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探讨

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个人所得税政策不仅关乎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更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个人所得税通过税负调整直接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通过合理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政府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财富分配,减少贫富差距。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未来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政策,确保其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平衡发展方面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背景下实现收入向上流动的路径分析——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多元Logit模型分析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共同富裕的实现已经由“精准扶贫”阶段进入“精准扩中”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还有利于扩大内需,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文章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0-2020年6轮调查的面板数据,按照人均家庭收入在3.33万元~16.67万元区间者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对CFPS数据进行分组,分析了低收入群体、中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的分布特征,并通过建立logit模型分析了影响低收入群体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在2010-2020年间,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扩中”成效明显;从收入群体的分布特征看,不同收入群体在地区、户籍、性别、年龄、从事的行业产业、工作岗位等方面差异明显;影响收入逐级向上流动的显著因素包括地区、年龄、培训和是否管理岗位,影响收入跨级向上流动的显著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年限。

数字经济、创业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利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蒂蒙斯创业理论阐释数字经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理论逻辑,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创业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体而言,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创业融资和优化创业企业的要素配置,从而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强化数字经济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从而能强化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组织型创业与自我雇佣型创业都能使数字经济更好地发挥其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作用;在数字经济的支持下,无论是在制造业中创业,还是在服务业中创业,均能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等收入群体和青年群体的绿色低碳消费研究——基于不同消费环节和消费领域的实证分析

推动绿色低碳消费对于我国消费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消费转型不仅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在当代社会还与青年文化紧密结合,营造出新兴生活方式。然而,绿色消费不仅局限于绿色购买,而且不同领域的绿色消费机制也存在差异。通过使用2022年中国城市低碳消费调查数据,从购买、使用到处置的主要消费环节以及吃、穿、行等主要消费领域,考察城市居民绿色低碳消费的特征并引入社会经济地位和世代两个维度解释绿色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商品购买、使用和处置的不同消费环节都呈现阶层和世代的差异,收入越高、学历越高、越年轻的群体越积极参与低碳消费行为,中等收入群体经常购买绿色商品的比例最高;在涉及购买环节和出行领域的新能源车消费意愿上,阶层比世代的影响更重要,而在强调商品处置和日常消费的二手消费方面,阶层和世代都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应重视发挥中等收入群体和青年在社会文化营造中的作用,塑造绿色低碳社会共享文化,引导全社会认同、追求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平台场域内中等收入人群“滑落”风险形成与治理机制——基于美团外卖骑手的案例研究

在中等收入人群绝对规模增加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滑落”现象,以往对于中等收入人群的研究多从收入分配制度、人力资本等角度展开。通过美团案例的研究发现,中等收入人群“滑落”的根源为生态成员权责范围的模糊,“稳中”还需依赖平台治理。处于市场优势地位的美团,在供求失衡的市场机制和算法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灵活用工模式规避雇佣责任,但这种劳资关系并非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外卖骑手可以通过自我赋能、维护自身主体性、多栖战略等途径抵御“滑落”,同时,制度缺口填补、平台与政府协同治理、平台企业垄断规制和多元主体赋权的方式也可以阻断外卖骑手的“滑落”通道。外卖骑手“滑落”是研究橄榄型社会结构构建的经典案例,对我国完善平台治理结构和发展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意义。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算及其扩大策略

一个国家要想成功迈向发达经济体,除经济因素外,还需要构建以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中等收入群体就业和收入比较稳定,是增加社会消费和扩大市场需求的主要群体,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支撑。作为理性群体,他们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阶层。更重要的是,这一群体在贫富两大社会阶层之间形成一个安全屏障和缓冲地带,对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两大群体的社会关系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用多种方法测算发现,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对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还缺乏足够支持。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兜底作用发挥不够。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转型过早过快出现资本技术替代、城镇化进程过早过快放缓、生活成本支出压力过大都对中低收入者成长形成制约。另外,制度供给不足影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和成长。必须采取战略性举措,出台针对性政策,支持中等收入群体稳定成长,为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创造基础条件。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度及质量追踪

