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主义时代“乡村生活运动”探析

进步主义时代以城市改革者为主体发起的“乡村生活运动”,是美国联邦政府“乡村振兴”战略的开端。从1908年成立的乡村生活委员会到后来组建的乡村生活协会,改革者逐步把“乡村生活运动”推向高潮。“乡村生活运动”改变了美国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带动了乡村文化、教育和社会多方面的改革,并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生活运动”中,城市改革者与农民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加快了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但遗憾的是,美国“乡村生活运动”最终并没有完成“乡村振兴”的使命,而且运动发展过程中仍出现一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进步主义时代“乡村生活运动”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当时美国乡村振兴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

乡村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实施困境与培育路径

乡村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功是增强农村绿色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生态振兴与乡村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具有内在关联关系,居民增收是乡村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外在推动,乡村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有利于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当前阶段,乡村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实现过程受到乡村居民环保意识弱、绿色消费氛围不浓、社会整合力量推动乏力等因素的制约。为此,需要在政府政策法规规范下,促进企业提供绿色产品和进行供应链创新,倡导居民建立绿色发展底线思维,在乡村社会形成协同推进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发展格局。

乡村生活圈可持续供给的规划路径与实践

基于级差地租、城乡要素流动规律等理论基础和农村“三块地”制度变革等政策背景,分析乡村地区在“级差扰动、要素循环、服务升级”方面产生可持续供给方式的内在潜力,探索乡村生活圈推进可持续供给的转变趋势。以此为基础,提出乡村振兴示范带与乡村生活圈“圈带协同”的规划路径,基于乡村振兴示范带沿线空间的增值收益,支持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营建,并从空间载体、梯度联动、共享机制等方面进行思路演绎与实践论证,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交通出行方式改变对构建乡村生活圈的影响探讨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出现了一系列人口、产业等方面的变化,农村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提升带来的农村出行方式的转变。文章从对农村交通现状特征及问题的梳理和分析入手,进行乡村居民出行特征与乡村生活圈构建五个方面的影响关系的探讨,寻找农村生活圈可持续发展之路。文章认为现代化乡村交通基础设施深刻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交通条件的全面改善将为乡村生活圈的构建及乡村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作为媒介的社会组织对乡村生活共同体建构的影响——基于苏州市M村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后,随着乡村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转型,乡村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变革,传统的乡土团结逐渐瓦解。同时,城市化进程加速引发的人口外流,导致乡村社区空心化和人际关系淡化,进而加剧了乡村的原子化趋势。在此背景下,重建乡土团结成为乡村治理中亟须解决的问题。研究以苏州市的一个乡村为案例,以媒介交转性为理论视角,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探讨作为外源型力量的社工组织进入乡村后如何成为媒介,并建构人与人、人与村庄的新型关系,从而促进乡村社会再团结。之所以选择社工组织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社工组织作为一种公益、半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在社区营造、便民服务供给、社会关系调解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乡村社会的团结建构意义非凡。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发达地区的村庄而言,其公共基础设施已相当完备,通过集体修路、铺桥、造公厕等“事件团结”的方式凝聚人心、培养互助友爱精神,已变得收效甚微。而社工组织这种通过社会支持来培养群众公共性和主体性的外源型力量,恰好能弥补此类村庄团结机制缺失的问题。研究发现:作为媒介的社工组织首先通过便民服务供给的方式,将村民、村干部等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以此密切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其次,在连接的基础上,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经由交往实践,建构了一种彼此交融的整体化生活方式,展现出社工组织的媒介“交互”作用;再者,借由交互实践,社工组织与村庄之间共同编织出一张新的社交网络,使得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村庄的社会关系格局;最终,在社工组织促成的关系再生产后,村民的公共性和主体性得到强化,在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中体现出强烈的互助友爱精神,建构出乡村生活共同体的美好图景。总体来看,作为媒介的社工组织对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塑造,经历了一个“建立连接—展开互动—再生关系—建构意义”的递进式动态过程,其所构建的社会关系,重塑了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性,为乡村治理的媒介化转向提供了可能。

