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人口:问题、挑战及应对——与城市、镇的比较分析

乡村人口问题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五大挑战: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可能造成乡村产业发展劳动力资源不足,教育水平与城市的差距扩大可能导致乡村高质量发展人才短缺,男性婚姻挤压日渐突出可能引发乡村婚姻与家庭建设问题,老龄化进程加快可能加剧乡村养老困境,文化建设人才不足可能影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应对这些挑战,可从以下方面着手:有序引导外出农民工回流、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乡村人口教育水平、盘活用好现有人才,促进乡村性别平等、提升婚姻家庭幸福感,扩大乡村养老服务供给、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动员多方资源、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其政策启示是:中国式现代化任重道远,其短板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探索和创新乡村的省域实践,也需要关注镇这一区域层级。

浙江省农村居民点与乡村人口耦合关系及时空特征

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与资产,农村的人地关系是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研究以浙江省为例,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地学图谱法、人地协调模型和Tapio脱钩模型对2000—2020年浙江省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识别县域尺度农村居民点-乡村人口脱钩类型与人地耦合关系演进过程。结果表明:1)浙江省农村居民点时间上呈现减速上升的趋势,耕地是主要转入源,城镇用地与耕地是主要转出源;空间上呈现多区域集中,全域分散增加的趋势。2)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在时间序列上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空间格局上呈现显著集聚特征,高值区聚集于浙北平原区,而低值区集聚于浙西南山地区。3)浙江省县域乡村人口-农村居民点脱钩关系以强负脱钩为主,即区域乡村人口下降,而农村居民点面积保持上升趋势,乡村人地耦合关系失调现象严重。研究结果对调节人地关系、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乡村人口的变化趋势及应对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人口既是重要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当前,乡村人口呈现出“离土”“守土”与“归土”的“三土聚合”特征,人口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多元。积极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需要从激活乡村人才引擎、合理规划村庄布局、提升设施农业水平,强化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等方面发力,科学合理制定政策。

人口负增长趋势下乡村人口变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理及空间效应研究

人口负增长趋势下我国乡村地区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研究以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乡村人口变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机理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人口负增长使乡村地区劳动人口减少,消费市场萎缩,投资意愿下降,对产业振兴起到明显抑制作用;(2)乡村人力资本提升、乡村劳动力资源增加及乡村老龄化水平加深均可促进产业振兴的实现;(3)人口负增长、乡村人口变动对乡村产业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应通过人才引进、优化劳动力配置等措施来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给乡村地区带来的挑战。

乡村人口变化趋势是推进乡村建设的重大考量

我国乡村人口大变局已至,人口数量呈现大量减少趋势,空心化、老龄化形势严峻。未来一段时期,乡村人口仍将呈现大的变化,乡村人口大变局在空间上体现为村庄人口空心化。当前乡村建设中,对乡村人口大变局认识不足、预判不明、重视不够。当前及今后,应以乡村人口变局为重大背景,以乡村人口变化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依据,以人定策、因人施策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县域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与乡村人口空心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不断扩大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亟需研究其演变机制和管控措施。基于1990、2000、2010和2020年四期土地覆盖数据和农业劳动力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县域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和乡村人口空心化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非农化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且存在围绕中心城市高值集聚的态势。非粮化则大致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倾向,远离大城市的边远县域非粮化程度较高。研究期内非农化和非粮化呈整体加剧趋势,乡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显著提升。(2)非农化、非粮化和乡村人口空心化之间呈现较强耦合作用,失调区域逐渐扩大。(3)非农化、非粮化和乡村人口空心化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并逐渐增强。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上游地区且数量逐渐减少,低值集聚区分布相对分散。(4)非农化、非粮化和乡村人口空心化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时空动态特征,但县域及其邻域协同变动的比例较高,表明具有较强的局域整合性。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体育促进乡村人口身体素质提升的路径探究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总结,探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体育促进乡村人口身体素质提升的路径。从乡村振兴发展现状、乡村体育发展现实困境、乡村人口身体健康问题3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施体育促进乡村人口身体素质提升,应从政府、社会、乡村、家庭、乡村群众等多方面、多人员、多制度入手综合同治,才能有效构建科学健身体系,为乡村人口的体质健康保驾护航,为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提供助力。

基于角色理论的乡村人口素质提升路径研究——以丽水市乡村人口考察为例

人口文化素质是人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的总和。乡村人口素质的提升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文章对浙江与丽水2010年、2020年乡村人口文化素质现状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当前丽水乡村人口素质的基本特征。文章对丽水乡村人口素质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基于角色理论提出应通过乡村人口角色重构、乡村主体角色素质提升与乡村主体角色过程互动与转换等路径提升丽水乡村人口素质,从而改善乡村人口文化结构,强化乡村人口主体性意识,提升乡村主体劳动力的能动性与积极性,以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的人口文化素质。

吉林市乡村人口变迁与乡村振兴对策研究

乡村人口变迁已成为制约吉林市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前,吉林市乡村人口流失严重,乡村人口呈现老龄化特征,乡村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亟待提升,职业农民建设队伍不完善,乡村产业体系不完善,使得吉林市乡村振兴建设主体缺失,制约了吉林市农业现代化发展,影响了吉林市乡村振兴的进程。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吉林市应鼓励人才返乡,建立健全人才吸引机制;优化养老资源布局,完善乡村养老体系;加强乡村基础教育水平,提高乡村整体文化素养;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完善农业产业体系,打造乡村人才孵化载体。

