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兄弟姐妹如何影响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和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对兄弟姐妹数量与青少年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探讨,并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为识别兄弟姐妹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微观证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拥有1个兄弟姐妹对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效应随年龄增长而加强,并且在成年后依旧保持稳定;拥有兄弟姐妹可能对青少年的数学类认知能力产生负向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较低学段样本中,并随年龄增长逐渐消失。本研究为父母制定生育决策时更有效地开展成本收益分析提供了支持,也为缓解养育焦虑、完善生育政策以及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主观规范与吸烟者戒烟行动计划:戒烟意向和关系导向特征的作用

考察吸烟主观规范和戒烟主观规范对戒烟行动计划的预测作用及戒烟意向的中介作用和关系导向特征的调节作用。对694名经常吸烟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吸烟者两种规范显著预测戒烟行动计划;(2)戒烟意向在两种规范与行动计划间起中介作用;(3)关系导向特征正向调节吸烟主观规范和戒烟意向的关系。结果说明,吸烟者两种规范对戒烟意向及戒烟行动计划的预测作用具有共存性及拮抗性,且关系导向特征增强吸烟主观规范的预测作用。

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的链式中介效应

背景:地方政府作为政策、制度的执行主体,与公众的联系十分密切。在“政民互动”的过程中,公众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和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从而影响地方政府信任水平。设计/方法: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0),考察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并检验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在两者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发现:结果发现: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以及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三条间接路径预测地方政府信任。意义:上述发现揭示了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内在机制,为国家如何从公众个人认知的角度制定有助于增强公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政策,以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路径。

语篇主观性表征研究

基于语言主观性理论,本研究重点考察语篇的主观性表征。研究发现,语篇主观性表征有词汇、句法和语用等方面,它们共同承载着说写者的情感、态度、认识等主观自我成分。本研究与语言主观性现象的微观研究互补,为语篇层面语言主观性现象的整体研究提供研究思路,有利于深入挖掘说写者隐藏在语篇中的主观自我表征方式。

星状神经节阻滞用于慢性主观性耳鸣困扰的辅助干预效果及预测指标初析

【目的】探讨星状神经节阻滞(SGB)用于慢性主观性耳鸣困扰的辅助干预效果,及相应的预测指标,为SGB应用于耳鸣的临床干预累积经验。【方法】回顾因其他干预方案效果不理想而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接受SGB干预的慢性主观性耳鸣患者资料。SGB干预前进行耳鸣残疾量表(THI)评估、纯音听阈测试、耳鸣响度评估,部分患者接受了睡眠质量(PSQI)评估。SGB干预后复测THI,以评价SGB的干预效果。随后,通过相关分析及线性回归方程探寻预测SGB干预效果的潜在指标。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SPSS 24.0进行,P<0.05表示存在统计学意义。【结果】至2023年04月,共有107名慢性主观性耳鸣患者接受了SGB干预,其中男性患者67名,女性患者40名,平均(45.32±11.40)周岁,耳鸣持续(20.32±24.64)月[16(12~20)]。有7名患者因个人原因中途退组,退组率6.54%,干预依从性良好。所有患者均未出现穿刺部位感染、血肿、神经损伤、局麻药中毒等不良反应,安全性良好。SGB干预后,有77名患者的THI得分下降至36分及以下,剩余的患者中有12名的THI得分下降幅度达到10分及以上,有效率为89%;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SGB干预前后的THI得分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t=15.575,P<0.001),干预效果良好。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干预前的THI得分和耳鸣主观响度与THI的改善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5);进一步的逐步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干预前THI得分”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01),回归系数为0.308,预测了THI改善水平的17.4%。【结论】SGB干预慢性主观性耳鸣困扰的短期效果良好、安全性高,可用于常规干预方案不理想时(尤其是THI得分较高患者)的补充方案,但后续研究需要明确长期疗效及内在机制,为SGB应用于主观性耳鸣的干预奠定更为扎实的理论基础。

