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府简牍的日常供给、分配与秦汉中央集权

简牍是政府行政书写的基本载体。秦汉时期官府有稳定的简牍供应途径。秦代由司空管理的刑徒直接制作简牍,西汉时期市买成品与自行加工相结合,东汉时期以财用钱专门购买,到了孙吴时期财用钱只是税收名目之一。这个演变过程与简牍制作趋于专门化以及国家对社会资源赋敛形式的变化有关。西北边地不同层级军政机构分配简牍的种类、材质、数量皆有不同的标准。有特殊需求则需要特别申请。民政系统简牍分配机制更复杂。简牍供给表现出国家对地方官府控制加强的一面,分配规则显示出集权体制的森严层级。简牍的特点,客观条件的变化,限制了集权目的之实现。书写载体等行政技术条件变迁是考察制度演变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天子之位与政治中央集权的确立——试论作为政治理论家的韩非子

作为周秦之变的总结者,韩非子在多元权力逐渐覆灭、单一主权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为政治理论奠基。韩非子建构了作为政治顶峰的天子,同时也从权力斗争、圣人之道、治理结构三个层面消解了作为特殊性个体的天子;在将“天子之位”视为政治中央集权的同时,天子本身又成了政治中央集权的工具。由此出发,不仅可以解释对皇权进行制度约束的合理性,也为秦汉之后的士大夫政治与礼法秩序开放了理论空间。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及深远影响

中世纪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制度类型,与此相适应产生了两种国家治理模式:中央集权制治理模式和分权制治理模式。秦朝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拓疆辟土客观形势的产物,是消除战乱平定社会的迫切要求,是维护多民族统一及大国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国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远远走在世界政治文明演进历史进程的前列,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体现出中华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华民族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政治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对于我们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西汉强化中央集权的法制研究

在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形式起源于秦朝,并在汉朝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公元前127年,中国西汉汉武帝也面临着国内诸侯国分裂势力过大的困难,若直接废除封国,必然会致使一盘散沙,加重西汉帝国内部离心倾向,而长久以来,这对西汉皇帝解除南北患、向西打通丝路都是不利的。在既要加强中央集权,又要巩固地区人心这一“两难”的形势下,汉武帝通过制定并实行了《推恩令》《左官律》等各种法制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反对了地方分裂。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关系辨析

如何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大难题。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国都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其结果都出现了“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状态,很难找到一条两者有效结合的正确途径。因此,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值得深入探讨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两者的历史和辨证关系入手拓宽研究的方位与视角。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始于战国,成于秦汉,取代了西周的奴隶制贵族政治一直延续到清,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其基本特征是国家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到皇帝和他统率的各级官僚机构手上。其演化过程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唐以后的三省六部制,总的趋势是日益强化,日益僵化,也显现了循环往复式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是战国时生产力发展和地主经济的需要,到明清,它成了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发展的桎梏,而又无法与无力因时变更,终于被历史摈弃。

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日本城市规划事权的演变与启示

近代城市规划涉及上至国家政策,下及市民生活的广泛领域。因此,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决定权通常需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甚至政府与市民团体之间做出一定的划分,从而形成特定的权利分配体制。近代以后的日本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走过了一条城市规划从中央集权逐步向地方分权过渡的道路。这对历史文化背景相近的我国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简要回顾了日本城市规划由中央集权逐步转向地方分权的过程,并归纳总结了其中的原因、规律和启示。

英国地方政府治理:中央集权主义的分析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方政府治理的格局呈现了"多样化、民主化、合作化"的特点,但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始终处于"非均衡"的博弈状态。2011年英国联合政府推出"地方主义法案",旨在进一步推动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转向"地方政府自治"的模式,然而却事与愿违。从地方政府的治理实践出发,真正阻碍英国实现地方自治的原因仍是传统的"中央集权主义"。

试论科举制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影响深远。长期以来,学界对科举制的评价多从选拔人才角度出发,而对其政治统治效用认识不足。其实,科举制的历史作用,不在于其对优秀人才的选拔,而在于其对中国封建政治统治需要的满足。它立足于把官员选拔权力全部收归中央,并能够扩展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进而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实现社会教育和政治统治的密切融合。科举制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具有极大的亲和力,高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成熟以后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起到了社会凝聚和社会稳定效应,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和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作用。

