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政策执行体制因素、中央政策因素、地方政府因素与中央政策对象因素。提出这些因素并进行系统分析 ,是实现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前提。

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存在问题的系统分析

政策执行是目前政策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在我国 ,政策执行的核心目标是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为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从政策科学理论体系出发 。

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研究

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是中央政府治理国家的关键和地方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忽视政策宣传,导致政策对象的消极参与;注重本位利益,影响政策执行的公平公正;喜欢相互攀比,政策执行存在盲目的仿效性;法制意识不强,政策执行存在明显的随意性。因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加强政策认知,引导政策对象积极参与;规范执行程序,明确政策执行机构的权力边界;认真运筹谋划,提高政策执行计划的质量水平;健全监控机制,强化政策执行过程的有效监控。

我国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

正确认识我国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对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意义重大。我国各级、各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不同的:高级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整体性;中级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创造性;基层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坚定性;试验区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

职业教育中央政策和地方立法的提炼与《职业教育法》的修订

在《职业教育法》修订之际,应对职业教育中央政策和地方立法进行认真梳理和提炼。借鉴中央政策和地方立法的成熟规定,《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应当采用七章的体例结构,明确规定政府统筹扶持制度、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基本教学制度,明确规定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企业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比例和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

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研究

地方政府有效执行政策是中央政府治理国家的关键和地方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

职业教育中央政策和地方立法的提炼与《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建议

在《职业教育法》修订之际,应对职业教育中央政策和地方立法进行认真梳理和提炼。借鉴中央政策和地方立法的成熟规定,《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应当采用七章的体例结构,应当明确规定政府统筹扶持制度、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基本教学制度,应当明确规定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企业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比例和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

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系统分析模型

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这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为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需要建立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系统分析模型。这一模型包括单项动态分析模型、单项静态分析模型、总体结果分析模型与总体因素分析模型,等等。

财务预算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视角下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以中国人民银行菏泽市中心支行为例

财务预算管理是人民银行为履行职能，依法运用一定手段，对财务收支及相关经济活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等活动，贯穿中央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规范、科学、精细化的财务预算不仅能够保证中央政策实施过程中资金运转顺畅，还能及时为中央政策的决策部署、贯彻执行、评估调整等提供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同时，预算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还能保证财务管理信息公开透明，更好发挥财务管理在中央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调控职能，更好的将中央政策落到实处。

中央政策的决策者与目标群体之博弈——以退耕还林政策为例

中央政策的决策者与政策调整对象的目标群体在政策执行中面临资源的稀缺性,双方存在利益相对独立性,致使博弈的合作往往短暂,博弈的不合作则为常态。退耕还林政策的中央决策者与目标群体表现为囚徒困境和性别之战的两种不合作博弈,前者源于背弃是最优化的主导策略,后者源于收益差别从而协调难成,使集体理性处于困境。综合两种博弈类型与结构,要改变不合作博弈图景,实现合作下的集体理性,须创制第三方制约力量、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健全政策体系。

开启农村改革新征程——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局局长冯海发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开启农村改革新征程指明了方向。针对《决定》中对三农领域作出的改革创新和政策突破，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局局长冯海发，为大家带来对关键问题的深度解读。

省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响应与调适——基于基本公共服务规划文本的分析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长期以来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顽疾,也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予以规范和调整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对“十三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规划的考察,着重检视十八大以来在革除此项弊端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并从响应时间、相应主体、响应内容、实际执行等方面,分析省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响应模式及存在的差异,进而展现中央政策文本中所具有的某种柔韧性及其给省级政府进行政策调适所留有的空间。

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11个督查组分赴22省区市 落实中央政策 应对金融危机 保持就业稳定 各地亮点纷呈(之二)

从上期开始,我们跟随国务院就业工作联席会议11个督查组的脚步,从所掌握的情况出发,对部分省、市、自治区各项就业工作的做法和亮点做了一次汇总和提炼。本期将刊载文章的第二部分,在盘点成绩、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望能给读者以借鉴和启迪,从而坚定信心、明确任务,更好地开展新一年的工作。

《一个国家4A级景区的“沦陷”》报道续：违建遍地,贫困原住民无法安居,渴望中央政策“救援”

全国两会期间,广西北海市涠洲岛的贫困户黄国彬、黄国才、黄国升三兄弟一直在关注国家关于精准扶贫的政策。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将继续推进贫困农户危房改造。这让黄家兄弟三人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总理都这么要求了,解决住房问题应该有希望了。＂住在大约1平方米的地堡里的黄国才说。然而,这种希望看起来又多少有些遥远和渺茫。作为涠洲岛上的原住民,他们在岛上竟无栖身之地。

落实中央政策 坚持群众路线 进一步做好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工作

一、深入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进一步提高对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重大意义的认识对于进一步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在近几年的一系列文件中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学习、贯彻中央这一系列文件的过程中，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

专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经济下行源于供求矛盾总爆发 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四大潜力 同时应警惕经济失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施政的“风向标”。毫无疑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经济下行”是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最为凸显的“数字”和“热词”。“7％左右”，不仅标明2015中国经济新刻度，更是向人民作出的“硬承诺”；“经济下行压力”不仅是政府正视现实、增强忧患意识，更是积极应对，科学谋划，全面部署。在新常态下，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能否实现？实现这个目标，靠什么？当经济转向中高速发展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哪些潜力可挖？3月10日《中国经济周刊》在位于西城区永定门大街5号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新址，专访知名经济专家郑新立，请他就当今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答疑释惑。

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逻辑关系分析

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从而也决定了我国的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关系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并且,政策是人们利益的具体体现.中央政策反映的是国家利益、全局性的利益;地方政策反映的是地方性局部利益.不同的利益关系使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复杂性.我们用Tla圆表示地方政策,其中Tla线为地方基本利益线;用T2b圆表示中央政策,其中T2b线为中央基本利益线.(如图(1))

中央政策与地方利益:以北宋棣州、深州迁城避水为例的探讨

北宋朝廷多采用"迁城避水"的方法来解决城市河患问题。但同受河患威胁,同样有迁城诉求的棣州和深州在经过曲折的河议之后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措施,一个被挽救于危难之际,一个始终饱受河患蹂躏却无可奈何。这种结果与两城的战略地位及北宋国家的战略政策密切相关。而城市河议的过程则显示出北宋中央与地方在治理措施选择上激烈的博弈互动。同时,其过程的反复也与北宋的经济状况及政治斗争有关。

中央政策到地方被弱化变形与事权财权不相匹配有关

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到地方会被弱化和变形，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权威与地方活力协调并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出现了中央该集权的没有集权，不该集权的却搞垂直管理，把地方微观事务宏观处理。而凡事“三家抬”表面上是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但实际上是混淆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导致中央与地方事务分工更加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