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墨子义利观视域下古代中医义利观分析及其当代价值

古代中医医家行医目的和取酬态度与墨子义利观具有高度相通性。在墨子“贵义尚利”思想的涵养和规约下,古代中医医家形成了以术利人、以义为先的行医目的和义利兼顾、以义获利的取酬态度。以古鉴今,将古代中医义利观的精髓,通过感染教育,培养医务人员以义为上的行医追求;利用课程思政和媒体宣传,鞭策医务人员守住以义制利的行医底线;借助激励机制,构建义利兼顾的薪酬分配等多种路径,有机融摄于当代医德义利观教育,以冀树立符合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医学义利观,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学健康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力。

朱子的义利观能证成“善之异质性”吗?——基于康德主义的考察

希尔伯在研究康德哲学时提出了“善之异质性”问题。李明辉据此认为朱子无法从理论上说明“善之异质性”而仅仅能够说明其反面——“善之同质性”问题。在研究人心道心问题时,林月惠也批评朱子无法说明“善之异质性”问题。为简化论证,本文从朱子的义利观去证明朱子伦理学的性质是义务论。不同于目的论以非道德价值说明道德价值,义务论反对把正当和义务简化为非道德价值的计算,从而能够充分解释“善之异质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义利观的当代阐释和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义利观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义利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义利观的理论基石,团结合作是其实践逻辑,公平正义是其价值指向,共同发展是其目标旨归。坚持人民至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理论创新与传播,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义利观的实践路径。

论中国外交中的正确义利观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理念。它对义与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阐述,集中表达了中国外交道义优先、义利兼顾的义利观和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发展观。正确义利观建立在中国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之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义利相兼的实践作风。正确义利观在理论上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外交工作中的“两创”发展,有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上有利于驳斥西方的丑化抹黑、展示新时代中国的大国风范,有助于打破旧的国际秩序、建立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机制,有助于强调中国的身份和立场、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及邻国的交流合作。

新时代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及其生成逻辑研究

古往今来,义利之辨一直存在,义与利之间的关系界定众说纷纭。新时代,新的矛盾问题产生,人们对义利关系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的变化。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利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新的义利观,内涵丰富,其生成遵循一定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义利观:传统义利观的创新和发展

社会主义义利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儒家重义轻利的道义主义义利观、墨家和法家贵义重利、贱义尚利崇法的功利主义义利观以及道家绝义弃利的虚无主义义利观等在内。而以儒家义利观为主导和核心的中国传统义利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义利观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社会主义义利观是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创新与发展,它坚持贵义重利、义利并重以反对重义轻利、轻义重利,主张取利于义、见利思义以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倡导义利兼顾、义利协调以反对以义去利、因利废义。

墨学道德义利观视角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研究

墨学道德义利观的主要内涵有:“兼爱”“贵义”“非攻”等思想。墨学道德义利观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积极影响主要有:“兼爱”思想,助力习武者修炼“侠”人格;“贵义”思想,将“义”提升为习武者的最高行为准则;“非攻”思想,助力习武者明悟攻守之道。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引入墨学道德义利观后,其内涵主要表现为:言行信果、贵义重诺;尚武非攻、仗义行侠;心怀天下、利国利民。墨学道德义利观视野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当代价值主要为:传统武术侠义精神“贵义重诺”的内涵,助力构建崇尚公义和诚信的社会氛围;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尚武非攻”的内涵,助力弘扬民族尚武精神;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心怀天下”的内涵,助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新时代残疾大学生义利观培育的对策研究——基于江苏某高校的调查分析

引导培育社会主义义利观,对残疾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和全面健康成长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采用文献综述、问题探讨和对策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新时代残疾大学生在义利观的内涵认知度、义利取向、知行合一、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教育者应当在准确把握残疾大学生义利观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采取优化培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多途径实践养成、多样化典型示范、优化培育环境等多种对策,引导和教育残疾大学生形成更加积极正确的义利观。

关于董仲舒义利观涵养新时代政德的价值意蕴研究

在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史中,“义利之辨”是一个重要命题。董仲舒在借鉴先秦诸子义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义利观,即在“天人感应”学说的基础上,敬天的神圣、畏天的权威,从而在义利之取时规范自身,讲求事实上的“义利两养”,道德上的“正其义不谋其利”。这对新时代政德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领导干部在义利之取时,要明立于敬畏的大德,“敬”理想信念,“畏”制度规范;守为官正民的公德,养民之体,教民以义;严君子正我的私德,以义正己,以义为本。

范蠡与李斯的义利观探微——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与《史记·李斯列传》为例

义与利的关系一直是先秦哲学中的重要论题。范蠡,春秋末期越国大夫,独善其身、坚守道义;秦朝宰相李斯,选择去义择利、“以身发财”。两人的迥然之处,不仅在于面临抉择时的相去甚远,更在于折射出来先秦“道义”精神的式微。对照范、李二人的义利观,考察其义利观之基本内涵,以揭示其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