华夏国家起源新论——从“猴山结构”到中央集权国家

用"五种生产方式"范式来解释中国早期国家起源,难以自圆其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从"国家村社"结构来解释公共职能的需要对于国家形成所起的作用,虽然别开生面,却无法解释中国早期国家起源。解释中国的国家起源,必须从《史记·五帝本纪》等先秦文献入手,但单纯研读这些文献,难以通过直接归纳,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国家形成的历史图景。13世纪蒙古草原游牧共同体显现出来的"庇护扈从"组织结构,恰恰为我们理解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的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全新的启示与思路。从《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等文献中,可以发现类似于游牧社会强者提供保护、弱者提供扈从效忠的"猴山结构",这种上位者与下位者基于双方利益的结合,实现了小共同体从分散状态向集中状态的最初转变,以此关系结构作为解释框架,可以形成中国国家起源的新假说。夏商时代的中国,从"猴山结构"的松散联邦,经由作为分封制前身的"因故土而封之"的"羁縻制",再发展到西周的分封制;到了春秋战国,分封制下的诸侯纷争,导致了中央集权化的变革,最终发展为秦汉帝国。在这一历史轨迹中,可以探知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完整链条。中国早期国家既不是经由西方古典奴隶制的路径,也不是简单地经由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指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路径,而是在华夏小共同体的"庇护扈从"关系上,经由酋邦联盟、羁縻制、分封制等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在华夏民族的集体经验中演化而来,并最终走上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道路。

略论秦汉时期盐铁钱专营与中央集权的巩固

略论秦汉时期盐铁钱专营与中央集权的巩固郝树声盐铁钱专营是秦汉时期的一项重要国策。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地处西方的秦国就对盐铁实行了国营专卖，所谓“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用不竭而...

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否可行?——由刑罚的宽免说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可疑

对中西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学术工作,学者们对其可行性和方法论尚未给出清楚系统的说明。比较史学是否可以成为像比较文学和比较法学这样为学界所公认的成熟学科还有待学者们的研究实践来证明。以中西法制史上刑罚的宽免为例,历史研究的对观或对照方法在某些个案研究中会有拓宽视野和思路的作用;而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流行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概念的质疑性分析,我们发现,另一种可行的同时又是宏观的历史比较研究可以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局限的社会科学研究。至少,这样一种宏观的思维将会帮助我们突破一些陈旧和可能错误的思维框架。

中央集权与大学自治——论法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中央集权和大学自治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却是法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本文从法国的学术管理体制入手,分析了集权和自治在法国高等教育中的具体表现。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奇特的现象,作者试图从法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中找出原因。回顾法国当代高等教育改革,我们可以从中找到集权和自治的重新定位以及法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所在。

郡县制度: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坚实基石——历史发展与反思

对于郡县制度,自古以来的思想精英们就对其进行着或韪或否的争议。是之者占据着主流地位,称郡县制度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种制度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否之者只居于末流,谓郡县制是适应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设需要的必然产物,虽然符合中国人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对我国历史的发展确实功不可没,但这种体制机制滋生的各种弊端特别是必然导致专制独裁的政治恶果,也是经2000多年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当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依旧站在官方传统史学家的立场无视郡县制度的种种弊端而继续为其高唱赞歌了,应从国家和民族健康发展的大局来重新认识郡县制及其附带而来的问题。

“便宜行事”与中央集权——以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运行为中心

建炎三年五月至绍兴三年,南宋在川陕地区设置宣抚处置司,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赋予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行事”的权力,导致地方权力强大,触及中央集权统治。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之权的授予、运作、废除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南宋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行政运行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了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勘合制度与明代中央集权

勘合是明代政府行政中广泛采用的一项技术性制度，是古代符契的进一步发展。勘合用于明代政治、生活各个方面，它是政治生活程序化、制度化的有力工具。勘合应用领域最重要的扩展是行移往来和对外关系。

酋邦与“中央集权”

谢维扬教授关于部落联盟与酋邦两种模式的讨论，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酋邦学说与酋邦模式中，“中央集权”的起源和早期形式问题占有核心的地位。他认为，在酋邦、个人性质的权力、中央集权、专制政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本文系统讨论了当代文化人类学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对谢维扬观点的来源与根据的可靠性问题，以及古典学家对希腊罗马早期社会性质的判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自然保护地非完全中央集权政府治理模式研究——以美国荒野风景河流体系为例

自然保护地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政府治理是世界自然保护地治理的主要模式。美国荒野风景河流体系是世界上最早的河流保护地体系,其政府治理模式是河流保护地治理的代表。在提出保护地治理系统框架基础之上,采取深入访谈、比较等方法,对美国荒野风景河流体系政府治理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荒野风景河流体系政府治理模式在法律保障、产权制度、治理主体3个方面具有明显的联邦主导特征,但又在资源权属、治理主体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权特征,是一种非完全中央集权政府的治理模式,因河而设,因河而治;尊重权利,适度分权;格局大维持,模式小改变。这些探索是对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完全中央集权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非完全中央集权政府"多部门治理"与中国保护地治理现有的"分部门治理"模式存在着巨大差异。借鉴美国荒野风景河流体系非完全中央集权政府治理模式,可以在选择治理类型、尊重产权归属、改变治理主体权责等方面为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