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以何其芳奔赴延安的动因为考察对象

中国现代作家因人生阅历以及创作经验的不同,在奔赴延安前心态各异。洞悉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现代作家文学道路嬗变的脉络和原因。在艾青、丁玲、萧军等奔赴延安的中国现代作家中,何其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追求报告文学写作,想通过奔赴抗战前线收集资料撰写报告文学,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另一种是追求进步的心态与精神。这种体现是他抗战前作品中蕴含着“激进力量”和追求进步的热情。再加上吴伯箫、杨吉甫等革命友人的影响,加速了何其芳奔赴延安的过程。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中。这也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比较视域下中美文学交互与传播研究——评《传播·影响·接受:中国现代作家与美国文学》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科技的迅速发展,在资源与文化全球共享共创的新环境中,文化的全球化传播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在文化传播当中,文学,这个具有浓厚的人文属性的艺术形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标志。如今,像美国作家哈珀·李的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众多的美国文学作品已成为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必读的文学篇目。

“两代人”的知识和感情系谱——李欧梵谈《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一、“南渡”或“北归”:知识分子的抉择,张历君(以下简称“张”):老师似乎对令尊令堂这一代人的历史角色一直很关注。您的第一本书《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2也注明献给您父母和他们那一代人。此中或含有深意?您似乎视他们为五四浪漫精神的“接班人”?

英语世界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英语世界中的中国现代作家(1917年——1949年成名的作家)传记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萌发期、开拓期和拓展期。国内外对此类传记的研究主要是书评、点评和个案比较研究,呈现出西方学术话语主导下零散的、印象式的、个案性的或视角单一的态势。英语世界中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应围绕“中国现代作家形象建构”这一核心问题而深入、系统的展开。除了回答既往研究注重的“建构了什么形象”这一层面的问题之外,还要进一步回答“如何建构形象”“为何如此建构形象”和“形象建构得如何”等问题。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介绍 中国现代作家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研究

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徐洪军博士于2022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中国现代作家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2BZW159)。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重新焕发青春,创作出《随想录》《归来的歌》《王昭君》《杜晚香》《洗礼》《忆向阳》等纯文学作品以及《我走过的道路》《魍魉世界》《风雪人间》《懒寻旧梦录》《干校六记》《云梦断忆》等回忆录作品。

史料钩沉联结两岸,拾贝补遗破陈立新——评《文海拾贝——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考与年表编撰》

程桂婷等合著的《文海拾贝——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考与年表编撰》(上下册)运用“研究(史料)—编撰(年表)—选校(佚文)”的“三维一体”写作思路,基于“全面性”、“时间延续性”和“学术补白”等标准,有条理地进行“史料选考”“年表选编”“佚文选校”。从整体上看,这套书虽存在些许瑕疵,但瑕不掩瑜,其实现了在纷繁复杂的史料文海中识别并拾掇出“宝贝”的学术初心,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赴台文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集外文”予以发掘补遗,完善原本“残缺”的作家文学年表,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学界的“陈见”进行推翻重述,阐释“新见”。这有利于打破“两岸学术分断”的僵局,统合海峡两岸对这一群体的学术研究。该著作无论是对“赴台文人”个体的文学史定位、抑或是群体研究史的推进、甚至是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发展,都有突破性意义。

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作家

中国现代作家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可分为两种类型:信仰型和局部吸收型。对前者而言,无政府主义成为他们从传统儒教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过渡;对后者而言,无政府主义为他们的文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梦”与中国现代作家的艺术探索

“梦”的范畴并不仅仅为象征主义者所独钟,但它在象征主义诗学中却具有特殊的地位.首先,从超验本体论出发,象征主义者追求对“不可知”(Inconnaissable)的事物的领悟与把握,试图以“通灵”的想象力沟通与神秘世界之间的感应,他们笔下的文本因而带有幻像性特征,而“梦”

中国现代作家的小城镇体验与河流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一个很独特的文化现象,很多现代作家都与小城镇有着不解之缘,而小城镇与河流有着天然联系,在现代作家审美意识的观照下,文本中呈现的河流既是创作主体思想意识、情绪情感的指涉,也是临河而居的民众的生存状态、国民性呈现的重要表征。现代作家的小城镇体验与河流书写是一种童年经验、现代性体验、寻根体验的综合,是对民族复兴、国民性批判、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建构等宏大主题的言说,河流与城镇的关系见证了历经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形态。

