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诗歌故事”之李白诗歌英译经典化机制探究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将李白的诗歌进行英译是一项既富有挑战又极具意义的工作。李白诗歌英译经典化机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依赖于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持续的努力;需要不同译者群体的贡献,展现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多样性;同时受到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要具备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和创新能力,如此才能持续推动李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

袁行霈的治诗之道——以《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为例

袁行霈先生为学多方,在诗学研究领域独辟蹊径,成果卓著,他的著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为中国古代诗歌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借鉴。袁先生运用史论结合的诗学研究方法,兼顾诗歌艺术史的考察和诗歌艺术论的探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上下两编的编写呈现出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的诗学研究方法。他还注重“横通”与“纵通”的治学理念,运用了纵横双向比较的诗学研究方法研究诗歌。

一诗舞成——读《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袁行霈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将最初的研究方向定在中国诗歌艺术的研究上,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拆分研究现状的驱动。袁行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在对中国古代诗词进行深入分析的同时,也为当代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着眼于中国诗歌艺术理论,着重论述了言、意、象、境等中国传统美学概念。

关于加强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学术研讨会由本刊编辑部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于 2 0 0 2年 4月 2 0日——— 2 2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4 0余名专家学者就中国诗歌音乐本质问题、历代诗歌发展与音乐之关系、乐舞诗的产生与社会活动、诗词曲的内在联系与社会生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在讨论中 ,来自诗歌理论界、音乐理论界的学者打破学科界限 ,各自从诗、乐角度对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及中外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及个案介绍。大家共同认为 ,这种边缘与交叉学科的学术交流极为宝贵 ,值得重视。在文学艺术研究中 ,既包含学科的本质问题又与相关学科关系密切 ;在研究方法上 ,既保持学术传统 ,又有创新精神 ,从诗歌的角度研究音乐 ,从音乐的角度研究诗歌 ,会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艺术本质及相关性方面对各艺术门类进行理论思考与研究值得关注。本期特编发此组短文 ,以飨读者。

学堂乐歌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

本文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学堂乐歌创作的考察,对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及其与之相关的发生机制、生产手段、传播方式等进行了廓清。文章认为,先于“五四”白话诗运动而兴起的学堂乐歌是中国诗歌由古典到现代的一次重要尝试;长期以来学界之所以将胡适为代表的白话诗尝试看作现代诗歌发生的标志,是因为在现代诗歌的研究中关于其内部空间的指认存在着褊狭的学理传统,即只是将诵读的诗理解为现代诗歌而忽略了作为歌唱的诗———歌词———的诗歌身份;质疑这样的传统不仅是一个文学史观念的自我更新问题,而且也是关涉现代诗学如何重构的理论问题。

论中国诗歌的补亡精神——以《文选》补亡诗为例

束皙的《补亡诗》被列为《文选》诗众体之首,具有明补《诗经》之佚失、暗补填笙乐之歌辞两种意味。它既是西晋尚古、拟古等文学复古思潮的反映,又与当时因贵古而托古、补古的风气相关。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尚古重源的儒家文体流变观以及《文选》的选录标准等原因,使得萧统将束氏《补亡诗》置于《选》诗之首,这就为后世的诗坛树立了一个典范。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多有出现。这种补亡传统的发扬为小说、戏剧的发展作了铺垫。

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相关度分析

考察韵律的发展和中国诗歌在不同时代的繁荣情况,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诗歌的繁荣与韵律的发达程度是同步的,诗韵越发达、越精致,甚至越严格,中国诗歌越繁盛,表明韵律对中国诗歌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和贡献。300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在无韵或韵律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中国诗歌获得过引人注目的繁盛,也没有一首无韵诗成为经典诗篇。因而,韵律虽然不是诗歌繁荣的充分条件,因为诗歌繁荣还与时代环境、内涵等要素密切相关,但由于韵律是诗歌外在形式的本质特性,显然是诗歌繁荣的必要条件。如果作一个延伸,可以认为,韵律也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任何完全不具备诗律的文字,不管如何排列,作为诗歌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尽管仅仅有诗韵是不够的。

多民族特点与世界性眼光——略论新世纪的中国诗歌史观

源自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奠定了以"言志"为核心的中国诗歌传统、创作观念与评价标准,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的美学风范,也开启了中国诗歌以关注现实生活为指向的发展之路和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中国诗歌在现实生活中承担着多种文化功能,赋予中国诗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了中国诗歌多样化的诗体和独特的语言形式之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与诗歌的多民族特点,展示了各民族大家庭之间的政治一体、经济互补、文化互动和血缘互渗关系。历经无数次朝代变更而不衰的中国诗歌,成为中国人的心灵寄托和文化理想,体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即此而言,"通古今之变"和"观中西之别",应该成为中国学者在全球化视野下所要确立的新的诗歌史观念。

从李白到杜甫:中国诗歌抒情向叙事转换的开端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存在着一种规律性现象:当一个时代的诗歌抒情性达到饱满的程度而难以为继时,后起的诗人总要转向叙事写实。李白之后的杜甫,盛唐诗歌之后的中唐诗歌,唐诗之后的宋诗,宋词之后的元散曲,都是如此。与抒情向叙事转换相伴生的,是诗歌风貌发生的重大变化。

