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二审开庭难的理论反思

刑事二审开庭范围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但囿于个案的消极影响、考核的指标主导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未完成的改革”。刑事二审开庭问题受到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需要在优化和调整审批程序、考核指标的基础上,确立程序公正优先的价值目标,指导制度改革。2023年9月开展的为期一年的“促进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专项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为了巩固专项工作成果,避免考核指导下的数字泡沫和虚假繁荣,《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进程中需要及时作出制度回应,形成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设计:首先,应当充分体现正当程序与诉讼构造的指引,进而突破刑事二审开庭问题中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其次,在刑事二审开庭范围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由列举应当开庭的案件范围转变为列举可以不开庭的案件范围,进一步明确“以开庭为原则,以不开庭为例外”;最后,还需要构建起针对二审不开庭的上诉人权利救济途径和法律监督机制,为刑事二审开庭问题提供具有刚性的程序保障。

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案件二审开庭情况工作报告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案件的二审程序是对一审裁判的有效监督,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有力保障,也是衡量公平正义能否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有效途径。刑事二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关乎二审程序功能的发挥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刑事案件二审开庭审理贯彻司法亲历性原则,在程序把关、依法纠错、权利救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中,刑事二审案件开庭率偏低、以是否改判为导向衡量刑事案件二审开庭审理的理念较为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审程序纠错、救济功能的有效发挥。省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根据最高检工作安排,对全省两级院近三年来刑事案件二审开庭情况作了调研,形成如下报告。

民事二审撤回起诉禁止再诉规则研究

针对二审中原告撤回起诉又再行诉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设立了再诉禁止规则,但该规则存在不当限制原告诉权、不当比附重复起诉、不当设定处置后果等三重缺陷。基于比例原则,我国不宜续采再行诉讼禁止模式。为实现二审原告撤回起诉再行诉讼的规制转型,我国应从再诉失权转向费用偿付,并在诉讼费用偿付模式的本土展开过程中,从偿付范围和偿付路径等方面完成标准建构。

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实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融合了保障人权和司法监督之双重功能,但在制度运行中异化为发回重审不开庭、发回标准不清晰、司法说理不明确和发回重审适用率大于改判的乱象,制度预设的保障与监督功能无法实现。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下,应当坚持无罪推定的精神,对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进行完善。首先,在发回标准上,完善实体性和程序性发回重审的规定;其次,在审判方式上,应当开庭审理;再次,在重审法院选择上,将范围扩大到原审法院之外的其他同级法院;最后,限制程序性发回的次数。

行政诉讼的二审裁判及其具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评注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是有关二审裁判的规定,其相较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做了较大修改与完善。二审裁判根据其针对的是一审判决还是裁定区分为两类,前者的裁判类型包括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发回重审以及作为例外的裁定驳回起诉;而后者的裁判类型则包括维持和撤销变更原裁定两类。二审裁判的适用标准关联二审的审查方式和审查范围,同样参考了提高二审监督能力的现实考虑。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虽未明确写入《行政诉讼法》中,但其不仅适用于变更判决,同样适用于二审裁判。二审裁判具有终局效果,但其既判力的拘束程度又取决于再审事由的判断,取决于实质正义与法安定性的价值权衡。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二审抗诉实证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试点至正式立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法院与被告人之间不断出现新冲突。这主要体现在检察机关因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而抗诉的法检分歧,以及因被告人认罪认罚后上诉而抗诉的控辩矛盾。部分检察机关未实质基于法定抗诉理由径行抗诉。然而,制度良性运行需控审双方注重量刑建议权与审判权协调发展,重新衡量幅度量刑建议作用;控辩之间应当聚焦突破控方惯性立场,正视上诉行为,难以识别上诉理由时立足于法定抗诉理由。与此同时,应从多方配套制度入手,共同协助检察机关实现二审抗诉“当抗则抗,抗必精准”的目标。

认罪认罚案件二审审理方式的完善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施行以来,刑事二审审理方式面临的问题已经由最初的“二审开庭率低”转变为“二审开庭审判资源配置不合理”,该问题不仅不利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而且不能充分调动双方当事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使得二审程序流于形式。探索、完善认罪认罚案件的二审审理方式,对于提升刑事诉讼效率、健全刑事诉讼结构、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具有重要意义。正值《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应进一步扩大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范围,并最终实现二审一律开庭;在二审一律开庭的审理模式下,通过案件范围、审理方式等简化二审的庭审;此外,还应尊重被告人意愿,完善二审被告人撤回上诉制度。

