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在外”的多维展开——《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定位和渊源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面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带来新意,但其文学史价值则因自身后现代“百科全书”式的样貌而受到怀疑;惟此,读者可以援用“包括在外”这一微妙的辩证观念切入此书并逐层推演,观照其体例选择上对海外“重写文学史”风潮的呼应和权衡,内容剪裁上与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对话和互补,以及叙述方法上对中国文史传统的接续,以真正理解王德威这一编撰实验的意义;而后可知,其“新编”之所在并非离经叛道、徒具热闹而已,其中实有深切考量。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

在21世纪初“重写中国文学史”的风潮下,欧美汉学界推出了两部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即2001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2010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17年,西方汉学界又推出一部千余页的大体量中国文学史著作,即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此著可视为这一风潮下的又一次尝试。该书的中文版于2022年推出。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本修订与比较

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目前共有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三个版本。《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哈佛系列“新编文学史”的特色:宏观文明视野与微观文学现场的碰撞。这部文学史的版本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次修订上,其一是从英文版到繁体中文版,修订主要体现在篇章标题的修改、序章篇幅的增长和篇目数量的增加上;其二是从繁体中文版到简体中文版,修订主要体现在文章篇目的增删上。版本变化将不同文化语境产生的差异具象化,让这部文学史蓦然成为展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发展动态的可读文本。王德威在编纂过程中有意呈现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差异性的目标,在版本变化中不期而然地达成。

“世界”作为方法:对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反思

英文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一翼。论文以新世纪以来王德威、张英进、邓腾克、罗鹏等人主编的四部文学史为例,探讨英文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排、方法论、文学史观等方面与大陆文学史的互动与互鉴。认为英语世界的“元历史”叙事的“异质性”与“非连续性”对“正史”的解构所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东方主义历史叙事,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域外视点的包容与借鉴。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主体性的追寻紧密镶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在互相竞争的历史叙述中辨伪存真,“复线的历史”将给予我们接近文学史多重面相的契机。同时中国文学史主体性的建构既要建立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又要回到中国文学本身内在的心灵关照与文学史的诗性特质,唯有如此才有融入与引领世界对话的可能!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史料运用服务于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教师应以核心问题为导向,选择多种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恰当地使用传记材料,注重辨析作品的版本差异,以此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重建作家与作品的深度关联,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文献材料的选用绝非仅是对教材文学史观的重复论证,还是对既有文学史认知的延伸。教师运用史料应有自觉意识,明确史料运用的前提与限度。由此,教师可摆脱传统文学史教学过度注重知识灌输的泥潭,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学术探索热情,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文学史重写:从王德威的“方法”说起——以《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海外汉学的研究思路搅扰着我们曾经习惯的应答系统和思维模式,王德威的文学史观及其文学史书写实践挑战着我们惯常的文学史书写方式。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体现了他寻找文学“起点”、想象历史、文学史“书写”以及探索文学边界的种种思路和方法。作为一个书写实践,这本文学史从多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起点”出发,展示了另一种看待和处理历史的方式,当历史不再执拗于提供一种价值定论,历史中的“人”便成为重心,“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拥有了更广阔的边界。

以“福柯”作为方法:《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理念及反思

2017年,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颇具标志性意义的文学史著述。西方现代思想的理性化体现在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运用,现代性的历史观强调运用科学理性发现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然而,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家福柯反对“大写历史”的一元论、因果论与线性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非理性化、非中心化、非精英化,其考古学方法呈现历史的偶然性。该书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尤其是福柯理论的影响,编撰者在异质性空间以知识考古学方法完成对文学史“反主体”“反总体”“反连续”的书写,以谱系学方法探讨文学史的“来源”与“知识”,体现了深受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影响的文学史观念与实践。《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采用“星丛”式的编年体例,以时间序列构建历史脉络,以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书写方法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具有文学史观念革命及其体例实验的价值,其历史理念具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非对福柯理念的简单套用。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思政育人实践探索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展示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屈辱与反抗的历史,其“启蒙”与“救亡”的主题贯穿整个现代史。以往的教学只注重文学史、文学作品的解读,而忽视了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教育。育人者先自育,然后才育人,高校特别是师范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将来大部分会从事中小学教师工作,他们的道德素养、精神面貌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新一代的少年。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突围与悖反——歇斯底里话语下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由王德威主编以“世界中”为主能指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现,是一场对文学史程式化生产困境的突围,并在结构上达成了拉康意义上歇斯底里的机制。这使得其在展现文学史的盘根错节时具有了反本质主义的姿态,而这一姿态却在形式上暗合了当今的碎片化潮流,在突围时陷入了悖反的症结中,须以复归本质的方式才能使得原本漂浮的意义落实。作为文学史的接受者,想要化解这一症结,就应把握“世界中”这一歇斯底里话语对于意义的“撬动”作用,对文学史进行再反思与重新阐释。

