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宪法”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的奠基

“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得益于对国家客观宪制需求的精准把握、对制宪目标的科学反映、对各方面意见建议的充分考量,以及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因受困于特殊历史背景而呈现的时代局限性,“五四宪法”在相当程度上成为1982年修改宪法的直接参照蓝本。2024年适逢“五四宪法”七秩之庆,大半个世纪前的一些宪制探索迄今仍具有相当的思想镜鉴意义。充分汲取“五四宪法”的制宪智慧,从中充分提炼其现时生命力与制度延展性,无疑是对这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奠基之作七十华诞的最佳纪念。笔者谨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称“央地关系”)为视角,略表浅见。

中央与地方税权分配理论前提的反思

中央与地方税权分配的前提在于对税权这一概念的产生、基本内容以及税权分配的原则形成共识。然而,学界对于税权这一概念的产生时间仍然存在误解,对税权的基本内容尚未形成共识,中央和地方税权分配应遵循哪些原则同样聚讼纷纭。从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立法历史沿革来看,税权这一概念可以追溯至1988年,且官方文件始终强调税权的集中。税权的基本内容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益权,不包括税收司法权。法学视角下,中央与地方税权分配应当遵循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三项原则。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知识产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3]4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知识产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分配

分税制改革为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勾画了基本格局。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央地税收立法权的分配格局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地方是否应当拥有税收立法权、在何种程度上拥有税收立法权以及地方税收立法权由谁行使始终备受关注。央地税收立法权分配的理论依据包括两个方面:央地立法权的分配是央地税收立法权分配的法理基础,而现代财政分权理论则是央地税收立法权按分配的经济学依据。由于学界对税收立法权的认识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央地税收立法权分配的理论分歧就聚焦于地方是否应当拥有税收立法权。从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来看,在坚持中央税收立法权主导地位的同时,地方可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一定程度的税收立法权。在内容上,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包括在法定幅度内调整税率、在法定范围内减税免税等权利。在行使主体上,地方税收立法权应由省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省一级政府只能在授权的范围内提出税收立法建议。

中央与地方在银行业金融风险处置中的关系研究

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需中央与地方协作,形成合力。2017年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协作下,我国成功处置一批高风险银行,在划分中央与地方职责分工、强化协作,发挥存款保险市场化处置平台作用等方面开展实践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文认真梳理高风险银行处置实践经验,分析风险处置中中央与地方协作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建立健全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双层架构处置协作机制、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市场化处置平台作用等相关建议,以期为建设稳健高效风险处置体系提供借鉴。

《近代中国铁路制度与功能的演进——基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出版

马陵合教授的《近代中国铁路制度与功能的演进——基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70余万字。该书以时间为主轴,以管理权为核心,结合外国力量与社会力量对铁路的影响,梳理中央集权铁路管理体制的形成与演变历程。

产业与政治:铁路如何形塑现代国家——读《近代中国铁路制度与功能的演进——基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感

铁路是工业进步和现代化的发动机,对现代经济所需的统一市场、资源整合与调配发挥巨大的拉动功能,在打破各种旧秩序、促进国家统一和构建政治权威上也起着决定性作用。近代中国铁路是社会控制力的重要载体,成为各种权力角逐、冲突的重要工具,铁路投资体制、运营体制不仅具有现代产业特性,而且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义,映射出中央与地方产业行政权配置的新格局,成为近代新型政治体制的产物。

从列宁《怎么办?》看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政治基础。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领导、科学划分央地权责、抓好地方干部建设、加强央地合作联系四个方面,为正确处理我国的央地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是我国首要的政治关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为了建构良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应时刻注意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中央对地方的统率领导,形成中央和地方权力配置的动态平衡;同时,要抓好地方干部队伍建设,明确央地工作职责,强化央地交流联系。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博弈行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过去以行政组织为主要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弈关系。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过去的强制关系向协商契约关系转变，中央相当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通过与地方谈判获得，形成放权让利的新局面，其博弈模式的均衡是中央政府采取下放政策而地方政府以对抗的对策回应，导致中央财政能力弱化。而分税制是对财政包干体制的根本否定，其着眼点是逐步收回向地方下放的权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博弈模式的均衡为中央集权而地方对抗的局面，中央采取“以牙还牙”策略，而地方政府的理性决策总是对抗中央政府，其结果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个演进的理论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１９７６年以后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期间，中央政府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可能在其与地方关系的变革上迈出更大步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徘徊，也正是中央与地方的不稳定关系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使得从１９７６年开始的变革成为可能。作者总结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过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不同时期存在的不同问题，特别指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经济改革之后随着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特征。

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论纲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和理论课题。建国以来，我国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都未能使它走向合理化、规范化。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为配合重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的需要，深入探讨和正确处理中央与...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范化、法制化——学习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思考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范化、法制化——学习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思考张锡恩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已根据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把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一项宏伟目标，明确载入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走向分权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课题。进入70和8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非工业化国家都在纷纷研究和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调整和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范围内行政革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格局是一体多元

今天这个论坛有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我是一个宪法学者,现在担任中国宪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也是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作为一个法律学者,我一直从宪法的角度研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分别承担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央地方事权关系的法律问题研究＂、教育部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等研究项目,也做过财政部委托的＂世界各主要国家事权划分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的课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确实比较复杂,今天在这个场合,

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化建设

现今有些学者提出现代化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应该包括制度文明。我认为如果只追求知识和技术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而不把制度的现代化纳入我们的视野，这对现代化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我国的法制建设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人大...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与应用

为分析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找出问题解决的有效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部门间的讨价还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开发商等营利组织间的利益结盟与变通策略、其他参与主体被排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网络利益主体与网络利益关系。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与民生密切相关,却积累了太多的"历史赊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因素;非合作博弈问题需置于政策网络结构环境下去思考,政策网络理论能够提供"解释性"和"建构性"框架。论文研究对未来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有重大实践意义。本文将网络利益分析与网络治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策网络两个理论流派的应用整合,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重要价值。依据研究结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必须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未来"十二五计划"做好铺垫。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从权力博弈走向国家治理结构转型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反映的是国家治理结构问题。目前世界上存在两种国家治理结构,即层级制治理结构和矩阵制治理结构。分权化改革以来,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呈现出权威碎片化、地方政府自主性膨胀、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屡屡受挫、层级制治理导致的信息失真等问题,反映了当代中国层级制治理结构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性。提升国家治理绩效和治理能力,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结构由层级制治理结构向矩阵制治理结构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