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熟人社会对乡村司法实践的影响

在乡村法治化建设过程中,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乡村熟人社会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传统的熟人社会已经慢慢过渡为“半熟人社会”,熟人社会过分发达的人情伦理依然对乡村司法实践产生较大影响。不能将适用于城市的法律生搬硬套到乡村,要正确认识到乡村的社会背景,了解我国乡村熟人社会对乡村司法的影响,积极探究适合乡村发展的路径,才能更好地推进乡村法治化,从而推动乡村振兴。

“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由于中国乡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诸多伦理性、道德性的内容,致使司法体制与乡村现实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抵牾。本文借由一起诉讼揭示了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甩干"机制。基层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会按照形式理性的要求,以洁净化、纯粹化为目标,甩掉道德、习惯等诸多非法律的元素,实现对案件事实的重新建构,以一种生硬、执拗的方式对案件进行权威性的裁决。"甩干"机制源自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案件"受理"与"审理"的特殊制度设计,同时也是基于法律形式化要求的无奈之举,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式司法的"无知之幕"特色。"甩干"机制揭示了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及内在张力。

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功能与现状

从广义上理解,乡村司法应当包括农村基层法庭的司法和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和其他站所的准司法以及乡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准司法。中国乡村司法具有独特的功能,它糅合了基层司法职能和部分行政职能,还兼具纠纷解决职能与法律服务职能。从农村社会的"结构混乱"状况、纠纷解决充斥着"力"的因素、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弱化等现实来看,当前中国乡村有着很高的司法需求。各种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在乡村司法体系中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体系和治权不断弱化、缺乏解纷的制度性动力、脱离实际的程序化倾向、过于强调社会稳定等等。对此,需要从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角度和满足秩序需求的法治角度对乡村司法机制加以完善。

乡村司法的社会结构与诉讼构造——基于锦镇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

乡村司法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乡村司法的运作模式、形态。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把握,可以有效地解释并预测人民法庭的运作行为。乡村司法的社会结构包括人民法庭所处的各种关系网络,案件本身的性质、类型,当事人双方的力量对比等。这些因素互相交织,使得法庭诉讼构造呈现出一个倒立的伞状结构。最大限度地限制该诉讼构造出现,则必须从乡村司法的社会结构中寻找突破口。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司法之转变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从宏观社会背景看,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特征正趋于消解,传统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形成的非正式社会规范日渐式微,乡村社会呈现出利益分化与规范多元的格局。从微观社会结构看,虽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但进入诉讼渠道的案件类型中陌生人/半陌生人纠纷以及经济类纠纷总体占比较高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乡村人民法庭在硬件设施、人员结构以及司法的规范化层面亦获得充分的发展。这一系列深层次的转变,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和乡村司法全新的社会背景。为顺应变迁后的乡村社会及其法治需求,亟需转变现行理论和政策层面对乡村司法的工具主义定位。

中国乡村司法研究范式之理论检讨

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基础结构及其治理方式和格局业已发生显著转变,这势必推动置身其中的乡村司法之转型。然而现存有关乡村司法之研究对此并未给予足够之关注,其主要呈现出三种研究范式。"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将乡村人民法庭置于"乡土社会"的背景下进行讨论,以极端工具主义的态度对待正式法律规范,忽视乃至拒斥现代法律在乡村变迁中的功用及其价值;"村治理论"虽然关注到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但并未真正摆脱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极端法律工具主义的进路;"法治论"虽强调正当法律程序在乡村司法中的必要性,却忽视了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社会格局及其对司法的不同需求与影响,过分关注程序的封闭性层面,未能兼顾乡村司法的适度开放性。因此在乡村司法的进一步研究中,亟需转换现行单一的研究范式。