乡村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

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出现负增长,人口总量净减少85万,2021年或将成为我国人口总量的峰值年(14.13亿人)。按照常住人口口径,乡村人口负增长要早于全国人口负增长25年。1995年以前我国乡村人口一直处于缓慢增长阶段,1995年达到了最高值(8.59亿人),其后开始快速下降,至2000年,我国乡村人口跌破8亿大关,2009年跌破7亿大关,到2015跌破6亿大关,1995至2022年的27年间我国乡村人口累计减少了约3.7亿人。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人口发展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为例

通过分析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口发展的现状,进而阐述了开鲁县在发展过程中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包括人口科学文化素养水平较低、对省外人力资源吸引能力较差、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少数民族人口基数小。通过分析以上问题的原因,重点阐述乡村振兴背景下以上问题对开鲁县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了实现开鲁县民富县强,未来应强化产教融合、改善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重视民族团结宣传和教育、立足特色经济、科学利用自然资源、为人口老龄化制定科学的发展策略。

家庭视角乡村人口城镇化迁居决策特征与机制--基于武汉的调研

乡村人口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微观行为主体,务实深入地研究他们行为决策的特征与机制,是制定合理的城镇化政策的基础。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家庭整体的综合理性是乡村人口进行迁居决策的主要基础。基于家庭单元的人口城镇化研究价值日益凸显。梳理武汉市域外围乡村地区的实地调研成果,构建基于家庭的分析框架,重点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行为选择特征进行机制解释。发现武汉所代表的中部大都市外围乡村家庭的迁居意愿总体较低,多数家庭通过代际间或夫妻间分工、劳动力近距离流动维持城乡二元兼业模式,家庭成员的行为选择相互补偿,共同追求家庭发展的均衡稳定,半城镇化模式是乡村人口长期理性选择下的均衡模式。城镇化政策的制定要打破这一均衡,必须立足家庭整体理性,顺应家庭聚合发展的总体趋势。

乡村人口转移与农业产业化发展

乡村人口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农业产业化程度越高,人力资源的凝聚力越强,相反劳动力流失则会滞缓农业产业化发展,人力资源的凝聚力更弱。我国乡村人口现有的转移模式为乡村到城市的单向转移,由此产生乡村劳动力流失严重、留守人口社会问题突出以及城市病等诸弊端,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从源头上改变固有的人口转移模式,走向多向联动的乡村人口转移模式。而农业产业化发展则是乡村进行产业升级、增加就业岗位、引导劳动力回流的根本途径,利用农业大数据实现智能化、区域协调作业以及特色化路线三大战略进而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实现乡村人口转移模式变革与当代乡村可持续发展根本途径。

基于行政村尺度的武汉市乡村人口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武汉市实有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地理空间统计、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行政村为研究尺度,从3个不同年龄组(0~18岁、19~59岁、60岁及以上)探究2014—2018年武汉市乡村人口变化特征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武汉市乡村地区常住人口数量整体增长,但年龄结构组间差和组内差呈不断扩大趋势;其中,95.29%村庄的0~18岁人口都在减少。②乡村人口变化空间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空间集聚,在城市建成区边界、市区行政边界、重点集镇边缘等典型区域变化剧烈。③空间上人口平均增长率总体呈现“先缓降后缓升”趋势,峰值约在距市中心25~30 km和65~75 km之间,人口平均减少率则是“持续缓升”,在20~30 km处呈现最低值;受到主城区的“虹吸效应”最为明显的建成区周边乡村,人口的增减流动现象较为突出,是承接城乡人口转移的主要聚集区。④因子探测结果显示,各驱动因子在不同年龄组和距市中心不同距离表现的影响力均不同,“文体商服点数量”“农业总产值”“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乡村人口流动变化最广泛的影响因素。

顺应乡村人口走向,谋篇布局乡村建设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根据我们的调研发现,近年来,我国乡村人口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愈发突出,应当对乡村人口外流趋势进行超前预判,提前布局和规划乡村建设。

我国乡村人口变动趋势及其对乡村建设的影响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这是关乎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我国乡村人口变动是关乎我国乡村建设的大事,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健因素。

清代运城盆地乡村人口流动规模、原因及影响

在清政府鼓励发展商业的政策下,依托当地盐业资源,运城盆地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乡村人口呈现出较大规模的流动现象。就整个清代来说,乡村人口流动的规模呈不断增大的趋势,其中以商业贸易职业的乡村人口成为主体,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影响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变革,并对人口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应对东北地区乡村人口生育问题的政策规制研究

通过对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梳理发现,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总和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外流,东北地区乡村人口快速下降。而现行生育政策在顶层设计、政策设计的针对性、政策执行等方面存在不足,难以改变东北地区乡村人口生育困境。因此,在宏观层面要完善东北地区乡村生育政策顶层设计,健全和改善生育政策的执行,在具体生育政策领域中要继续放开生育限制;要构建以家庭为基础的生育支持政策,减轻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而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对现行生育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