在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加速扩张,但基尼系数仍居高不下,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依然严峻,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质量需进一步探究。基于CFPS2010—2018年的调查数据,测度不同层面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变化及持续韧度,构建多维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追踪规模扩张及韧度差距背后的质量差异,并实证检验其作用。研究表明:(1)城乡和不同受雇类型的群体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速存在较大差距,中等收入群体的整体持续韧度较差;(2)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张速度较快和持续韧度较好的群体,在财产、就业和人力资本方面的质量均具有较大优势,财产质量尤为明显;(3)财产、就业和人力资本方面的质量均会显著正向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增速和持续韧度,且财产质量的影响作用较大。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明晰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与质量,也为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和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提供政策启示。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度与变动趋势分析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壮大,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在梳理相关研究,尝试将官方数据按还原法进行处理后,以多种方法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测算和比较了中国整体、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差异和变化,发现在考察期内伴随经济增长按绝对标准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幅提升,而按相对标准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与基尼系数变动方向相反并呈现规律性;对城乡分别考察发现中等收入群体绝大部分集中于城镇,近些年城乡差距较为稳定,甚至有缩小态势;通过比较分析各省区数据发现省际差异明显,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与各省区生产总值呈明显正相关;三大地区比较也差别明显,但相互间分配格局有改善趋势;据此所做趋势预测表明,通过艰苦努力至2035年全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望大幅提升。

中国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特征及提升路径

中国要稳定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其消费潜力,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优化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的现实需要;中等收入群体虽处于中等收入行列,但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受到不利冲击后容易“掉档”,从而变为低收入群体,即“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研究发现:在各类标准下,中国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平均接近1/2;从空间层面看,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多分布于西部、中南地区;从经济层面看,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的显著特征是低财产收入、低转移收入和高经营收入、高医疗保健支出;同时,指出偏低的文化水平、过重的儿童抚养负担和医疗费用是诱发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应正确处理“稳中”与“扩中”的关系,围绕精准识别、分类施策等措施,以城市落户、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为重点,逐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性。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机制及其区域差异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首先在理论上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建构了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机制框架,接着使用CGSS2010—2021年调查数据,对不同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过程与成长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在不同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整体成长以及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变化都不一样;经济发展未必一定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收入再分配政策与经济结构升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强调,要想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加强有关具体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路径探析——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画像

本文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象细分为“提低、入中、稳中”三个层级,运用随机森林模型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特征进行画像,基于特征指标重要度排序确定影响各收入群体的主要因素,进而设计差异化扩中路径。研究发现,年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偏低收入群体与潜在中等收入群体之间呈现较大的分布差异,是“提低”环节需要重点关注的特征;食品支出、居住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其他支出对推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越级、实现低收入者“入中”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社会参与和家庭规模与新增中等收入群体脆弱性程度紧密相关,是巩固扩中成果必须考虑的因素;医疗保健支出、衣着支出、社会公平、社会信任、职业类型、家庭劳动力占比和生活困难则在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行列迈进的全过程均有重要作用。应该建立科学的政策扶持机制,分类制定差异化政策,打造以保障劳动报酬和转移收入为基石、以激活经营和财产收入与社会参与为支撑、以优化教育水平与家庭劳动结构为牵引、以提升消费层次与生活质量为导向的多层次、立体化扩中平台。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发展均有助于提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的家庭,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但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其影响不明显;(2)相较于农村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扩大城镇和东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作用更大;(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家庭创业、非农就业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三个渠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但其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

“双减”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增负现状及对策研究

“双减”政策在减轻校内学业负担和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对家庭私域关注度不够。通过对53名中等收入家庭初中生家长的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以延长子女学习时间和增加子女学业难度为表征的家庭教育增负现象普遍存在。家庭教育增负是中等收入家庭在当前教育体制下,基于阶层特性的能动性行为选择。家长们期望通过家庭教育增负帮助子女提高学业竞争力,从而在中考取得高分,顺利升入优质高中,最终获得优质文凭。全面落实“双减”、巩固“双减”成效,需要补齐家庭这一减负短板,缓解家庭教育增负。通过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优化基础教育分流制度、完善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纾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弱化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可以有效缓解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增负。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吗?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提升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发展均有助于提升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但其覆盖广度却降低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了我国农村和西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却降低了城镇、中部和东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第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业、非农就业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三个渠道提升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本文研究结论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据。