从等待拯救变为自我拯救:解析阿摩司·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

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共收录了8篇短篇小说,其中前7篇小说通过特里宜兰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当代以色列人的生存状态,最后1篇小说《彼时一个遥远的地方》则呈现了居民们的心灵世界。进入20世纪后,人类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随着“戈多”的走失和“荒原”的出现,奥兹认为人类应从等待拯救变为自我拯救,这或许是当下应对人类精神危机的最好办法和行动路径。

乡村生活空间下传统体育发展的时代境遇:基于情感结构的解析

在新时代乡村生活空间背景下,基于“情感结构”理论的“经验”与“感觉”维度,笔者结合对“段江村”龙舟活动与“北寨山”油龙活动的实地考察,探讨了传统体育发展的时代境遇。研究发现:现代性重塑了社会群体对乡村的感知与审美,并塑造了乡村生活空间新的情感背景,传统体育所形塑的地方感,不仅延伸与丰富了现代乡村生活空间的表征意义,也构筑了一种经验性的时空感知框架;传统体育承载的“过往经验”以及由此构建的“地方情感”,形成了重构乡村生活空间与再现传统体育的巨大推力。研究结果:传统体育的现代性发展是不同时空下的文化自觉与再生产过程,情感认同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传统体育融入地方性实践,构建观照人类生存际遇的现代性表达,再现了传统体育与乡村生活空间相互形塑的逻辑关系,是传统体育现代性发展的路径选择。

“三新”乡村生活场景下的学校育人方式变革

在以“新农村、新产业、新市场”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乡村生活场景下,对乡村学校育人方式的现实问题和意义价值进行深度思考,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从“整合资源、优化课程、深耕课堂、协同管理”等角度展开创新实践,提炼“三新”乡村生活场景下育人方式变革的校本实践经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活富裕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1至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活富裕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了农村生活富裕。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是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还是其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村生活富裕产生了正面影响,其中覆盖广度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对乡村生活富裕的提升作用要强于中西部。在今天,提高乡村生活富裕水平,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进展及展望

乡村生活空间是一定地域乡村居民居住、就业、消费和休闲等日常活动迭置而成的空间聚合体,也是一定乡村地域空间形式、空间内涵和空间意义内在关联的有机统一体。近期西方学术界对乡村生活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生活主体多元化和生活空间异质化,二是被城市社会生活他者化和空间边缘化的不同弱势群体的乡村生活体验及空间建构。国内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从研究内容看,注重乡村居民居住及就业空间变化研究,但乡村消费空间和休闲空间研究成果很少见;从研究方法看,空间形式的实证分析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空间内涵的结构分析和空间意义的人本分析有待深化。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能够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并可能为乡村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西方乡村生活空间研究难以提供标准模版,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研究资源得天独厚,"形式-内涵-意义"相统一的空间观能够帮助构造有效分析框架,基于空间行为分析的多种方法集成能够提供有力分析工具。

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活重建

乡村衰落是一个全球的现象,衰落的原因在于工业化以后的城乡分工,乡村被定义为农业生产的空间,产业的单一和社会生活的缺乏排挤了乡村居民,造成乡村的空心化。乡村振兴需要重建乡村生活。乡村生活重建首先需要有居民居住在乡村,但不能通过人为地设置障碍来阻止乡村人口外流,只能通过加强城乡融合,建立城乡之间的人口双向流动机制,让乡村成为乡村居民而非单纯农民的生活空间;其次,乡村生活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单纯的农业产业发展不足以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需要找回乡村社会;第三,乡村生活是乡村的,因此要避免复制城市生活。近年来出台的针对三农的政策,需要在重建乡村生活的视角下,重新加以审视,避免农业兴而乡村衰的政策和经验。

