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互联网法院的职能定位及其实现

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数字时代互联网技术与司法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我国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然而,随着普通法院在线诉讼的常态化适用,互联网法院设立及存在的独特性正在被逐渐消解。关于互联网法院的职能定位存在“技术导向”和“案件导向”的分野,实践中盛行的双导向模式使其与专门法院的建设定位渐行渐远。互联网法院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双导向模式对互联网法院专业性的冲击以及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逻辑性欠缺等因素共同交织,导致互联网法院职能定位模糊。互联网法院的职能定位应当是专业审判,这是互联网法院历史沿革和发展动向的内在逻辑,也是数字时代司法改革与互联网空间治理的必然要求。互联网法院专业审判职能的实现路径要在纠偏“技术导向”规则的基础上,赋予互联网法院专门法院的法律地位,并优化和澄清其案件管辖范围。

互联网法院管辖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兼谈专门管辖的合理性

互联网法院是司法适应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在设立初期,依靠高效的在线诉讼方式及对涉网案件的专门化审理,互联网法院基本实现了“涉网案件网上审”的目标。但随着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的出台和在线诉讼的普及,互联网法院因定位不清暴露出了管辖范围、管辖连接点、协议管辖效力等方面的问题,也因此与普通法院产生了管辖冲突。互联网法院管辖模式亟需转型。对此,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法院针对涉网案件进行审理的特点,借用专门管辖的相关规定,赋予互联网法院专门法院的定位,构建完善的专门管辖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解决互联网法院管辖所面临的各类问题,更好地发挥互联网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智慧法院与企业商业信用——基于互联网法院设立的经验证据

商业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部分企业的信用状况仍有待改善。智慧法院是顺应科技发展的司法创新实践。本文借用互联网法院设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智慧法院的设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智慧法院的设立提高审判效能并简化诉讼流程,这使得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更容易被追究责任,从而增加其被诉的频率及涉案金额,供应商为降低违约风险,减少对其提供商业信用,故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受到抑制。商业信用融资受到抑制的企业主要位于经营环境较差地区,智慧法院的设立有利于规范地区企业融资行为。智慧法院的设立对于市场势力较弱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抑制作用更大,支持买方市场理论。本文为探讨智慧法院建设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并补充了司法与诉讼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法院的管辖争议与完善

互联网法院主要采用“集中管辖”的方式,同时适用民事诉讼管辖规则。由于互联网法院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在管辖规则上存在管辖范围与目标定位不符、受案标准不清、与传统民事诉讼管辖规则相冲突等问题,导致管辖争议时有发生。因此应当明确互联网法院专业化审判的目标定位,拓展管辖范围,明确受案标准,优化与传统民事诉讼管辖规则的衔接,以构建科学、完善的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体系。

论互联网法院在线诉讼“异步审理”模式

在线庭审在空间维度上使庭审从实体物理空间转换到虚拟网络空间,在线诉讼异步审理则在时间维度上改变了传统诉讼活动的实现样态。在“异步审理”模式下,法官与当事人诉讼活动的“非同步”性,使其诉讼信息交流方式呈现“离散”状态,诉讼时间线的延长使各审理环节失去紧密联系,法官心证的形成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因其非同步性的审理外观,异步审理呈现出“书面外观+口头内在”的特征。但是,法官仍然需要亲历诉讼两造“留言式”的互动争讼,并以当事人主张的证据和争辩作为裁判形成的基础,因而其并未背离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基本精神。异步审理的特殊审理形态及其与传统同步审理的运行差异,决定了在对其规则构建时应当设置必要限度。

互联网法院定位之回归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对社会各领域影响的深入,互联网法院作为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创新制度,自设立即引起世人的瞩目。然而,检索分析北京、广州与杭州互联网法院设立至今的全部裁判文书,不难发现,在对互联网法院诉讼便捷、司法高效过多渲染之下,却忽略了互联网法院审判发展的瓶颈,甚至淡漠了互联网法院应承担的专业化审判的司法责任。破解互联网法院审判受制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诉讼制度与程序规则困境的关键,在于以'网上案件'超越物理空间地域的本质特征为基础,走出互联网法院系集中管辖'网上案件'特殊法院的误区,使互联网法院回归审判专业性案件专门法院的定位。

为什么要设立互联网法院

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趋势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它试图以互联网为基础构建一种新的在线审判模式,优化甚至重塑网络场景下的诉讼程序和司法规则,以便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它具有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有助于规范互联网交易行为、有助于提高涉网案件的审判质量、有助于完善涉网案件的司法规则等优势。

互联网法院纠纷处理机制研究——以网络著作权纠纷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涉网纠纷已愈发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互联网法院应运而生。网络著作权纠纷是目前互联网法院受理数量最多的一类案件,在研究互联网法院纠纷处理机制方面具有代表性意义。较之传统司法模式,互联网法院在异步审理等新型审判模式的介入、协商性司法的强制前置上有所创新,但也在司法亲历性、当事人选择权、电子证据规则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铁路运输法院的演进,互联网法院纠纷处理机制所存在的问题与其角色禁锢有关。为此,在允许试验性立法试错的基础上,需要推进互联网法院的功能转型。