高等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中等收入群体视角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对于稳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探究高等教育获得与中等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对女性和农村户口的中等收入群体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男性和城市户口的中等收入群体影响不显著;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文化消费和阶层认同在高等教育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新时代政府需要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保证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需扩大文化消费产品供给,引导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结构转型,提高文化消费水平。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状、挑战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壮大,已经成功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有所下降,且城乡之间收入分化程度差异明显。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未富先老”、社会流动性约束仍存、居民负债水平偏高、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将阻碍我国成功稳定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从“稳住存量、扩大增量、提高质量”三方面着手,夯实中等收入群体的增收基础,促进低收入群体增强向上流动能力,防范脆弱群体因各种原因返贫,确保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变化及影响:教育市场化、家校合作与学校组织

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壮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其家庭教育功能被不断强化以实现群体地位的再生产。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研究的范畴包括父母教育、学校参与和课外辅导活动3个方面,具有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组织化与专业化特征。中等收入群体在家庭教育中的选择与组合,推动了教育市场化改革与家校合作,进而推动了学校组织合法性的变化、边界的开放与耦合的构架。同时,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变化带来了过度理性化与教育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突出了学校组织系统与专业系统之间的现代性冲突。这启示我国当前要重视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变化趋势及其引发的学校教育变革,关注这种教育变革对于社会发展与少年儿童的影响。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内涵、对策与意义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目标。新时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布结构正在由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变化,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断增长。但我国大部分人口仍为低收入群体,橄榄形社会结构尚未完全形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扩大消费的重要途径,是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稳定的必要环节,是保证机会公平、促进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动态过程,“提低”和“稳中”是两个关键着力点,同时需要针对不同的重点群体分群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体现了协调和共享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是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新进展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自提出以来受到广泛而持续关注,但现有文献缺乏对中等收入陷阱最新进展的述评。文章从增长、发展和国际环境多个视角回顾、总结和评述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外延扩展,给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新的定义,并针对既有研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性的争议,进行了新的回答。在此基础上,基于新古典及内生增长理论、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假说、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产品空间和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以及中心外围理论,系统审视了不同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何以及如何导致陷阱的发生,又提出了怎样的跨越路径,并据此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展望。本研究将增进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认识、科学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体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而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如何影响碳排放——消费视角下的研究

中国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在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同时,也引发了碳排放增加、减排压力增大的担忧。将这种定性担忧转化为定量认识,有助于从容应对气候挑战,为决策者针对特定消费群体制定差异化的减排策略提供信息参考。该研究开发了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的消费模式预测模型,结合投入产出模型拆分方法,实现将家庭消费选择异质性纳入环境影响评估宏观模拟的方法构建,以此为工具评估了新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造成的碳排放影响,比较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①若2018—203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以2018年不变价计,年收入3.3万~8.0万元/人的全国人口比重增加24%),则达峰年新兴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隐含的额外碳排放为2.7亿~3.6亿t,居民消费相关的减排工作量增加8%~11%。②新兴中等收入群体在仅收入提升情景下的消费碳排放显著低于原中等收入群体(人均碳排放相差0.2~0.3 t),二者之间的差距蕴含着这一群体在阶层跃迁过程中协同实现收入增长与碳排放控制的可塑空间。③与人力资本提升和完善社会保障情景相比,城镇化情景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来的碳排放影响更大,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不同政策组合对碳排放的边际影响不等同于单一政策独立作用所带来的影响之和,而是存在放大或对冲效应。这意味着,及时把握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转型的可塑契机,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健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等措施对该群体低碳生活开展针对性的引导,是协同实现共同富裕与碳中和目标的前瞻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