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应天府乡试考场官员体系的构成——以乡试录为中心

应天府乡试是明代各直省乡试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乡试之一,和顺天府乡试一起成为乡试的典范,共同构筑了所谓“京闱表率”这一历史现象。乡试录是全面记载一科乡试信息的科举文献,考场官员名单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现存应天府乡试录可以看出,明代应天府乡试官员由提调官、帘内官(包括主考官、同考官)、帘外官(包括监试官等10类人员)三部分组成。其中,提调官并非传统认为的帘外官,而是总揽全部考场事宜的官员,一般由应天府尹、应天府丞担任;应天府乡试主考官为朝廷派遣,同考官则由应天府自行聘取;从应天府乡试帘外官的人员构成来看,所有官员皆来自南直隶,尤以南京城内的官员居多。

科举制度与区域公平:“顺天丙子乡试冒籍实系枪替案”探究

使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等史料,探究乾隆时期的“顺天丙子乡试冒籍实系枪替案”。对案件的发生经过、判决结果及审案人员的执法过程等进行详细剖析。在相对完善的科举制度下,顺天府冒籍、枪替现象屡禁不止,实质是考生在区域公平与个人利益之间权衡利弊所做出的博弈。主要原因在于科考名额分配的不均、考生水平的地域差异、考试管理的疏漏、科举中式的反馈。

清代武乡试外场考述

武乡试是各省选拔武科举人的考试。学界在清代武乡试的试期、考生资格与来源、考官简派、场次与内容等方面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对武乡试外场的实际运行情况之研究则有所欠缺。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发现武乡试外场箭册等一手史料,对武乡试外场的规程、场次、内容、评价标准与成绩记录方法等做较为细致的探究,以明晰其制度性规定与实际运行之间的差异,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论清代八旗乡试始末——以故宫《顺治十一年乡试录》及《顺治十一年乡试题名录》为例

自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入主中原后,开科取士。自顺治八年(1651年)顺天乡试始设满汉两榜,蒙古归满榜,共取70名满蒙举人。每榜乡试完毕,举行传胪典礼,还刊刻乡试录。此文以故宫藏顺治十一年(1654年)甲午科《顺天乡试题名》《顺天乡试录》为例,又据《大清会典》《清实录》《钦定八旗通志》及清代笔记资料等,归纳、总结八旗顺天乡试始末。

清代顺天乡试特点刍议

清代乡试是省一级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是科举考试全过程中竞争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级考试。由于清代顺天为京师畿地,地处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其科举的特点是受政治的影响极大,表现为:顺天的乡试贡院也是全国的会试场所、乡试名额名列前茅、"冒籍"现象突出、乡试案频仍并且量刑过重,甚至科举改革也从顺天贡院开始。

清代乡试同年齿录的编纂方式和史料价值——以《道光甲辰恩科山东乡试同年齿录》为例

乡试之后形成的同年齿录,其独特的形式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与其他乡试文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不同之处,同时又与乡试硃卷之间有紧密的关系。本文以《道光甲辰恩科山东乡试同年齿录》为例说明乡试同年齿录在对地方史志的订正,对考察人物生平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价值。

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

乡试是中国科举史上各级考试中最迟出现的一级考试,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而且还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级考试。乡试是各省人文教育活动的重大事件,对区域政治、文化、教育、民风等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末科乡试的考试内容已脱离了八股取士的格局,改为讲求经世致用。尽管科举制已进行了旷古未有的改革,从考试的内容到形式都试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仍然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在当时科举与学堂难以协调发展的情况下,最终导致了废科举兴学堂的结局。

清代顺天乡试案研究

清代科场案接二连三,对清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顺天乡试案在清代科场案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相对于其他省闱的乡试案,顺天乡试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因而很值得大家关注。另外,顺天府地处京畿地区,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属于直隶省的一个府,因而对于顺天乡试案的研究是河北科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

在明朝举行的90科乡试中,20科为不拘额数录取,70科为定额录取。各省、直是举行乡试的基本单位,但该规定至嘉靖十四年才完全实现。宣德元年全国定额录取550名;此后,除个别省直增加录取额数外,全国普遍增额凡四次:正统五年增至760名、景泰四年增至1145名、万历四十三年增至1287名、崇祯十五年增至1415名。其中,以景泰四年增幅最高,达50.7%;此后则增长缓慢;这是由官缺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各省直增幅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增幅最大的是云南和贵州,两省合计从最初的15名,最终增至89名,增额近五倍;北直和广西的增额在二倍以上;而南直和其它十布政司的增额仅在一倍以上。明代举人总数至少达102389人。

明代乡试录、武举乡试录的版本及庋藏

国内外现存明代乡试录共333种,其中孤本291种(部),浙江宁波天一阁现存272种,其中孤本233种(部)。天一阁所藏种类占存世种类的81.68%,其孤本种类占存世种类的69.97%。另外,现存明代武举乡试录11种,其中天一阁藏8种,且皆为孤本。无论收藏的种类,还是孤本数量,天一阁在国内外都处于独尊地位,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