重建乡村生活 实现乡村振兴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阶段,聚焦城乡融合发展,是对"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升级与更新,对既往的农村研究来说,需要理念认识与操作逻辑的同步更新与升级。如何开拓研究视野、摆脱思想桎梏、避免路径依赖,是当前认识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本次笔谈特邀农村研究领域的鸿儒硕学对乡村振兴各抒己见:王晓毅研究员将乡村生活的重建视为乡村振兴的手段与目的,通过制度、文化、产业、社会服务多方面的重建来塑造人们想留下、能留下的具有生活气息的乡村。于建嵘教授强调在乡村振兴中县级政府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争取政策和发展资源、构建有文化认同的共同体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陈文胜研究员则强调乡村振兴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保障下乡要素的市场权利,构建现代乡村制度框架和治理结构,发挥市场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作用。刘强处长指出乡村振兴必须通过提高农民收入、完善农地法制、健全村级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来夯实"三农"基础。吴理财教授主张乡村振兴应该着力于乡村的社会建设,打造乡村社会共同体,铸造有公共性、人情味的乡村之魂。邓磊教授认为人的振兴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核心,要通过政策优惠、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来聚集对乡村振兴有推动力的人,以增强乡村的发展活力。总而言之,乡村振兴需要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产业振兴、农民增收,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与公共服务供给,通过重建乡村社会提升乡村的凝聚力与吸引力,最终打造有前景的农业、安居乐业的农村,使农民成为有尊严的职业。只有乡村的人振兴,乡村才能振兴。正确认识乡村振兴,唯有秉轴持钧,才能恰中肯綮,故特组织本次笔谈,研精覃思,采摭群言,以飨读者。

甘肃省县域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乡村生活质量是反映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乡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关乎人民福祉。通过构建乡村生活质量指数模型,借助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分析甘肃省县域乡村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呈现由西向东逐渐降低的趋势,且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中高-高(H-H)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低-低(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省域南部地区,两者均呈连片分布;高-低(H-L)集聚区仅包含迭部1个县。(2)乡村生活质量的主导影响因素是降水量、坡度、建设用地乡村化率、距省会城市的距离、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一产业GDP占比、乡村人口总量。(3)各评价单元乡村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强度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差异,陇中、陇东和甘南地区为经济因子主控型,河西走廊地区为自然因子主控型,陇东南地区为经济因子主控型与综合因素牵引型。

祖先崇拜:支撑乡村生活秩序的传统宗教内核

祖先崇拜是儒释道等中国传统宗教与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互构的内核。以祖先崇拜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伦理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相对稳定因素,并成为乡村生活秩序的内生性基础力量。在现代乡村生活秩序中,祖先信仰主要体现为:宣扬"祖先"和"孝"的理念、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完成敬祖仪式、构筑乡村社会的权力场域。对祖先崇拜进行适当制度化建构是协调国家、社会和宗教关系的很好途径,也有利于建立以内生秩序为导向的低成本乡村自治。

建设崭新的乡村生活方式

哲学和美学的崇高使命就是寻求一种宜人的生活方式。以农业为载体的乡村生活方式不同于以城市为载体的城市生活方式 ,乡村生活方式体现出来的和谐性、人文性、非功利性等特点有助于我们克服城市生活方式的不足。但乡村生活方式又有新旧之别 ,旧的乡村生活方式因为低效、狭隘、缺乏主体性而被城市生活方式否定。而崭新的乡村生活方式因其对城市生活方式与旧的乡村生活方式的超越 ,成为一种宜人的生活方式。

“双向嵌入”的企业生产与乡村生活——构建乡土生产秩序的策略研究

生产秩序并非是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在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光谱中发现,以往理论呈现出"重经济"或"重社会"的失衡状态,无法实现两者的有机互溶。对此,石镇企业在"农业与工业冲突"和"生产与生活纠缠"的失序困境中,探索出"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生活与生产"相互融合、有序协调的"双向嵌入"之路,将企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乡土伦理、宗族关系等传统资源及其背后的生活逻辑有机融合起来,构建良性生产秩序。

重塑乡村生活意义与乡土文化价值

社会精英和主流话语长期对中国传统乡村生活与乡土文化的批判、蔑视和排斥,直接导致了传统乡土文化的凋敝和对乡村生活意义的消解。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由于乡村经济收入偏低,广大乡村已成为人们急于逃离之地,乡村生活也已失去了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乡土文化自我更新的能力不断弱化。如何重塑乡村生活的意义与传统乡土文化的价值,以实现乡村民众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双重回归,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MBR技术在乡村生活污水处理中的应用实践研究

以上海市崇明岛某镇生活污水处理工程为例,结合当地的污水特征和地质地形特点,采用一体化MBR技术,按照分散式处理模式设计建设了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对一体化MBR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在运行阶段的成本及出水水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一体化MBR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不仅运行稳定,出水水质满足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标准,而且占地面积小、维护管理工作量少、自动化程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