角色认同、内部动机、主观锻炼体验与青少年锻炼行为的关系研究

目的:运用交叉滞后研究设计,探讨青少年角色认同、内部动机、主观锻炼体验与锻炼行为的因果关系。方法:采用《锻炼认同量表》中的角色认同分量表,《因果控制点知觉量表》的内部动机分量表,《主观锻炼体验量表》的积极幸福感和心理困扰分量表,以及《体育活动等级量表》等,对1091名青少年(45.28%男生)进行为期12周、两阶段的纵向问卷调查。结果:对于青少年,角色认同、内部动机、主观锻炼体验和锻炼行为的性别、学段差异显著(各指标男性皆高于女性,初中生皆高于高中生);角色认同、内部动机、主观锻炼体验与锻炼行为皆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正相关;交叉滞后分析显示,角色认同与内部动机、角色认同与锻炼行为分别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且内部动机能够单向预测12周后的锻炼行为和主观锻炼体验,锻炼行为能够单向预测12周后的主观锻炼体验,主观锻炼体验能够单向预测12周后的角色认同。结论:在青少年体育锻炼情境中,角色认同、内部动机、主观锻炼体验和锻炼行为具有性别、学段的非一致性特征;角色认同与内部动机、角色认同与锻炼行为分别存在互促、互抑关系,且内部动机是锻炼行为、主观锻炼体验的原因变量,锻炼行为是主观锻炼体验的原因变量,主观锻炼体验是角色认同的原因变量。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主观量的成因

主观量的成因＊李宇明在人们的认知世界中，事物、事件、性状等无不含有“量”的因素。例如，事物含有几何量和数量等因素，事件含有动作量和时间量等因素，性状含有量级等因素。这些量的因素集合起来便构成了“量”这种反映客观世界的逻辑范畴，客观世界的“量”的这种逻...

主观性的类型与主观化的途径

本文讨论四个问题:一、汉语主观性的类型:显示特定的视角、表示特别的认知、流露特殊的情感;二、汉语主观化的词语途径:特别注重关键词语的选择、特别注意近义词语的差别、特别依赖特定词语的添加;三、汉语主观化的句法途径:句法结构的变化、特殊句法的选择;四、汉语主观性的演变。

汉语句法的主观结构和主观量度

本文初步描写汉语句法中的主观性语义结构及各主观性单位间的主观强度和主观量度。本文认为,语言不同,其被句法所凝结的主观性结构也是有所不同的。

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对初产妇心理状况、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塞利格曼(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在初产妇的临床效果及对心理状况、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选取某院就诊的初产妇120例为本次研究对象,采集时间为2021年12月-2023年12月,其中60例初产妇给予产科常规护理,归为对照组,另60例初产妇于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归为观察组。记录两组分娩方式(自然分娩、剖宫产、助产),并观察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状况、睡眠质量及主观幸福感的变化情况。结果:观察组自然分娩率高于对照组,且剖宫产率与助产率均低于对照组,但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两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评分、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评分及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GWB)评分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SAS评分、SDS评分、PSQI评分低于对照组(t=6.976,8.366,8.546;P<0.05),MUNSH评分、GWB评分高于对照组(t=3.003,3.175;P<0.05)。结论:经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后,能稳定初产妇心理状况,改善其睡眠质量,对提高主观幸福感也具有积极作用。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主观相对贫困

后扶贫时代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通过A-F法对农民主观相对贫困进行测算,并构建logit模型等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农民主观相对贫困发生率为30.25%,获得感维度以及经济地位、社会参与、文化活动等指标对主观相对贫困贡献度最大。(2)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有效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且可以通过扩大收入效应与消费效应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3)村庄方面,数字乡村建设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主要体现在相对落后地区;个体方面,数字乡村建设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对老年群体和风险厌恶群体更为明显。鉴于此,要加强农村民生、文化设施建设,提升乡风文明水平;打造农村数字环境,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组织公益性技能培训,确保数字乡村建设成果共享。

父母直升机教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我控制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自我控制和抑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直升机教养量表、自我控制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与主观幸福感量表对94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父母直升机教养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2)抑郁在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独立中介作用;(3)自我控制和抑郁在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内在机制,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启示意义。

