现实的中国模式"和"愿景的中国模式",既不会因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而认为其已尽善尽美,也不会因为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否认其存在的客观事实。

中国模式与未来道路探索

采用比较制度分析范式系统地分析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领域发生的制度变迁及所形成的制度特征,其独特的"中国模式"是造就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历时30年的改革业已过去,一个独特的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已经形成,此时,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未来的中国是继续以美国、英国抑或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为目标,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模仿和移植,还是以我为主,走制度创新之路?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完善需要依靠创新而不能依靠模仿。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经济体制也暴露出各自的缺陷,因此我们认为,以基于模仿的经济转型任务告终结。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我们仍然要不断总结、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但是重心将从模仿转向创新,即在认清中国实际情况和总结外国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用创新的精神健全和完善中国模式,形成创新导向的中国模式。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探析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的发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探析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基础教育自信,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方向,亦可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基础教育变革提供借鉴。我国基础教育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模式本身,即“中央集权”、三级管理、协同攻关和因地制宜。

改革开放40年与社会保障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不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对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效果也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具有五个突出特点:一是坚持社会保障保基本的定位,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建设相互协调;二是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三是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各界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作用;四是坚持生存型保障与发展型保障相结合,大力实施扶贫攻坚和积极就业的积极保障政策;五是加强法治建设,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新技术开发运用,积极发挥社会保障的正向功能。这些特点使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极具中国特色,是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个新类型,构成了社会保障的中国模式。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仍需发展完善,更要发挥好它在反贫困、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团结稳定等方面的积极效应。

中国模式具有一定普适性

作为世界发展模式体系中的新模式,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有别于西方模式,它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与治理模式,是中国为实现现代化作出的战略选择。中国模式的形成不仅为社会主义国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提供借鉴。中国模式引来世界许多国家效仿和实践,他们的多层次性实践表明中国模式具有一定普适性。

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难点问题探析

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和分层次的,阐述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体制内涵,强调世界热议的中国模式,实质上指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当代实现形式,中国模式的全称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演进中的“中国模式”：战略、机制与架构

"中国模式"已日益引起关注,统一的发展战略与"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治理模式构成其基本构架。在改革探索的实践中,中国模式形成了政策形成机制和激励机制两种具体的治理机制,并表现出三个明显的演进特征:通过不断学习形成的自我发展性质、"从谈判到规则"的利益协调性质和"从数量到效率"的竞争性质。两种治理机制和三个演进特征使中国模式具有极强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能力。随着客观条件、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中国模式就具有了可持续性,作为一种发展中的理论构架,其不仅能够指引中国的未来,而且体现出理论本身的一般适用性。

职业本科教育的“中国模式”探索:基于德国、英国、日本实践经验的启示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普及,变革人才培养结构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办学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但也表现出办学定位模糊,逻辑原点证成缺失;办学形式多样,但校企合作创新力度较弱;教学标准缺位,职业本科教育的独特性羸弱等问题。然而,以德国、英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却正在通过“双元制”课程、学位学徒制、发展技术科学大学等途径,积极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该文对比三个国家典型经验发现,要实现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双轨并行,有条件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从学位制度、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教学标准等方面出发,积极探索定位明确、进路清晰、标准科学的职业本科教育的“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