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及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从清中后期学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 ,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和意义。

显学、子学与义理之学:宋代易学特点概述

宋代是易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易学著作,易学成为经学研究中的显学。宋代理学家几乎都是借易学建立自己的理学体系,经学研究因而呈现出子学的特征。同时,在易学研究的象数与义理的两大方向中,义理之学成为宋代易学的主流。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 ,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 ,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 ,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 ,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 ,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 ,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义理之学——中国哲学原型简析

近百年"中国哲学"的建构过程,往往是以西方哲学解构中国义理之学的过程。但是,由于义理之学所依托的历史条件不同,故而在知识依据、思想旨趣、知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均有自己的传统内涵,而不同于西方哲学。强调中国义理之学的传统特征,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简单地将义理之学比附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也是强调义理之学在建构人类"普遍哲学"方面所体现的独特价值和贡献。

论戴震从考据学对义理之学的回归

戴震是一个富于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戴震来说,考据不仅是破坏旧经学、旧哲学的工具,而且也是建立新经学、新哲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戴震之新义理思想的确立,不仅因为他自己有"志乎闻道"的志向,以及"此学不仅在故训"、"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主要归因为他的理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理性追求。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清末民初: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影响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是我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学术宗师和思想巨擎。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和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 其义理之学思想体系。本文对戴震义理之学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命运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论述,使读者对戴震义 理之学产生后近二百年的走向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并阐述了戴震义理之学所具有的近代启蒙价 值和意义。

浅评戴震的义理之学

戴震首先继承了经顾炎武等人倡导、惠栋确立的汉学的治学宗旨,高度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等基本功的重要性。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又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

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是经学由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十八世纪义理之学的确立与建构——以戴震思想为例的个案分析

戴震是我国18世纪学术巨擘和著名思想家。他在建构其义理之学思想体系时,始终坚持了两项基本原则,即“由训诂而推求义理”和“执义理而后能考核”。对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解读,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环节。

宋儒义理之学新诠

宋儒义理之学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代表了儒家义理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义理之学并不等同于抽象道理的思辨、空虚德性的体悟,"义理"的本义就是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是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以解决历史上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现实问题。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

清代考据家的义理之学

"义理"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多指"道理"。至汉代,始见用来指文章的内容和道理。刘向《晏子叙录》:"文章可观,义理可法。"又王充《论衡·谢短篇》:"讲授章句,滑习义理。"其后,亦常指经义名理、微言大义。至宋明以降,将理学称为"义理之学",亦简称"义理"。本文取刘向、王充之意,用"义理"指古书的内容和道理。

道兼体用的整全之道:吕祖谦义理之学新论

吕祖谦的义理之学,既不像朱熹那样从理出发,也不像陆九渊那样从心出发,而是从儒学固有的内圣外王之道出发。吕祖谦既继承了大程重心的思想和小程重理的思想,又吸收了张载重气的思想和湖湘学派重用的思想。他对心学、理学以及气学进行整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的形成,根源于他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中“道兼体用”思维方式的继承。吕祖谦认为,道有着体用不离、动静互含、函三为一的整体结构,理、心、气则是这个整体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在这个整体结构中,每个构成要素的展开方式都是相倚又相成的,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分立而不分离。这种“道兼体用”的中道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有着高度的契合性,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资镜鉴的方法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