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史源学考察的金中都城门问题补证

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燕京,称金中都。《金史·地理志》记载中都有城门十三,而《大金国志》《金虏图经》《析津志》等文献却称金中都城门十二。针对这两种不同说法,自清代以来学者多有解释讨论,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金中都城门初有十二,后于东北增辟光泰门,成十三之数,又正北“通玄门”曾改名“清夷门”。但这一论断的得出缺乏对相关文献史料源流的充分辨析,且对增辟光泰门及改通玄门名的时间亦论证不清。实际上,其实若从史源学的角度出发,重新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厘清源流,既可补证上述论断,还可进一步推定金章宗为游幸万宁宫的便利而增辟光泰门,“通玄门”改名“清夷门”则是金宣宗迁都汴梁后因避忌蒙古而追改的结果,进而丰富我们对金中都城门制度的认识。

激活历史密码 再现古都史脉--安徽凤阳“明中都”新传统建筑设计记思

在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中,城市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新城区的开发。如何在新城建设中延续文脉,塑造有历史底蕴的新建筑?一直是城市建设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本文以安徽凤阳明中都文化旅游中心、非遗展示中心、云霁社区活动中心三组新传统建筑设计实践为例,以三组新建筑的选址与明中都城之三座祭祀祠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契机,探索三者在明中都、清凤阳府、凤阳县的各时期城市形态变迁中的史脉变化,思考在此类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应如何溯城脉,塑造融合传统与当下的新城区建设格局;探索应如何理史脉,顺文脉,选择适宜建筑语言,再造融合史脉传承与场所精神的新传统建筑。凤阳县三组新传统建筑的设计实践,就是对激活历史密码,彰显历史城市史脉、城脉、文脉的一次尝试。

金中都西南角城墙夯筑工艺初探

金中都城墙始建于天德三年(1151年),地上遗存至今仅西南段三处。本文基于《营造法式》夯筑城墙相关制度、城墙考古发掘与出土材料科学检测,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前人调查成果以及同期城墙实例,探讨金中都西、南两处城墙遗址夯筑流程、筑基、立柱、夯土成分、夯层以及夯窝等问题,初步揭示两处城墙遗址的夯筑工艺特点,为金中都城墙土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中都规划复原研究

明中都作为中途罢建的都城,其设计方案经过变更,当前公认的最初设计方案与“周围四十五里”的记载不相符合。基于校核的遗址数据,发现都城城门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都存在对称特征,多个城门到中心点的距离几乎相等,与中心点连线之间的夹角接近60°;皇城的规模与南京皇城相当,宫城呈现环中布局特征,与元大都大内、明北京宫城非常相似。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中国古代都邑规画理论复原了明中都的规划过程,以及理想布局方案、最初的设计方案、更改的设计方案等3个阶段的设计方案,进而揭示了隋大兴、元大都、明中都三座新建都城布局特征的相似性。

北京金中都区域金代文化遗产传承路径探析

作为北京现存最早的古都文化资源,金中都文化遗存较少,传承路径单一。本文从文化产业发展视角探索北京金中都区域金代文化遗产传承的路径。梳理了学界对金中都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考证了金中都位置及布局。通过实地踏勘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剖析金中都文化遗存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推进金中都遗址公园建设、打造金中都线上博物馆、用文创讲述历史故事、抓住丽泽金融商务区建设发展契机等建议,促进金中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金中都与金代文学的盛世风貌

迁都北京开启了金朝盛世,也是北京文学史由“地域文学”转化为“帝都文学”的开端。依托于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爱好汉文化和汉语文学的帝王、学养深厚的朝廷文官和往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四方文士,中都由地理空间转化为多族文人交融互动的文学空间。宫阙、市井、寺院、桥梁等成为文人的书写对象,文人书写也在塑造着这些空间。文人对雪、牡丹、荷花的同题集咏折射着金朝盛世,中都空间又使文人创作呈现出典雅平和的盛世风貌。中都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思想,对南渡文坛和元初文坛具有启幕意义。

考古纪录片《明中都》的影像重构与文化价值

《明中都》是安徽卫视播出的一部呈现明中都遗址挖掘、展现明中都历史与中华文化、讲述中国古代都城建筑背后故事的纪录片。该片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呈现以及故事化的叙事策略,回顾近年来的考古发掘,通过考古实证、建筑考古复原与文物修复,展现皇家建筑历史内涵、考古人的细致工作与取得的突破。考古类纪录片如何平衡真实性与艺术性?研究发现,纪录片可运用多种故事化手段进行叙事;采用数字技术实现影像再造,召唤历史真实;借助搬演的艺术手法实现情景再现。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明中都石刻的整理归类

