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不正当竞争纠纷中行业协会原告主体资格研究

行业协会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其作为原告参与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时,其主体资格常遭质疑。争议核心在于行业协会的经营者身份、与不正当竞争行为者的竞争关系及直接利害关系判定。建议将从事营收性活动或服务的行业协会视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经营者;基于特殊广义竞争关系判断竞争关系;只要存在直接、间接或特殊广义竞争关系,即可认定行业协会与不正当竞争行为者有直接利害关系。

论国家主管机关的人命救助方主体资格——以《海商法》第185条的完善为视角

《海商法》第185条对国家主管机关因履行职责而救助人命时是否具有人命救助方主体资格规定不明。根据文义解释,“在救助作业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应包括国家主管机关,且这一解释符合第185条的立法目的,故应作为解释该条的最优方法;学理研究则援引区分理论,以国家主管机关救助人命系履行法定职责且缺乏自愿性为由,否定其人命救助方主体资格。承认第185条项下国家主管机关的人命救助方主体资格,既有司法实践的有力背书,又可为人命救助优先原则的有效落实提供保障。否定国家主管机关的人命救助方主体资格有违第185条的文义解释,而且有损人命救助优先原则的基本精神,并因缺乏合理性基础而不具可采性。以《海商法》修改为契机对第185条予以完善,通过明确规定国家主管机关人命救助方主体资格的方式来定分止争,有助于提高《海商法》的确定性、权威性和实效性。

论人工智能民事主体资格之否定

人工智能的民事主体资格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首先,承认人工智能民事主体资格有破坏人类中心地位的倾向,违背民事主体制度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为人类服务的人工智能不具有独立意志,无法取得与民事主体同等的法律地位,不符合平等理念的要求。其次,人工智能具有可复制性,缺乏个体差异性,无法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人工智能受到人类的控制和决定,不具备独立自主性,不享有独立财产,无法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不满足民事主体的各个构成要件。最后,人工智能仅具有技术层面的理性,区别于人类理性,缺乏民事预设主体的理性基础。

业委会诉讼主体资格之争

“在审理业主委员会提起诉讼的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会审查是否有业主大会同意起诉的决议,以防止业主委员会超越权限提起诉讼,从而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可以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原告丰业花园第五届业委会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其不具有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被告李某燕返还公共收益4350元的诉权,本院依法驳回原告丰业花园第五届业委会的起诉……”

人工智能刑事主体资格的否定与思考

随着人工智能产品智能性和拟人化程度的增强,部分学者提出赋予其刑事主体资格以应对其从事危害行为后的刑事归责难题。提出该主张的学者大多根据现有人工智能发展进行推断,缺乏在人工智能技术原理层面的考量。文章研究分析,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案决定其无法产生类似人类的自我意识,不存在具备刑事主体资格的根基。同时从刑法教义学视角进行分析,可对赋予人工智能刑事主体资格的论断进行否定。

新一代人工智能视域下刑事主体资格否定论——从物理学到刑法学过程分析

新一代人工智能以其处理问题速度快、准确率高、角度多样,给人一种其具有意识的假象,它的发展对刑事主体的认定有着极大的冲击。从物理学原理分析,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基于计算产生的,其神经网络结构并不具有人脑神经系统的功能,因复杂的运算才显得格外智能,实际上其并不具有意识;从刑法学原理分析,新一代人工智能不具备现行刑法意义上犯罪主体的性质,主观不存在罪过,所实施的行为也并非刑法规制的行为。此外,新一代人工智能不具备受罚能力,其介入行为也有碍合理的定罪量刑,难以充分实现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安抚功能。因此,新一代人工智能不能成为现行刑法中的刑事责任主体。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保组织原告主体资格探析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环保组织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各级各地人民法院基本持否定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法院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三部法律有关条款的解读适用所致。确定环保组织能否获得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需要对海洋环境利益属性、海洋环境公共利益判定标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原理、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等,进行综合分析,以厘清环保组织与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讼角色、诉权依据与起诉顺位问题。

缺位与赋权:广告公益诉讼中的公民主体资格

广告公益诉讼制度能有效维护被违法广告侵害的公共利益,但实践引入与应用情况并不理想。公民诉讼主体资格的缺失是关键阻碍。运用场域理论将公民置于广告公益诉讼场域“构型、资本与惯习”分析模型中,可以突破对公民主体资格缺失问题的单一化、简单化归因,剖析并排解立法者的赋权顾虑,找寻调适公民厌诉惯习的有效路径。

人工智能体法律主体资格之争的商谈理论解决方案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是否赋予人工智能体以法律主体资格成为了法学界和哲学界热议的前沿问题。目前这些讨论都诉诸把人工智能体与人进行比较,把人的主体资格作为判断人工智能体主体资格的标准,因而造成了争论不休的局面,无法彻底地解决问题。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能为我们摆脱这种争论的困境提供可能的新思路。从商谈理论基本立场出发,人工智能体的主体资格就应该从实体性地规定权利义务转向对其参与法律商谈的程序性条件的保障。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具备三个优势:可以减轻论证人工智能体主体资格的理论负担,为解决当下热议的人工智能体权利问题提供参考,同时适应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原告主体资格的优化路径

