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财政中的地方主义——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再讨论

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的财政命运极其相似,皆受财政地方主义的羁制,陷入“中央孤悬”的境况。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中,以临时性的非税收收入为主,缺少稳定的税收来源。税收本应由各地解送,但革命省份在接收原财政体系之后,并未积极向中央解送应缴款项协助纾困救急,反而还希望获得中央财政的拨款,甚至截留成为常态。这当然与各省的政治态度及财政赤字有关,但仍受清末以来财政地方主义的直接影响。中央允许地方就地筹款,外销和摊派范围不断扩大,原属中央财政的正额赋税钱粮之征收权、分配权和使用权部分被转至地方。在武昌首义爆发后,大部分省份对清政府的催解谕令置之不理;在宣布易帜独立之后,各省对临时政府的催款命令同样消极应付。财政地方主义的延续,对政权更迭及革命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庆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主权意识演变——以宪政立法和承认外交为中心

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迁址重庆,先后两次修宪并制定《建国纲领》,明确战后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重心。重庆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通过宪政立法和集中军权,加强对内主权的重塑和稳固,同时将实现民族独立、获得政府的国际承认和建设武装部队确立为基本外交方针,致力于通过“承认外交”获取对外主权。然而,“临时政府”的特殊身份和“革命宪法”所构建的主权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加之各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和对韩国临时政府地位存疑,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最终以失败告终。

抗战时期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研究(1941-1945)

1941年8月13日,在美英共同公布的《大西洋宪章》中确立了关于促进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的内容,韩国独立运动因之深受鼓舞。为此,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积极展开争取世界大国正式承认的外交活动。然而,战后远东国际秩序的构建与朝鲜半岛的独立问题却被美国放置在了大国协调的框架下,使《大西洋宪章》中关于去殖民化原则的普适性遭到了弱化。但韩国临时政府对此缺乏清楚认识,导致其误判了战后远东的国际秩序。最终,《大西洋宪章》中的原则信条变为了《开罗宣言》中的托管安排,韩国临时政府为争取国际承认的外交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体系压力、执政偏好与阿富汗临时政府争取国际承认的前景

截至2023年8月15日,即重新执政两周年之际,塔利班组建的阿富汗临时政府尚未获得任何国家的正式外交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追求国际承认涉及两个层次的变量:体系压力与国内偏好。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需要满足如下前提:反恐、组建宽容性政府与保障弱势群体权利。为敦促阿富汗临时政府接受这些前提,国际社会对阿富汗临时政府制定国内政策施加压力,即体系压力。阿富汗临时政府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及其带来的施政优先性排序,即执政偏好。虽然阿富汗临时政府渴望获得国际承认,但因具有自身的执政偏好,因而无法全盘接受国际社会的要求。若阿富汗临时政府在国际体系压力最强的反恐领域有所建树,可能会逐步获得国际承认。

先招后采——运用临时政府采购做好自然资源突发新增工作

自然资源财务工作是自然资源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一艘战舰上的轮机舱,动力系统运行顺畅,不为人知;但若跟不上速度、使不上劲儿,就会掣肘战舰的航行与战斗。财务工作是戴着枷锁跳舞,既要符合规定,又要保障工作需要,还要经得起审计。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地方公债发行探讨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地方公债发行空前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地方公债是为巩固新生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而采取的重要财政政策措施,它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各项地方公债对于缓解革命政府财政危机的作用是有限的。多数地方公债发行结果与预期目标相距甚远,其原因有中央停止地方公债发行的政策因素,也有资本主义经济尚欠发达的经济因素,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政府公债信用尚未确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发行,为应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和借鉴。

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 ,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 ,是 2 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新篇章。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仿效西方国家司法原则与制度 ,采行法治主义、人道主义、民生主义 ,积极改革封建传统司法制度 ,创建了近代新司法原则和制度。

南京临时政府军费筹措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就对军队进行了整编。整编的目的，一是为北伐做准备。即使革命党人在与袁世凯谈判，同时也一直进行着北伐的准备。二是通过对军队的整编，实现对各独立省份军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临时政府还对整编后陆军军费支出编制了预算。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了，中央政府的地位和权威并未确立，临时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财政收入，

改元升旗:南京临时政府新国家外观的确立与反响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迅速颁布新的纪元方式和新的国旗,使中国第一次具备一个近代国家应有的外观。国内不同政治立场的党派界别,围绕"改元"、"升旗"问题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在新国家外观确立的过程中,各种趋附、抵制和妥协,客观地反映了各种政治、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并从深层揭示出新国家的外观与实际的距离。针对"改元"、"升旗"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国家建立之初复杂的政治趋附和心理变迁。