明中都石刻现存六百余件,是中国建筑雕刻艺术的巅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明中都石刻多散落在凤阳县内,且多已消失、残损,严重影响了石刻的保护和修复工作。面对如此数量庞大且类型繁多的石刻,传统的手工整理分类方法显然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石刻图像进行预处理、提取特征、归类分析、建立特征库等步骤实现图像的自动识别和分类,为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精准的数据资料。

成由节俭败由奢 金中都东开阳坊遗址出土的扑满

何为扑满。扑满是古人储钱的一种盛具,类似于今人使用的存钱罐。关于扑满名称的考证,有诸多论述,但基本的认识不超出李伟男(李伟男:《扑满小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李兰(李兰:《扑满考略》,《中国钱币》2007年第3期)等学者的论断。

明中都城基址的三次变更

自洪武二年九月癸卯朱元璋诏令于临濠营建中都后,明中都城基址的确定曾有过三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公布于洪武五年正月甲戌,“周围四十五里”。这是一套符合《周礼·考工记》理想化的方案,基址基本呈正方形。洪武五年七月甲寅,随着观星台在独山的营建,于是将中都城东侧的独山、西南角的凤凰嘴山包绕在城内,从而形成第二套方案。该套方案中的都城基址呈长方形,其西南伸出一角,称“凤凰嘴”。都城的中轴线与中心线分离。第一套、第二套方案均开十二门。罢建中都后,十二座城门仅修筑九座,从而形成第三套方案。由于该方案草草完工,原先规划的砖墙、瓮城等都城城墙、城门制度等均未完全实施。

明中都午门须弥座石雕刻纹饰的形态现象及其成因考析

明中都午门须弥座石雕刻纹饰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物化反映。在将明中都午门须弥座石雕刻纹饰依内容划分为动物、植物花卉、几何三大类别基础之上,发现石雕刻纹饰尺寸失调、形制随意的形态现象。进而梳释出造成此现象的三重历史成因:由武官为主的官员和“本土”“海外”户籍的普通匠人共同组成的复杂工匠群体;就地开采石材的质地、肌理所造成的视觉形态;工匠劳役繁重导致心理情绪的宣泄与转化。

屏山县中都镇油菜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

油菜作为中都镇的特色经济作物,近年来产业发展遇到了“瓶颈”。为了摸清中都油菜产业发展的现状、找准中都油菜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宜宾市农业科学院油料所,对中都油菜产业进行了调研,提出了中都油菜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开展品种提纯复壮与培育攻关、开展油菜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培训、建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一步拓展油菜多功能利用、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培植壮大龙头企业、菜花搭台农旅融合全产业链发展等对策。旨在完善中都现代油菜产业发展体系,进一步提升中都油菜产能,促进乡村振兴。

金中都水关遗址木结构含水率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金中都水关遗址现存的木结构面临腐朽的威胁,含水率是决定木材是否发生腐朽的关键因素,研究水关遗址木结构自身的含水率情况以及影响因素,旨在为金中都水关遗址木结构以及同类型地下木结构的保护和修缮提供依据和参考。【方法】于2021年9月26日检测木结构不同位置的木材含水率,监测2021年9月-2022年9月全年木结构不同位置木材、土壤含水率及环境温湿度变化,探测地下水,进行木材在土壤中平衡含水率实验等。汇总所得数据,分析影响木结构含水率的因素及其影响作用。【结果】遗址木结构露出地面的部分,含水率处于14.6%~23.6%;遗址木结构埋在土壤中的部分,含水率处于30.0%~183.3%;空气温度、湿度全年变化范围分别为13~24℃、27.0%~80.0%,受四季影响明显;遗址土壤含水率在1.5%~18.0%之间,深度越大,土壤含水率越高;地下水水位低于遗址过水道地面10.0 m以上;遗址木材在土壤中的平衡含水率与土壤含水率线性正相关,决定系数达到0.939 9。【结论】遗址木结构露出地面的部分,含水率处于木材腐朽发展停止的范围,含水率变化主要受空气的四季温湿度变化影响;遗址木结构埋在土壤中的绝大部分,含水率处于木材腐朽发展的范围,影响其含水率的因素主要为土壤含水率;地下水对遗址木结构含水率几乎无影响。

明中都建筑遗产虚拟空间的脉络研究

数字技术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记忆,让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以新的方式长久保存。当代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未来建筑遗产保护发展的大势所趋。明中都建筑遗产上承宋代营造法式的传统,下启清代官修工程,是我国不可再生的历史遗珍,拥有庞大的体量及丰富的建筑构件。因此,在数字化保护中,对明中都虚拟空间的构建要求极高。这就亟须突破传统的介质、载体、时空来呈现新场景,聚焦人与物的感知量度,探索多维度下的明中都建筑遗产虚拟空间的表现方法,以期为建筑遗产数字化保护领域提供更多的借鉴与参考。

元上都、大都与中都规划设计之比例、尺度与数术内涵探析(上)

