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孔子中庸观与亚里士多德中道观研究

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东西方思想流派异彩纷呈,思想巨擘纷然涌现,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是其中涌现出的重要思想家,中庸和中道分别是他们思想体系中的基本范畴和重要理念。孔子中庸观和亚里士多德中道观有相似之处,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共通性,但二者又处于不同的文化地理环境中,相似的内涵里又有着不同的认知差异。中庸和中道的相似之处表现在具体内涵、习得途径和达成效果等方面,不同之处则表现在哲学渊源、衡量标准和对待财富的态度等方面。通过比较二者思想在中庸观和中道观上的异同点,有助于我们厘清二者观念的差异和把握二者观念的共通之处,进一步深入理解人类历史上这一宝贵的思想遗产。

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说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体现了与其形而上学、心理学、生物学的一致性。认真审视中道说,则可知其不仅包含中道观、中道方法,更内蕴着深刻的中道精神,即至善是理性和欲望的契合;意味着德性论和规范论的统一;意味着众人之治好于个人之治。

从范畴格义看“中道”研究的哲学根基与未来路向——《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的洞见与误区举隅

以“中道”标示中华文明在历史内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特质,是当下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极富前景与深度的路径。然而在理解与刻画这一特质时,学者们仍可能落入“中合西分”“中优西劣”一类窠臼,背后原因是我们将西方范畴框架(如“思辨—现实”“超越性—内在性”“绝对者—有限者”)与西方学派(如释义学)不加反思地套用于中西比较,殊不知范畴框架必然蕴含的逻辑本就是使一种文明得以挺立的隐秘生命。这表明我们一方面未能把握西方形式感的运行逻辑,另一方面未能发展出真正适合于中国文明下生存体验的论说方式。仅仅将传统名相化为哲学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阐明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范畴)的逻辑机理。未来中国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从《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等新著对于西学一般主题的突破继续走向对西方范畴框架的突破,足够深刻地勘定中西方在范畴逻辑与思维方式上的区别,同时聚焦于困扰全球文明的共同问题。

论张载的“中道”观

中道观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学者如朱熹、王夫之等已经注意到张载的中道观。在张载的中道观中,"太虚即气""德合阴阳"说是本体论基础,"参和"说是核心内容,中道修养则要求"两端并进"以"尽性成性","德性所知"是中道认识的核心。在天人合一、体用合一、知行合一等方面,张载中道观均可给后人以方法论启迪。

中道与崇实:《迩训》一书的理论旨趣

方学渐是桐城方氏学派的奠基者,其著作多用于阐述理学思想,其所作之《迩训》一书却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方学渐在《迩训》一书中主要立足于儒家的人伦教化,采录家乡人物的言行事迹加以抑扬褒贬,以期改善当地的社会风气。方学渐以“中”为价值尺度,对与行孝、为政、名实等问题有关的行为和观念加以衡量,希望通过纠偏补弊达到匡正时风的效果。方学渐以“实”为价值取向贯通知行,推崇纯粹的实心实行以便达到学以致用,并把这种“实”与心性层面的“虚”相贯通,使得他的“实学”更有深度、内涵更丰富。

从“一半一半”人生智慧看星云法师的中道思想

星云法师的人间佛教是对佛教中道思想的完美体现,正是基于对世间实相的认识,星云法师提出“一半一半”的生活智慧,既具有其坚固的理论基石,又是一种认识方式和修行之道。“一半一半”说明了世间诸法皆是因缘所生的对待之法,总是相互成因而显现其中道缘起的真义。诸对待法因缘起而性空,假有彰显真空、真空生起妙有,空与有就是这种不二的关系,中道就是空有相即的圆融智慧。中道、空、缘起实际上是实同而名异的,中道的超越性、圆融性正是通过缘起、空而显现出来。因此,星云法师提倡过中道的生活,于生活中彰显中道智慧。

美丽中国的中道伦理观分析途径

中道伦理观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和灵魂,它为西方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中道伦理观对我国的美丽中国建设同样具有参考价值。美丽中国建设必须坚决摒弃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价值观以及在此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消费观和发展观,借鉴中道伦理观,树立中道价值观、中道消费观和中道发展观,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和永续发展。

亚里士多德与儒家的中道观比较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和儒家的中庸之道虽都以德性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 ,但因二者对德性的理解不同 ,即亚氏之德性是一种理性 ,而儒家之德性是一种仁性 ,故前者之中道观重在对外在的客观中道的理性把握上 ,而后者之中道论则重在对内在的主观之“中”(即“未发之中”)的觉解上 ;前者之“相对中道”论意在为主体提倡一种可操作的伦理实践标准 ,而后者之“时中”论则意在主体之道德自由的挺立。

《老子》中道论

《老子》中道论罗炽老子以其道德论而成为春秋末期道家学派的开山祖。其所著《老子》亦因之成为千古不朽的哲理诗。《老子》是一部箴言录，其八十一章不相连属。全书以＂中道＂一以贯之。老子的道论，作为先秦哲学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圆圈，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于中华民...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道省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本文以2006~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道10省(市)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为依据,构建耦合评价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道10省(市)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关系问题。结果表明:丝路中道10省(市)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协调性不断加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空间集聚性,整体呈"东强、中柔、西弱"的分布态势,地区分异化明显。建议推进均衡化发展,优化物流业自东向西辐射机制、大力增强中西部省区物流基础功能和产业带动能力,着力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道物流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同水平。