南京临时政府评析

南京临时政府 ,是近代中国人民奋斗成果的集中体现 ,它构建了现代国家的雏形 ,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本文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贡献。虽然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 ,有些政策未及实践 ,有些方面还来不及制定新的政策 ,但是 。

论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

本文主要论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在面临各方面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仍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推行了保护工商、鼓励创办实业、恢复市场经济、倡导兴农垦殖等一系列有关的政策与措施，对于促进民初工商各业的发展，从许多方面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民立报》对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的建言和监督

《民立报》以大众媒体的形象充分发挥了党报宣传与监督的作用,它不仅获得了公众青睐,而且对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产生了实际影响。该报的系列建言和切实监督正是特殊媒体的价值体现,从而为党报的正确定位与功能发挥做出了诠释和示范。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因新探

南京临时政府自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同年4月初北迁至北京。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被看作是一个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一个历史结果,又是一种历史过程。南京临时政府是辛亥革命的产物。以往,学者们把南京临时政府北迁的原因归纳成三种:"革命斗争软弱"说、"革命派内部意见矛盾"和"外部环境压迫说"。但他们忽略了"政治地理环境"及"树立新权威"两个因素,它们也是南京临时政府北迁的原因。

二战期间韩、法临时政府外交活动比较

本文探讨了二战期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法国临时政府外交活动的异同。指出他们都希望尽快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都得到了流亡所在国的支持,但均遭到了美国的冷遇。然而,前者外交活动的主要对象仅限于中、美等大国,后者则取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前者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外交活动上,后者则放在了壮大实力方面;前者的外交活动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后者则建立在必要的实力基础之上。正是这些不同,导致了两者迥异的命运。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旧官僚”都是他们未参加革命以前的身份。武昌起义以后 ,他们分别放弃了君主立宪主张 ,投入革命行列 ;宣布独立光复 ,脱离清朝政府 ,加入民国军政府。他们与革命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一起组成了革命统一阵线。南京临时政府就是这革命统一阵线的革命政府 ,并且是按照同盟会《军政府宣言》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建立起来的行政、立法二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政体 ,并奠定了向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政体过渡的法律基础。其职能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 ,从封建专制统治转化为现代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文明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历史地位与作用评述

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装起义的革命手段,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政权,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尽管由于阶级的局限,社会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该政权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却有它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

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过程

本文详细论述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过程,包括该政府如何接管清政府的中央机构,如何接收南京政府北上人员,又如何组建新的部门,其间南北矛盾、新旧冲突、党派斗争又是如何磨合的,从而探讨北京临时政府在政权过渡时期所发挥的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的公文纸式及程式变革述论

公文用纸的颜色、图案,纸幅大小,及纸张的程式布局,历来在我国古代的政务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清代到南京临时政府,公文纸式及程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最高元首的公文与普通官署一样,皆用白纸,无图案,纸张用相同的折式,纸幅无分大小。公文无论上行下行,折面布局(程式)趋向简明和统一。这种变革,集中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对肃清专制流毒和贯彻平等精神的强烈追求,也奠定了民国时期公文纸式的基本原则。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形成--从不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到托管政策的提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认为寻求国际社会承认的时机日臻成熟,进而采取积极的外交活动,以求获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美国出于对苏联因素的考量,在承认事宜上,与盟国——中国、英国取得协商一致,最终回绝了临时政府的承认诉求。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提出了一个由多国参与、兼顾各方利益的方案,即战后托管朝鲜政策。美国自恃实力雄厚,坚信能够将托管控制在可操控的范围内,从而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苏联出于通过托管朝鲜从而"分享"参与欧洲及亚太其他托管区域红利的目的,在战后托管朝鲜问题上采取了合作的态度。美国的战后对朝政策获得了苏联的默认与协作,然而表面上的合作并不能掩盖内在的认知差别,由于美苏两国从一开始即对托管制各自解读,各自打算,为托管制度流产并最终导致朝鲜半岛分裂埋下了伏笔。

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的公文纸式及程式变革述论

公文用纸的颜色、图案、纸幅大小,以及公文的程式布局,历来在我国古代的政务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前清到南京临时政府,公文纸式及程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最高元首的公文与普通官署一样,皆用白纸,无图案,纸张用相同的折式,纸幅无大小之分。公文不分上行下行,折面布局(程式)趋向简明和统一。这种变革,集中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对肃清专制流毒和贯彻平等精神的强烈追求,也奠定了民国时期公文纸式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