全国人大:学前教育法草案提请二审

近日,学前教育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中增设“学前儿童”一章,整合草案有关学前儿童权益保障方面的内容,同时增加、完善相关规定。

关于规范刑事二审程序重点问题的调研报告

一、修改后刑诉法施行中二审程序运行的主要成效（一）二审开庭比率大幅提高据统计,11个被调研的中院刑诉法实施八个月来二审累计开庭567件,同比增加1.75倍；二审平均开庭率为32.5%,同比提高21.3个百分点。其中,二审开庭率提高幅度最大的由20.1%提高至62.2%,提高幅度最小的由11.6%提高至15.5%。

依法履职 提升人大专委会工作质效——《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二审通过

为了加强和完善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工作,保障专门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增强专门委员会的履职能力,2024年3月28日,河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浅析民事二审程序的审查范围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1条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这一规定明确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的权限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第35条又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再次明确二审法院的审查范围以"当事人上诉请求"为限,充分体现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和当事人处分的原则.

一起触电案 供电局二审胜诉

江苏省沛县一起人身触电被害案,历经三年,终由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该县供电局胜诉。 该案的原由是这样的,1991年8月5日早晨,原告之夫杨爱民与本村农民郝某各驾驶一辆手扶拖拉机在新沛县中学南侧地里拉土。回程中,因路滑,郝车行走困难,

略论人民检察院对刑事第二审的证据审查

本专栏所刊登的文章。

谈房地产建设工程二审结算的管理

房地产在利润微薄的今天,重视成本,严控成本,在工程结算过程中引入二审制度,已经是常态了,但二审的实行,有利有弊,就二审工作中利弊分析、矛盾的解决,如何更好的管理二审单位进行讨论。

二审全面审查制度应当废除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二审全面审查原则。这个原则作为一种制度,使二审法院必须要对当事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的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部分或法律适用部分进行全面的审理。这个制度,既不符合刑事诉讼中控审分离的基本原理,违背了现代司法制度中审判中立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因此,应当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废除这一制度。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上诉二审案件的监督亟待完善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刑事案件,是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第一审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在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期间,由于当事人的上诉或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而进行审理的案件。审理此类案件的程序是二审程序,也称上诉审程序。也就是说,引起案件二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的上诉,二是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二审案件是由于当事人的上诉引起的。据笔者对我省的调查,近几年来,因当事人上诉的二审案件占全部二审案件的98％以上。可见,上诉是整个二审案件的工作重头。

论二审死刑案件的公开审理

公开审判与司法公正,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二审死刑案件普遍实行公开审判,不仅在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公民程序人权上具有重要意义,在限制死刑的适用,彰显对生命权的特别尊重方面,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开庭审理是公开审判最基本的要求。目前司法实践以《刑事诉讼法》第187条作为法律依据,对死刑二审案件实行所谓的“书面审理”的做法,不仅是对该法律规定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生命至上与程序公正理念的缺失。

刑事二审的改判理由与功能检验

从判决书中提取的数据显示,刑事二审实践中共有41个据以改判的理由。在改判理由分类基础上的数据回归分析显示,二审改判中的一审控制因素比二审期间发生因素更大幅度地改变一审的刑期,但二审期间发生因素能显著地提高二审改判缓刑的几率。二审程序虽然程序要素不充分,但实质上发挥了纠错功能;二审程序虽然在客观上发挥了解释法律、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但限于形式主义甚至机械主义的法律适用范畴。刑事和解、被告人谅解在41个改判理由中占比最高,法律因素和事实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导致改判缓刑的概率最大。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二审程序解决纠纷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凸显,二审功能呈现明显的法律现实主义色彩。

刑事二审审理方式之改革

二审对于纠正一审裁判的错误,保障正确惩罚犯罪、防止无罪的人受到错误追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司法实践中二审法院对被追诉方上诉的案件很少开庭审理,这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和程序公正都极其不利。二审开庭审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行作法。建议我国在未来立法时规定无论是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还是对辩护方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都应当开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