社会组织作为保护环境的社会力量,对于环境治理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和司法现状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启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是十分顺畅。主要原因是:社会组织在原告主体资格决定上较为严格,如登记层级过高、要求从事时间过长、较高资金门槛以及无违法记录等限制。因此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以克服现实障碍。建议放宽登记限制、适当降低年限要求、政府建立援助机制解决资金问题、出台规范文件明确违法记录的标准以及建立相应监督机制等建议,从而使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AI 机器人的版权主体资格辨析—法理问题、国外实践与国内司法选择

在法理上,AI机器人作为版权主体挑战了自然人的作者地位,故而引发一系列争论。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法律要求作品的创作者必须是自然人,AI机器人生成物的创作主体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欧盟法律认为AI机器人虽可输出技术性发明,但在贡献说明上存在障碍;在欧盟法律标准下,德国将AI机器人视作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参照国际相关经验,我国在司法选择上可通过明确“AI机器人不是民法上的人”这一宗旨,将AI机器人排除在版权主体之外,进而通过邻接权、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司法解释来维护AI机器人生成物的正当权益。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探析

我国现行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制度存在公民资格缺位、环保组织资格缺乏活力、检察机关资格明确但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制度实效难以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亟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予以拓展,并最终建立环保组织、生态环境行政机关为主,检察机关为辅,公民直接起诉为补充的多元协调共治的原告主体资格制度,同时亦需设置必要的配套措施,以抑制主体资格模糊带来的负面效果。

非法社会组织查处案件原告主体资格如何认定——张某不服某市民政局行政处理行政诉讼案

[案情简要]2021年4月25日,某市民政局接到关于“全国XX联谊会”涉嫌为非法社会组织的举报材料。根据举报材料和初步调查,某市民政局发现张某以“全国XX联谊会”会长名义开展活动。某市民政局2021年4月27日对张某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该笔录载明张某陈述全国XX联谊会是其于2015年创建的相关领域工作交流平台,是全国各地在职工作人员自愿成立的,没有组织架构,没有办公地点、会员、公章、银行账户,不收取会费。某市民政局告知张某,“全国XX联谊会”带有联谊会的字样,未经登记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张某表示政策都清楚了,并承诺将现有网络平台上涉及“全国XX联谊会”字样的名称和个人简介尽快变更,不再出现“全国XX联谊会”字样。

人工智能刑事主体资格之否定

关于人工智能可否成为刑事主体、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在理论上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的争论。肯定论视野下,人工智能被类比为自然人或者单位这样的刑事责任主体。但是,人工智能类自然人化缺乏基本的科学依据、存在伦理障碍,且不具有自然人的基本属性,存在刑罚承担方面的难题。单位犯罪的本质是自然人犯罪,其存在的合理性是功利主义,人工智能类单位化的思路没有意义和价值。人工智能具有工具性的本质,强人工智能是肯定论者基于论证创造的伪概念,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应将人工智能的治理模式重心置于事前的审查与监管上。

试析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完善

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仅赋予符合规定的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而行政机关和公民个人的主体资格缺位,这与当今社会现实需要存在一定脱节。为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无疑是必要的,其中,重要的是要完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制度,在完善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主体资格制度的同时,扩大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范围,赋予符合条件的公民个人和行政机关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论商事登记中商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的合一与分离

几十年来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先后经历了传统的证照合一阶段、先证后照阶段、先照后证阶段,实现了从“统一主义”立法模式向“相对分离主义”立法模式的转变。在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商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二者的关系也从统一转向不完全分离。但在实践中,商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部分分离的关系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监督主体与监管责任不清、营业执照功能错位、虚假登记现象泛滥等。以上的问题说明了现有的商事登记制度仅把商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做部分分离是不足以满足实践需要的,因此本文主张重新审视商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二者的关系,将商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做完全分离,并在实践中对商事登记制度进行改革,对不同的商主体进行登记的分流。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研究

目前,在理论界对于人民检察院、行政机关与公民个人是否具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仍有争议。但现行法律已经赋予了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相应的主体资格,同时将公民个人排除在适格原告之外。人民法院在具体诉讼中,对上述三个主体的主体资格审查总体呈现放宽、鼓励、支持以及引导的态度。厘清人民法院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有助于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的统一,也有助于推动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探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生态环境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治理污染、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就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就是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目前,我国已有的法律规范中对“法律规定的机关”规定并不明确;对社会组织原告资格的限制较多;检察机关的起诉权利受到限制;公民能否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还存在分歧。这些问题都在司法实践中影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进行。需要对问题进行明确和解决,以适应环境保护社会实践的需要,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制度。

试论人工智能主体资格否定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强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高度的自主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人类干涉的情况下进行自主学习和更新系统。这让许多科研人员看到了赋予人工智能高度类人化“意识”的机会,以此替代人类在某些产业中的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尽管人工智能产品的智能性很高,但它无法获得法律上的人格。一方面人工智能缺乏理性与自由意志,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法律主体资格定能对社会关系稳定产生影响,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并不具有现实意义。所以应该将人工智能放于法律关系的客体位置。这不仅有利于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也可以更好地解决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损害赔偿难题。

浅析非政府组织国际环境法视域下的主体资格

国际公法中一个日渐引起公众关注且也应当引起公众关注的一个领域,即国际环境法领域,其涉及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多个方面。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环境问题的积极活跃者、重要参与者,其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定义、主体资格应当被予以明确。对于非政府组织国际环境法主体资格的赋予,是保证其在国际环境问题的视野下实现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的前提,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且迎合国际环境法发展之趋势。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国际环境问题中所行使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必然不能对国际环境法乃至国际法的秩序造成影响,特别是不能对国家主权造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