文化间性的例证:中国诗歌审美范式对美国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国诗歌的传统题材、“意象叠加”的艺术境界、“缘情说”的诗学理念、“兴”的创作手法、“哲理入诗”的审美范式,甚至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汉诗的句式结构,在二十世纪几代美国诗人的创作中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体现。对美国诗歌创作实践产生了整体性影响。

中国诗歌的开放诗学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有关诗歌的诗话、词话和评点注疏也有两千多年历史,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文论,颇具鲜明中国特色的诗学。在中国古典诗论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上承中国古代诗话,下接西方现代诗学,对中国人诗歌创作、阅读和欣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王国维作为古代文论的最后一人和现代文论的第一人,仍然跨在传统诗话和现代诗学的门槛之上,其诗歌理论仍然带有传统文论感悟性评点和印象式批评的特征,尚未触及古典诗歌的深层机制。沿着王国维开辟的道路,探索中国诗歌的语言媒介、形式结构和诗歌话语的意指表现机制,可以尝试建立反映中国诗歌特征的诗学。中国诗歌的诗学存在于诗篇之中,因此,选取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从现代诗学的视角分析这些诗歌的深层结构,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诗学的鲜明特色与古汉语的意指机制相关,古诗的文言媒介、意指机制和再现形式决定了中国传统的开放性创作、开放性阅读、开放性欣赏。古典诗学的两个观念——"意在言外"和"不尽之义",是对古诗鲜明的开放性特征的高度概括,因此,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古代的诗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开放性诗学。

中国诗歌意象的翻译策略研究

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主要集中了诗歌的神韵和意境,承载着作者的思想情感,是诗歌的整个中心所在。诗歌意象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难点,在传递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在意象翻译观的指导下,对中国诗歌意象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力求准确进行意象内涵的翻译传递,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中国诗歌典籍的英译分析——评《中国诗歌典籍英译散论》

中国古典诗词典籍是中华五千年文明酝酿和发展的产物，是世界人民兆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瑰宝。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频繁，输出中国的优秀文化，

论中国诗歌精神对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的超越

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决定当代社会的走向,中国诗歌精神"诗言志"与主体意识保持着相关性,中国诗歌精神"兴观群怨"又与危机意识保持着相关性。主体意识的缺陷并不能完全依靠危机意识来补救,而中国诗歌所追求的诗化生活和天地精神,却能超越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轮替主宰的现代生活。中国诗歌是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类文化,它的思想价值应该重新被重视。

南社诗人与中国诗歌近代化

南社诗人是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一支生力军，其创作贯穿于“新学诗” 、“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等诗歌近代化阶段，尤以“歌体诗”的探索 成绩突出。柳亚子、高旭、马君武、苏曼殊、于右任等人的诗体变革和译诗实践，从主题意蕴、艺术趣味、语言韵律、体式章法诸方面大胆创新，为中国诗歌从古典形 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近代化过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叶诗派与中国诗歌的道德审美理想

道德审美理想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诗歌在文化思想方面的主要构成要素。中国诗歌的道德审美理想的本位是国家与群体,其主要内容是国家、民族关怀。九叶诗派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经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中国诗歌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艺术主题,尤其是在揭示现实的负面因素方面显示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地方性问题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地方性自觉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也为人们所经常谈论。很多诗人的写作在题材内容、精神特质甚至文体与语言方面,都有明显的地方性,像雷平阳诗中的云南、沈苇诗中的新疆、哨兵诗中的洪湖和陈东东、赵野、潘维、庞培、朱朱、叶辉、黄梵、长岛、胡桑、张维、江离、泉子、叶丽隽、育邦、龚璇、卢文丽等很多诗人作品中的江南,都是这些年来中国诗歌中著名的＂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

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理背景与学科特质

“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和“诗歌精神的重建”、“诗体的重建”一起作为新诗二次革命的逻辑起点,理应得到高度重视。立足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进行中国诗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科特质已经渐趋明显。这既是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重构和专业化拓展的有益尝试,更是中国诗歌研究的传播学新视角。

西方汉学的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以雷之波的《西文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目录》为中心

加拿大汉学家雷之波2012年整理的《西文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目录》,分三个类别收录了西方汉学的相关文献691种。通观《目录》,从主题来看,有关中国诗歌的诗学研究和对诗作、诗人的专题研究较为突出;进入目录的430位汉学家中,绝大多数只收录1种文献,但亚瑟·韦利和华兹生以及华人学者刘若愚等,均贡献出较多作品;相当数量的中国诗歌翻译目录文献被收录其中,凸显出其翻译史、目录学的研究价值。该目录并非完美之作,但仍囊括了西方汉学百科全书式文献、中国文学史文献及专门的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文献,是一份具有学术史价值的文献索引。

试论中国诗歌的时间生命主题

对时间生命意识的表现 ,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主题之一 ,它赋予中国古典诗歌最为感人的生命情调。时间生命主题在古典诗歌中 ,展开为及时有为、及时行乐、惜春悲秋、同情悲悯、超越努力等几个方面 ;并在这几个方面 ,对 2 0世纪新诗施以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