科考、遗才与大收:明代乡试资格考试述论

为杜止冒滥,确保应试者的素质,明代乡试前由提学官考选士子应试,是为乡试资格考试,即后来的科考、遗才和大收。乡试资格考试发轫于正统初,形成于天顺六年之后,为明朝首创,并为清所继承,成为影响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近五百年的重要制度举措。明代乡试资格考试主要由各提学官于乡试前巡历辖境,采取吊考、类考、截考等方式,考选生儒人等,以核实应试士子的学行、身份、籍贯等信息;在应试人数日多的情况下,对乡试的正常、规范运行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从政治遗民到文化遗民——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原因新论

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为清初文坛与遗民界极其重要的事件,长期受后人关注。然其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成为一大聚讼。深入解读侯方域的作品,可以看出其晚年为学趣向与青年时的狂儒、异端大异,而近于醇儒。这一转变,与清初特殊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体现出他试图"以道易天下"、通过"济满以汉"的方式以保存汉文化的思想。这种转向表明,侯方域已由早期政治遗民转化为文化遗民。这必然影响到他对出处问题的思考,成为其参加清廷乡试的深层动机。这不仅是解开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问题的关键,而且对研究明遗民的转型及出处策略的演变均有重要意义。

台湾举人在福建乡试中的表现

对台湾府县的举子另编字号实行定额录取,是清代科举实行保障名额的典型之一。设立保障名额的优待办法使台湾的士子更加热衷于渡海来大陆参加乡、会考试,有利于闽台文化的交融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台湾举人在福建乡试中的表现平平,而台湾武生在福建武闱中举人数众多,且名次表现突出,因此不像文科乡试需要设立保障名额。通过科举考试的鼓励和促进,台湾的文教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科举是清代闽台交流的重要纽带,是融合两地文化教育的关键制度。

明代乡试录取率考述

明代全国的乡试平均录取率为4.71%。从明初至明末,全国以及各地的乡试平均录取率不断下降,充分反映出士子仕进难度逐渐增大、科举上行流动日渐壅滞的长期趋势。就地域比较而言,明前期各省直间的乡试录取率差异显著。中期以后,朝廷开始制订固定统一的乡试录取率,并由两直隶推广到全国,使各政区间实际录取率差距大为缩小,从而进一步维护了科举的区域公平。该政策的推行,强化了科举"公平选士"的核心理念,为解决高招录取区域失衡问题提供了些许启示。

杭世骏佚文《查莲坡墓志铭》与查为仁乡试科场案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顺天乡试解元查为仁科场案,历来众说纷纭。新出土的杭世骏佚文《查莲坡墓志铭》则揭示出了此案的真相。查为仁乡试科场案系由其父查日乾的冒险和投机的性格所造成。查日乾约请举人邵坡代作文章,贿买书办,传递文章进入考场。查为仁因作弊心虚误书卷面籍贯而被查出。

明朝提学官与各省乡试

正统元年明朝创办了督学制度,但也一直存在着将此新设的提学官视为"冗官"的人士。因此,弘治年间的提学官以及其周边人士试图创造出更合适的提学官像:彭韶期待作为"名辈"的提学官能够在万物一体的思想中进行督学活动,杨一清更重视提学官拥有司法官的一面,要求他们公正地行使权力。随着提学官自我认识的成熟,他们在地方官僚社会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并积极参与到各省的乡试活动中。从嘉靖初期以后,提学官与一部分外帘官同样得以代作乡试程文,并根据与自己思想倾向的异同选择乡试考官。

明洪武三年乡试解额献疑

洪武三年五月,明廷为开科取士事颁诏天下,具体规定了科举考试的相关事宜。然而诏令对当时全国12直省乡试录取名额的规定,在现存明清史籍中至少有5种说法,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广解额上。明初两广曾有合行乡试的经历,但这一事实并不广为人知,这或许正是引发洪武三年乡试解额出现诸多说法的原因。依据相关文献,大体可以推知:洪武三年开科诏计划在全国乡试中录取举人500名,其中应天府百人,河南、山东、山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广、陕西、北平9省各40人,广东、广西各20人。这与学界目前普遍采用的《明太祖实录》中的说法有所不同。

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

明代自太祖洪武三年(1370)首次举行科举考试始,即于乡试录取中采用固定解额制.它主要是根据各省区的人才分布或者说是人文状况,分配一定的乡试录取名额.如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的<初设科举条格诏>即对开科地区乡试录取人数作出如下规定: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等省40名,京畿地区100名.

侯方域晚年心态与顺治八年乡试

侯方域顺治八年乡试,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然而有关这一事件的核心问题,即侯方域参加乡试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迄今尚未有一致的看法。从侯方域晚年的心态来看,尽管存在着仕与隐、明与清之间的痛苦抉择,但最终还是仕与清占据了上风。因此,侯方域参加乡试不是被迫,而是自愿。

明清小说中的乡试违式、填榜、科录考析

明清小说作者参加过乡试的比较多,他们对乡试最为熟悉,其中有关乡试违式、填榜和科录的具体事宜,科举文献并未载录全部规制细节,小说作者却对此有所表现,他们以其亲身经历对此进行细致描述,反映了科举制度在实行过程中的实际面貌。查找小说中的相关资料可以起到补充科举史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