董仲舒义利观与儒商商业理念关系新探--以《春秋繁露》为中心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有大量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其在继承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时的实际,创造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哲学范畴。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利用儒家义利观基本观点来塑造诸如“义利天赋观”“义贵于利观”及“兼利天下人观”等特色价值观。董仲舒对义利观的解读既是他治国理念的外在体现,又是他对经济生活的哲学观察。因此,把董仲舒的义利观与新儒商商业理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研究董仲舒儒学思想体系在商业领域的表现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的义利观——以朱熹对《孟子》首章的诠释为中心

义利之辨是儒家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朱熹通过对《孟子》首章的详细阐释展开了义与利关系的论述。概括而言,朱熹的义利观包括两个方面:“求利之害”和“仁义未尝不利”。具体而言,义是天理下贯至人身而成的内在固有之性理,利是万物各自当然之则的具体实现。人出于对天理的深刻领悟而发出的为“义心”,局限于个人私欲的为“利心”,循着“义心”所为便无所不利,殉溺于“利心”则害将相随。

“一带一路”建设中正确义利观的深刻内涵、实践样态和发展路径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价值遵循,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价值导向,彰显了义重于利、公道正义的价值取向和义利相兼、互利共赢的目标要求;展现出以义为先、持久和平的中国式外交风范;践行了和平共处、尊重主权平等,求同存异、凝聚人类共识,亲诚惠容、共商共建共享等义利原则与道德遵循。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原则,以“元首外交”为主渠道,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五通”,发扬“丝路精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当前德育新课题:大学生义利观教育之对策研究

针对大学生义利观的调查结果,提出加强大学生义利观教育,应学校内外部建设一起抓。学校内部建设不应 局限于德育课范畴,应挖掘新的教育资源,让学生通过“义利之辨”的哲学思维,去探究超越于现实功利的人生意义、人生 理想与信仰,内化积淀成一种人文精神。同时应重视学校外部环境建设。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时代价值判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中国传统义利观中的以义为先、以义谋利、义中取利、义利合一等论述,对于我国当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坚守以义为先,避免人际交往的失信化、利己化和功利化,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信守义中谋利,既是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前提,也有利于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和企业软实力的增强,推进社会的持续发展;遵循义中取利,能帮助人们树立合理的财富观;坚持义利合一,公利即为义,也就是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以集体利益为首,促进健康群己观的形成。

司马迁对墨子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先秦诸子对义利思想的阐发各有侧重,其中墨子的义利观表现出义利并重的理念,同时他将其与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从《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以及经济理论能够看出司马迁继承了墨家的为天下之公利,“强本节用”的义利思想,并且司马迁也将义利观念与社会治理紧密联系起来。司马迁还在墨子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司马迁认为逐利乃人之本性,他提出了逐利的方法以及基本的原则。

基于不同社会主体视域下的孟子义利观新探

义利观的问题早在先秦儒家便已开始讨论,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被阐发出新的智慧,故义利观是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精髓。孔子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的残酷现实而开启对“义”与“利”关系的思考,并深刻影响儒家后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作为儒家思想的传人,孟子继承与发展孔子义利观的有益部分,其通过对不同社会主体的分析,以此得出适用于各类主体稳定发展的价值观层面上的结论,这也促使孟子形成颇具实用色彩的义利观。在孟子看来,作为施政主体的君王,不仅需要“以仁治国,先义后利”,还应当“以民为本,先利后义”;作为普通个体的百姓,则应该“以义制利”,在必要的时候选择“舍生取义”以实现自身的价值。纵观当今社会,“看客心态”、盲目逐利等现象层出不穷,而孟子的义利观可以依据现代社会的需要而被辩证地汲取与采纳,这对于解决当代的社会弊病,提高大众的道德素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美义利观的起源、发展与分流

在全球治理中,中美两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诉求国家利益,而且承担大国责任。对比研究发现,中美处理国际事务时,两者都强调公平的重要性,注重正当得利,明确义利统一性。同时,二者各有侧重,中国重视集体利益,关注财富的大众分配,而美国重视个人利益,关注财富的个人积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两国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对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启迪。只有谋“义利”之共性,存“义利”之差异,才能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孟子义利观对新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孟子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孟子义利观中舍生取义、重义亦有利和正确义利观养成方法等内容,至今仍有借鉴之处。孟子义利观在新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利于大学生正确义利观的养成,有利于大学生道德修养的提高,还有利于大学生更好地完善自身。将孟子义利观养成方法有机融入大学生义利观教育中,可以通过加强家庭教育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等举措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