乡村司法策略化及其日常呈现——锦镇个案的过程分析

从"国家-法庭(法官)-社会"三元冲突关系的视角出发,法庭和法官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并不必然完全代表国家立场或者社会利益司法,其行动和策略本身包含着功利化的契机。我国乡村司法的治理化定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纯行政化绩效、考评机制在法官与案件处理之间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利益纽带,法官出于自我保护与自利的目的最终造成乡村司法的策略化。其基本表现是审判的调解化与调解的准审判化,并通过控制情景建构的边界、软硬兼施等一系列具体策略实现调解的既定目的。

迈向“实践——理论”的研究范式———对乡村司法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乡村司法的研究主要表现为"问题———策略"、"国家———社会"和"理论———实践"三种模式。由于"问题———策略"模式与"理论———实践"模式有着很大的亲和性,即均缺乏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关怀,因此整个乡村司法的研究实际表现为"国家———社会"与"理论———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为了克服当前乡村司法研究中游走于理论和实践两个极端的现状,有必要迈向一种"实践———理论"的模式。

乡村司法悖离官方表达的功利行为及其诱因——以S县锦镇人民法庭为例

对S县锦镇人民法庭2011—2012年间的调查表明:虽然在司法机关的官方表达中,对案件的处理必须要符合司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实现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但在司法实践中,乡村法官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既非为了平息纠纷、为民排忧解难,亦非为了实现法治,而是出于自利的目的,在实践中形成了择案而立、调解本位甚至强制调解以及"以结代收"等司法策略,其处理问题、避免麻烦的心态贯穿人民法庭日常运作的始终,偏离了法治和治理(亦即合规范性与工具主义)的双重制度定位。乡村司法之所以出现和官方表达相悖的功利化行为,与其司法制度定位的治理化和法院内部考核管理方式的强行政化密不可分,所受理案件的乡土性也决定其功利化的运作方式,未来亟需综合考虑乡村司法所处的系统性变量对其予以调整完善。

案件的微观结构与乡村司法之运行——基于鄂西南H法庭的个案分析

从法律的微观社会学出发,乡村人民法庭受理案件的类型仍以传统婚姻家庭纠纷及邻里纠纷为主。从纠纷性质来看,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多为熟人纠纷和半熟人纠纷,纯粹陌生人纠纷虽有递增趋势,然总体所占比例较小;从双方的力量对比上看,力量对比殊异者并不多见,中间阶层仍居多数,因而耍泼、抵赖、暴力要挟等"弱者的武器"在乡村司法中占有突出地位。在结构性束缚下,乡村司法实际为当事人双方力量对比所主导,并形成司法方式上的"调解本位"及过程上依赖于"摆过程、讲道理"的特点,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地方性司法特征。

乡村司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乡镇设立人民法庭,是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为民、便民的重要方式。但通过对乡村典型司法个案考察发现,近年来我国乡村司法存在人民法庭受理案件小但涉及面广、当事人法律意识不强导致法官负担较重,部分法官业务素质偏低、不遵守相关诉讼程序甚至违法办案、对法律与习俗之间的冲突处理把握不准,人民陪审员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严重影响人民法官形象等问题。对此,提出如下建议:将人民法庭改为小额诉讼和速裁受理法庭,使其向法律审判、调解功能延伸;让优质司法人力资源下乡,以形式正义展现实质正义;对典型司法个案多尽告知义务,突出司法文书的宣教功能;让当事人选择便利的案件管辖地,加大对特殊人群的法律援助力度等。

乡村司法的“公正”与“秩序”

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规范法学所谓的"法治乱象",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法庭和法官的徇私枉法,而是由其固有的结构性条件决定的。而且乡村司法实践并非真如形式主义法治论所宣示的那样混乱、无序;相反,在貌似"混乱"的乡村司法背后隐藏着有序与正义的契机。但由于缺乏底线的程序规制,乡村司法的此种"公正"和"秩序"并非一种稳定和普遍的司法产品,而是因案件结构、法官个人因素等的差异而表现出一定的任意性和偶然性,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公正和秩序。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司法的方法与载体