中道与法则: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德性思想比较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德性思想均受到传统理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康德则把德性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其中并不排除情感因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即对中间性的命中;康德则认为,德性须敬重法则,即出于法则并合乎法则。从中道到法则的过程表现出两者在德性观上的差异:两种德性标准分别为相对与绝对,即中道的相对性与法则的绝对性;两种德性的表现形式分别为复数与单数,即亚里士多德的复数德性与康德基于复数德性基础上的唯一法则形式。

中道认识论:救治认知科学中的“笛卡尔式焦虑”

心智现象作为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其特殊性决定了传统的理智主义与经验主义均无法为其提供有效的认识论指导。这是因为两者都陷入了"笛卡尔式焦虑"。认知科学家Varela与Thompson等继承了现象学的立场,基于颜色知觉、意向弧、动允性等研究证据提出并论证了中道认识论:即奠基于"生活世界"的认识活动是"缘起性空"的,而并非对预先给予的"外在世界"的恢复或"内在世界"的表征与投射。该立场在神经现象学方案中得到贯彻,并在救治认知科学中的"笛卡尔式焦虑"上取得初步成效。

中道──“周文”所显现的上古伦理精神──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先秦儒学以中庸为至德，认为古圣相传之道即一“中”道。此说于史可谓确然有据。《诗》、《书》崇尚情文中和的德性理想和温恭平和、宽柔敦笃的人格风范；周礼本亲亲以成其社会的等级原则，以礼、乐互涵为德性教化之本；《易经》以神道设教，贯通一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的日常生活智慧。这些，都体现了一种文质中道的伦理精神。这种中道精神对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巨。

企业会计行为中道德风险问题的探讨

本文首先借助信息经济学有关原理对企业会计行为中的道德风险作了界定 ,然后分别对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中道德风险的现实表现形式及成因作了具体分析 。

威仪、身体与性命——儒家身心一体的威仪观及其中道超越

对于春秋威仪观的解读,学界一般将威仪等同于礼,实际上礼仪是仪式化的礼的规范,而威仪则是经由礼仪实践而呈现的身体气象,具有身心一体的特征,二者具有微妙却重要的差异,此一差异指向了身体在礼乐文明中的特殊地位,与儒家早期性命思想密切相关。在春秋时期,身心一体的威仪被看做是定命的方式,具有超越意义;同时又潜在地包含着孟子心性中"大体"、"小体"两个面向,对于后来的人性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基于身体的威仪观所体现的超越精神,既不同于单纯的外在超越,也不同于后来基于心性论的内在超越,而是一种身心兼融的中道超越,体现了早期儒家超越方式的特殊性。

尚中、中道、中庸：自古就有的普遍观念

尚中观念、中道观念和中庸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求索生存与发展之道的普遍观念,然而,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中国人生活实践中一直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庸思想,却从未以"中庸"范畴出现在中国哲学史或学术史上。尚中观念起源于农耕社会实践与弓矢文化、古代祭祀与象形文字,并在《易经》、周礼与《道德经》中进一步发展为中道观念。孔子继承并改造了前人的中道观念,将其提升和概括为中庸思想,并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形而上"(中正之"道")与"形而下"(器、物、常用、民用、庸言、庸行)相统一的基础上,去认识事物的真实面貌与深刻本质,从而才能正确把握自我与物我,自立于天人之际。

寻求“中道”——儒家之法的精神及其普世价值

中国古代法是儒家之法。仁学“中道”思想是儒家学说之“道统”,亦是儒家之法的“法统”。仁学“中道”的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中正”、“中和”、“时中与权”三个方面,原始儒家在论析与处理德与刑、父子相隐与不隐于亲、人与法、讼与无讼等问题上都很好地运用了“中道”的思想与方法。在当今“全球性的战国时代”,儒家仁学“中道”思想仍有其普世价值,必将随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走向世界,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制定国际法则中显示其积极的价值和作用。

论亚里士多德中道观与先秦儒家中庸观的异同

从比较哲学角度对中西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亚里士多德中道观与儒家中庸观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 ,两者有五方面的共同点 :(1 )都视中道或中庸为最高的德行 ;(2 )都把中庸视为主体正确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行为的统一体 ;(3)都体现了主体情感行为上的辩证特性 ;(4)都充满着重智精神 ;(5)都具有相类的出发点和目的性。两者还有六方面的区别 :(1 )纯粹的道德伦理观与哲学世界观的不同 ;(2 )实践生成论与天赋人性论的区别 ;(3)法律论与道德论的区别 ;(4)中间阶级性与全民性的区别 ;(5)自愿性与自觉性的区别 ;(6)结构“中间”论与过程“时中”论的区别。两者的同异性主要源于人类实践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 ,以及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

理性、中道与幸福——探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

道德选择理论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首先三个方面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一、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理论前提;二、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依据;三、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目标。其次,从西方哲学史的宏观背景中就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的成败得失进行讨论。通过研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道德选择在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作为“中道之国”——基于儒家仁性论的视角

从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突破视域来看,“中国”的内涵有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转化。三代以上的中国是“帝王所都为中”与“天地之中”的结合,它是宇宙论王制秩序中统治者沟通天人的神圣空间;三代以下的精神突破运动,则将“中国”的内涵从帝王的政治主体中解放出来,面向天下的每一个人,它意味着生存论的中道真理在其中敞开、运作的“中道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