结合考古实测数据、文献记载和几何作图分析,探讨元上都、大都与中都三座都城规划设计的构图比例、尺度规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数术内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现并指出:元代三都在规划设计上皆存在着清晰的构图比例,集中体现在每座都城的外城、皇城与宫城的平面形状与比例关系上;三座都城的外城面积与宫城(有时包括皇城)面积皆存在整数倍关系,而大都与中都的宫城面积与宫中主体建筑(前朝或后寝的正殿)所占据矩形地块的面积也存在整数倍关系——若套用《周礼·考工记》中“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或者《营造法式》中“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等古代术语,可将上述规律归纳为“都度以宫”“宫度以正殿”或者“凡营都之制,皆以宫为祖”“凡营宫之制,皆以正殿为祖”。此外,上述比例关系中所涉及的数字,以及各都城三重城垣、宫中正殿(甚至包括街区、街道等)的尺度换算成元代尺、步、丈、里、亩等数值,皆呈现出丰富而博大的中国传统数术内涵,尤其表现为对《周易》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律历的象征,这也恰恰与历史文献中所记上都、大都的主要规划者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的知识结构与思想体系高度契合。

元上都、大都与中都规划设计之比例、尺度与数术内涵探析(下)

结合考古实测数据、文献记载和几何作图分析,探讨元上都、大都与中都三座都城规划设计的构图比例、尺度规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数术内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现并指出:元代三都在规划设计上皆存在着清晰的构图比例,集中体现在每座都城的外城、皇城与宫城的平面形状与比例关系上;三座都城的外城面积与宫城(有时包括皇城)面积皆存在整数倍关系,而大都与中都的宫城面积与宫中主体建筑(前朝或后寝的正殿)所占据矩形地块的面积也存在整数倍关系——若套用《周礼·考工记》中“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或者《营造法式》中“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等古代术语,可将上述规律归纳为“都度以宫”“宫度以正殿”或者“凡营都之制,皆以宫为祖”“凡营宫之制,皆以正殿为祖”。此外,上述比例关系中所涉及的数字,以及各都城三重城垣、宫中正殿(甚至包括街区、街道等)的尺度换算成元代尺、步、丈、里、亩等数值,皆呈现出丰富而博大的中国传统数术内涵,尤其表现为对《周易》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律历的象征,这也恰恰与历史文献中所记上都、大都的主要规划者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的知识结构与思想体系高度契合。

明中都建废与洪武朝初期的政治生态

明凤阳中都的建立在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明中都城经历选址以“求升崇”、规建以“显正统”到罢建以“横权势”三个阶段,其建废反映了明洪武朝初期政治风向的变化,从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演进上看:中都在明洪武朝的昙花一现,既决定于明洪武朝初期朱元璋追求帝位和国朝的正统性、维护中央权威、平衡君臣权势的主观变化,也与淮西集团追求培养地缘权势、维持朝堂利益有关,而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的调整,则营造了明初政治生态。

明中都营建与明初佛教文化关系探赜

从洪武二年九月诏建中都至八年四月罢营中都,这一阶段也恰恰是明太祖朱元璋保护提倡佛教的重要时期。从钟鼓楼的建筑布局到午门须弥座上雕饰绮丽的白玉石西番莲、荷莲、卍字纹样,再到大内宫殿中充满佛教元素的琉璃雕饰件以及大内之中的“兴福”“广安”等宫名,均蕴藏佛教文化。中都建筑文化中的佛教元素的融入,与朱元璋的早年特殊经历及对佛教的认识、佛教在民间文化中的影响力有所关联。

明中都石刻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

凤阳明代艺术遗产作为安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价值,其中明中都早在1982年2月就被列为我国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都城中的石刻雕刻种类极多,华丽奇巧,是皇家级艺术的体现,是中国雕刻艺术高峰的代表。但是由于之后针对性的研究没有跟进,保护成效不大,传承更跟不上,以至于凤阳明代文化对当地的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明代石刻遗产应该发挥出的文化魅力也大打折扣。当前对明中都石刻数字保护与管理工作仍处于初期,从数字技术的角度分析并改善明中都石刻遗产保护所面临的问题,有助于推动明中都石刻遗产的永久保护和保存,传播其核心价值,以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

中国近古新建都城的形态与规划——从元明中都的考古复原和对比分析出发

元中都和明中都是中国近古时期完全新建于生地的两座大型城址,它们与元大都、明清北京有密切的承继关系,由于尚未完工就遭废置,又长期保存于荒野或农村,城市遗迹保存得比较完整。本文根据对元中都考古数据的复原以及明中都设计尺度的分析,首先从营建背景和城市形态等视角对元明中都进行了比较;进一步,推测了元明中都的原初设计方案,将它们与《考工记·匠人》城市思想从边界、出入口、核心功能区以及整合结构等4个方面进行比较,考察了《考工记》对中国近古都城规划思想影响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