司法如何回应主流价值观是当前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与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审慎解决的问题。为此学界有很多热议,其主要观点是在国家层面上通过立法将核心价值观写入法条,但这不免会造成司法上法官机械地运用法条,出现判决理由格式化、政治语言泛滥,甚至不公正判决等问题。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应该重点从基层法院着手。目前大量涉及核心价值观融入的司法案件,大部分发生在基层法院(或派出法庭)。因此,首先从基层开始落实具体的法律方法,来使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司法才是正确之道。其次,面对大量乡村司法中存在的判决格式化问题,需要加强判决理由作为载体形式的具体适用,才可以进一步获取公众舆论对法官裁判的认可接受。

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考察与反思——以乡镇司法所为视角

乡村司法治理形态的转型,不仅未能使我国基层的各类纠纷得以有效化解,反而由于基层行政、资源短缺等压力的存在,导致当前我国乡村司法不能做到依法治理。当前乡村司法改革不应只停留在形式层面,应正确处理"治理"与"法治"的关系,合理定位各种乡村司法机构,围绕法治健全各项机制,保障我国农村的长治久安。

和谐视野下的乡村司法助理员

乡村司法助理员是基层政权中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主要担负着基层法治宣传教育和解决农村各种纠纷的工作。论述了乡村司法助理员对构建和谐农村的功能与作用,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

非正式制度下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乡村司法谱系与法治实践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土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与国家法律是相互独立的两套法律秩序,任何国家法律的实践都要考虑到这层现实因素,否则直接而强加的策略只有导致两者的紧张、矛盾和对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司法谱系及其要素非常丰富而复杂:村落权威的参与、劝说讲理技术、法律的符号化、法律背后的身份与权力、习俗性裁判、半熟人状态、两套制度的对立、对非正式制度的借助与法律的妥协等。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的规定,在维持和谐乡村社会的前提下,运用已有的法律解决纠纷,执行法律,并兼采既定的乡村传统、理由、习惯与生活方式,建构一种符合中国特色,符合地方特色的乡村司法,这正是乡村司法运作和法治的关键环节。

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功能与现状--以乡镇司法所为视角

依法治国方略下,中国乡村司法被赋予了丰富的乡土法治化职责.然而在实践中,中国乡村司法在基层行政、资源紧张、法治化等多层压力下,理想中设定的功能出现了微妙的变形.

乡村司法的模式转型及其内在逻辑

随着乡村社会转型,"送法下乡"的乡村司法模式已不足以描绘新时期乡村司法的现实图景。实证资料表明,乡村司法正在历经司法场景、纠纷类型与司法方式的三重转变,主要表现在司法场景由开放的巡回审判向封闭的法庭审判转变,纠纷类型由熟人纠纷向陌生人纠纷转变,庭审由调解占主导向审判占主导的司法方式转变。乡村司法模式的转变与乡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迁,人民法庭的规范性和自治性的增强密切相关,司法规范依据的统一与当事人举证能力的增强也是乡村司法模式转变的重要助推力。未来的乡村司法更应在坚持现代司法封闭性的同时适当兼顾开放性,践行底线程序正义与推广法律规则之治。

乡村司法中的大调解制度——以半陌生人社会和内生村庄秩序为前提

调解具有国家法治理功能,经验研究表明社会转型期调解是形塑村庄秩序的主要方式,大调解制度作为国家法在乡村社会微观表达,是国家权力嵌入村庄有效途径。现有的调解形态制度化在半陌生人社会中有其必要性和社会基础,乡村司法生活中,调解"第三人"选择理论在调解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调解作为制度意义上法律存在形式和村庄地方性知识形成了良好互动,这是法律作为村庄外来物内生村庄秩序的必然。

依法治国理念下探寻乡村司法的涅磐之路

本文重温了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从其中一个个琐碎的小案件的办案过程及方式,分析乡村基层法官的审理手段以及在乡村司法中所应当寻求的与普通程序不同的道路。然后讨论了法与习惯、法与情理、法的执行等内容,努力探求在依法治国的全局理念下如何兼顾乡俗乡理的司法程序及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