现代性的别样阐释——评王德威《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王德威教授主持编撰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对近些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学术成果的一次整理总结,同时也是“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一次重要的实践。鉴于“现代性”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文学史观念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的重要问题,故有必要从现代文学起点的设置、文学现象的处理以及文学版图的构想三个方面关注和思考《新编》对现代性的新解读。《新编》中王德威试图扩大文学史的视野,视角从关注文学同民族命运密切联系的大事件转移到日常状态的生活图景,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勾勒出动态的、独特的现代性发展脉络。

方法·线索·问题——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前五四”书写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别具特色的书写方式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前五四”时期研究具有启发性。其哲学观与治史方法适宜于解析“前五四”时期文学的时代特色。它以独到眼光关注到了隐藏在“前五四”时期现代文学演进中的推进动力与预埋线索,在“前五四”时期的叙述中为解答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提供了独特启示。

以文学史之名重释文学、现代与中国——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本文从文学、现代、中国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如何以颠覆性的述史方式重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这部著作以文学史的视角重新锚定“文学”的内涵,重新审视既往对现代性的认知,重新界定现代“中国”的文化边界。它希冀于以全新的述史观念革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传统书写模式。然而,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改写仍然是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故而,如何构建并革新我们自己的文学史观念就成为这部著作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结构——兼论王德威的文学史观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独异的时间结构集中体现了王德威对其文学史观的思考与实践,它与王德威先前的文学史观念一脉相承,也是对哈佛“新编文学史”系列编撰规则的部分遵循。此文学史的时间结构从时点和时序两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传统中线性进步的文学史时间进行解构:它以朴素的自然时序排列散在的“关键时刻”,以代替文学史中依赖进步历史观念而定的确定分期;并置、倒叙与“现在进行时”的多样时序体现出反线性前进的时序特征。此文学史对传统文学史时间建构的挑战以“双重祛蔽”的行动拆解了“革命时间”与“线性时间”之下蕴藏的观念;但这不能仅被视为基于“后学”诸理论的解构。王德威在此文学史中体现出的时间意识意在消泯现代历史时间观念造成的诸多对立,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可能——中国文学的诸种“现代性”或可以其本有面目浮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能够得以在平和的心态之下被再次认识、探索与不断生成;但其中显见的局限性仍值得商榷。

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李浴洋(以下简称李):王老师,很高兴可以在北大围绕您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m Chin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以下简称《文学史》)对您进行访谈。1904年,在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林传甲编棊了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为华人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此后百余年间,“文学史”成为中国学界进行文学研究的最为主要的著述体例与知识生产方式之一,同时亦是文学教育的不二法门。2017年,您主编的《文学史》问世,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极大地挑战了既有的“文学史”传统与规范。在我看来,在1904年以降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谱系中,此书的出版为已经相当稳固的“文学史”观念与秩序提供了一种反思、新创,甚至再生的重要契机——借用您习惯的表述,2017年由是可谓“中国文学史”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文学的经典化必然会形成对原有文学史模式的颠覆,对新的现代文学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其次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深度,再次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

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

进入20世纪之后,知识精英的小说理论促成了通俗文学的大繁荣,形成了一个文学中的继承改良派。“五四”前后,知识精英们在理论与创作上均有上乘表现,他们以借鉴革新的姿态在本民族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在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的剧烈碰撞中,出现了一个“接编—另办”模式,读者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多元共生的内在规律。嗣后虽用行政或半行政手段使市民大众文学出现了30年断层,但随着“引进热”又掀起了一个“重印热”,促使人们自省文学的生态平衡的必然性与“因势利导”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的建构所依据的观点、材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其建构又处在建国初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要服从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其两度解构,更是受时代背景的决定性的影响。这些都印证着“历史书写”的强烈的主观性。今后必然会有一番重构,也仍然会受时代背景的制约。根据半世纪来建构、解构的经验,当今学科发展中的“多元化”、“学院化”势头,应该有利于重构的趋向。

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本位观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本位观最重要的表现之一 ,就是以“新文学”为本位 ,忽视旧体文学以及其它非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文学”本位观其实是逐渐建构起来的 ,其建构的过程充满了误解 ,其中最大的误解就是把作为时间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作为性质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混同 。

庐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作家

庐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在五四时期女性写作的第一波中,她以其女性话语、女性题材、女性主题、女性共鸣等特征,彰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创作特色,同时,又以其“花瓶论”、“自救论”、“共负论”、“相成论”等女权主义观点作为自己创作的理论基石。对庐隐的女权主义写作的研究,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史的建构是有着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