非正式社会支持: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和剂

在稳步推进健康老龄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有效缓解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十分关键。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检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机制,发现受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和政策城市偏向性的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配置失衡,城乡老年人健康不平等问题突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大幅降低。非正式社会支持作为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社交互动、情感慰藉和经济支持,有效缓解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失衡。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应消除城乡政策选择偏好,优化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加强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建设。

老年主观认知下降/轻度认知障碍病人身体活动促进的研究进展

对目前国内外老年主观认知下降/轻度认知障碍病人身体活动促进现状进行综述,提出目前我国缺少高质量的针对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或主观认知下降病人身体活动的干预研究和针对性指南以及提高该群体的身体活动促进策略,提示未来应进行高质量的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或主观认知下降病人身体活动的干预研究,从而为本土政策的制定提供可信的理论基础。

心理韧性、父母情感支持与学生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基于PISA2018中国四省市数据分析

提升学生的幸福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事业的重大使命。学生身心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在提高教育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PISA2018中国四省市12058名中学生的调查数据,发现心理韧性、父母情感支持与学生主观幸福感均呈现正相关性;父母情感支持与心理韧性对学生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的线性影响,同时父母情感支持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影响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由此,提出了在言语鼓励、创造积极性情境、增强亲子互动方面父母应当给予学生情感支持以及从学校、教师与学生自身三个层面提升学生心理韧性的建议。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可借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挖掘社会融合在二者关系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对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融合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社会融合起完全中介作用。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融合是比互联网使用更加重要的因素。基于此,在理论层面,新时期社会治理理论应重视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有机统一,社会支持理论应强调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深度融合;在实践层面,一方面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智能技术使用困难,另一方面要丰富老年人的社会融合渠道,以此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营养风险筛查2002和患者主观整体评估在胃肠道恶性肿瘤手术患者营养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胃肠道恶性肿瘤手术患者营养评估中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2002)和患者主观整体评估(PG-SGA)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21年2月至2022年12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择期手术治疗的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NRS2002和PG-SGA 2种筛查工具评估患者的营养状况,以白蛋白≤30 g/L作为判定营养不良的金标准,分析NRS2002和PG-SGA评估患者营养状况的准确性。结果NRS2002检出存在营养风险的患者45例(27.27%),PG-SGA检出存在营养不良的患者77例(46.67%)。NRS2002、PG-SGA评分与患者年龄、体质量指数、肿瘤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有关(NRS2002评分:F=29.425,P<0.001;F=12.212,P<0.001;F=73.646,P<0.001;t=8.454,P<0.001;PG-SGA评分:F=15.520,P<0.001;F=4.720,P<0.001;F=9.262,P<0.001;t=9.125,P<0.001)。NRS2002和PG-SGA对比金标准显示,检出正确指数分别为0.550、0.795。NRS2002和PG-SGA用于评估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的营养状况具有相关性(χ^(2)=17.679,P<0.001;列联系数=0.523)。结论NRS2002和PG-SGA都适用于筛查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前的营养风险,两者各有优缺点,PG-SGA的检出率稍高于RS2002,但时间要求较差。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选用恰当的工具进行营养评估。

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持续效果

目的:探索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持续效果。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方式选择大学生研究组40人和对照组25人,对研究组进行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对照组大学生不参加单次团体心理干预。研究组大学生在干预前后和干预后2周测量主观幸福感量表,评估干预效果和保持作用。对照组大学生同期完成3次主观幸福感量表测量。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的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较干预前提升5%,即认为干预有效。结果:研究组大学生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提升5%以上人数分别是29名(72.5%)和22名(55.00%),对照组大学生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提升5%以上人数均为0名。两组大学生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提升有效人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2.726,20.785;P<0.001)。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798,-5.106;P<0.001);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79,2.375;P<0.05)。干预后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知足常乐、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的9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495~-2.168,P<0.05~0.001);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心态平衡的6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781~-2.429,P<0.05~0.001)。干预后,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人际适应的6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06~2.882,P<0.05~0.01)。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社会信心、成长进步、自我接受、心态平衡的4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31~2.792,P<0.05~0.01)。结论: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能有效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并且有良好的保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