社会生活——文学生成的逻辑起点——中国现代作家艺术思维片论

在科学思想和理性氛围的熏陶下,中国现代作家把客观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作为思维的终极目标。他们都倾向于把文学看作是“人学”,即以社会和人为客观研究对象的学问,这就必然以客观社会生活作为文学生成的逻辑起点。这种观念的形成自然与传统艺术思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蓝色的精神丝线——读《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和其它宗教一样都是一种世界观，只是每一种宗教的叙事话语系统不一样。基督教所设置的生命场景最为宏大，旨趣最为渺远，关怀最为终极。几乎每一个对它略有所知的人，不管是不是教徒，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大都会被它所吸引。作为最敏感的人类一支的中国现代作...

中国现代作家童年经验艺术世界的意义生成

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和他们的童年生活经验联系极为密切。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作家而言,社会的动荡、家庭的变故、民族的衰败,以及父母印象、故乡记忆等作为作家的童年生活体验形成一种潜意识,渗透在作品的深层结构中,凝结成为作品的形象和风格。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作家的童年经验,可以为重读现代作家、作品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视野、思维模式和价值坐标。

中国现代作家的外语创作与异域经验——以杨刚为什么遗弃《挑战》为例

杨刚四年的美国体验影响了她对政治使命、价值立场和自我观念的理解和表达,致使她的《挑战》超越了单一的政治畛域之见,凸显出对人的自由、尊严和解放的执著,这一基调决定了杨刚回国前处置这部长篇的谨慎。随着当今全球性多元文化交汇的日益频繁,《挑战》这样的中国作家的外语创作将越来越多地进入国人视野,它们的价值和地位将获得理性客观的评定。

中国现代作家的神话书写

中国现代作家以现代生存体验和人生思考为主要表达对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却存在着一些以古老的神话为题材资源的重要作品;与此同期,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体系也处于奠基性阶段,现代作家在理论和创作的双重维度上表现出对远古神话的深切关注。这些重述神话的作品既体现出现代作家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情回望,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

中国现代作家的延安道路——以何其芳延安去留为考察视角

抗战全面爆发一年后的1938年8月,何其芳、卞之琳、沙汀夫妇等一行四人走向延安,最终卞之琳、沙汀离开延安返回四川大后方,而何其芳却留在了延安成为中国现代进步作家。对于三人的去留延安问题,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曾经作为京派代表性作家的何其芳为什么留在延安,至今更是缺少有力的研究成果。三人的延安去留是洞悉现代作家与延安复杂关系的重要参照,何其芳更具典型性。一个曾经信奉自由主义的京派文人能留在思想高度统一的延安,这给我们考察中国现代作家思想转变与现代文学的复杂性提供了有力佐证,折射出中国现代作家在追求思想进步与坚守文学观冲突时的抉择走向,也是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理想主义的个体求索与集体想象——中国现代作家两种理想类型比较

诺贝尔遗嘱强调文学奖应授予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优秀作品。优秀当然指综合情况，如首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诗人苏利一普吕多姆，获奖评语就是“由于他的诗作乃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与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的结晶”。

中国现代作家的家族情结与小说创作

家族既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形式,更是意蕴丰富的文化概念。中国现代作家对家族的不同情感取向,构成了多彩的家族题材小说。由于对乡土和家族的固有眷恋以及都市的陌生感和隔阂感,中国现代作家在描述家族复杂的结构关系以及多变的亲缘情感时,呈现出理智型、激情型、眷恋型、牧歌型、冷峻型等不同样式,创作的主旨具有复杂性。

中国现代作家1980年代文学活动述论

1980年代,一大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重新焕发青春,积极参与文学活动,推动了“问题”作家作品的平反,领导了1980年代的各级文学机构、文学期刊和文学评奖,创作了《随想录》《归来的歌》《杜晚香》《洗礼》《干校六记》等著名作品,重版了重要的个人旧作或作品集,参与了中外作家之间的文学交流,为他们举办的纪念活动也成为1980年代文学的重要事件。这些文学活动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人生晚年的思想意识与艺术追求,构成了新启蒙与现代派之外的另一部1980年代文学史,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中国现代作家趋佛的原因及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作家趋佛的原因是佛教能慰藉他们的时代痛苦和人生痛苦,激励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并为他们提供道德理想和艺术借鉴。中国现代作家趋佛的价值取向有洁身顺世、浪漫愤世、勇敢救世、理性疑世四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