互联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实践样态与功能实现

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大势所趋,它与建设网络强国、法治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内涵一致。在法院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彰显互联网法院的核心价值,应强化其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之功能定位。目前,互联网法院在探索民事领域诉讼规则方面已有较多尝试,但在行政诉讼领域,却鲜见涉网案件诉讼规则的创制。部分涉网行政案件属于互联网法院受案范围,但由于司法解释列举的范围有限,司法实践呈现出实质审理案件少、案件类型单一化、上诉率高、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样态,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互联网法院在探索涉网行政案件诉讼规则方面的成效。从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层面分析,未来应进一步扩大互联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范围,完善相关配套体制机制,并赋予行政相对人程序选择权以跨越其与行政机关间可能存在的数字鸿沟,以进一步实现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

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评述

作为司法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产物,互联网法院对于依法治网和推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面临一定的困境和挑战。管辖问题是互联网法院面临的疑难问题之一,在规则设置方面存在尚待改进之处。具体而言,尚欠缺明确法律依据的集中管辖可能与既有管辖规则产生冲突,疏于抽象的管辖规则可能导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理解的分歧进而造成适用的困难,而过于便民的受案范围可能导致互联网法院职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为推动互联网法院的发展,助力其成为互联网时代司法的先驱者,管辖规则应尽快予以优化。

关于北京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与立案审查的思考

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和立案审查规则的合理设定,一方面有利于互联网法院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升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有利于界分互联网法院与普通法院的案件管辖职责,减少案件管辖的争议。同时,管辖范围和立案审查规则的明确和统一,也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本文结合互联网法院成立以来的生动案例,对互联网法院立案审查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对互联网法院管辖的重要案件类型的审查要点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以求对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标准的明晰和完善有所助益。

互联网时代下民事诉讼审判方式的改革——以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为契机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支付作为一种新型支付方式,受到人们的广泛应用,但与此同时,互联网纠纷也逐渐增多。我国的司法改革将互联网技术融入到传统诉讼模式中,以提高审判效率,实现更便捷的司法改革理念。文章以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为契机,探讨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法院对司法改革的重要意义。

论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与程序创新

互联网法院作为从事“网上案件网上审”的专门法院,其设置的背景乃是人们需要通过互联网审判实践的探索来形成和完善互联网空间治理秩序,实现诉讼程序在效率提高和正义供给方面的革命性进步。互联网法院规则探索的维度有二:一是探索互联网空间治理的实体规则,二是探索在线诉讼的程序规则。互联网法院的规则探索在路径上应采二阶思维的模式。就程序规则的探索而言,第一阶的思维乃是在传统程序规则的语义范围内,以互联网技术来改造传统诉讼程序,以提高其运行效率;第二阶的思维是建构出某种与传统诉讼程序不同且与传统诉讼程序并行的在线诉讼程序,为当事人提供一种更加便捷的解纷路径。此外,为消解程序创新与法律规范安定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应坚持增量保障的原则,也即程序创新乃是为了给当事人提供更加充分的程序保障,这种增量保障,同时内含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保障,也即应给当事人合理的程序选择上的自由,鼓励当事人以诉讼契约的方式来选择互联网法院在第二阶思维下所创新的诉讼程序。

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机制之检讨

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互联网法院审理规定》,互联网法院在受案范围、起诉方式、辩论场域及电子送达等方面全方位呈现出司法效率与便民价值。但囿于人工智能技术之局限性,立法须明确互联网法院本质乃为传统诉讼运行模式之在线化。而当在线电子诉讼平台仅为裁判必要辅助时,不可替代法官自由心证之全过程。互联网法院对传统诉讼模式提出新的挑战,立法应以专门法院设置标准为依据,对互联网法院设立之正当性进行充分说理;从法定法官原则视角妥善回应集中管辖的权力配置问题,并从证据调查的直接性原则视角进一步完善电子证据采信规则。

关于电子文件法律证据价值可行性的研究——以互联网法院的实践为例

电子信息时代的法律证据不再局限于传统载体信息。随着近年来数字签名、时间戳以及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成熟,推动电子数据成为法律凭证已成为必要之举。文章以互联网法院电子数据取证的实践为例,结合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别从法学界与档案学界的角度出发,阐释了电子数据在现有的立法、取证流程以及长期保存三个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档案部门应采取打通与司法部门的电子证据传输通道、在信息全生命周期中实施数据保全、规划公证数据流转与保存责任等策略,以保证电子凭证的真实有效。

互联网法院司法实践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三家互联网法院裁判文书分析的实证研究

互联网法院设立至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对其核心价值的明晰可以发现,看似美好的互联网法院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困境:第一,涉网案件程序性处理比重过大,阻碍涉网案件规则探索;第二,部分涉网案件外流,不利于统一裁判规则;第三,大部分涉网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欠缺专业性。存在上述困境的原因在于:其一,集中管辖缺乏法律地位;其二,受案范围过于亲民;其三,传统地域管辖规则受到挑战。要想破解司法困境,应进一步明确互联网法院地位;逐步弱化传统地域管辖规则;完善受案范围,提高受案门槛,打造成名副其实的专门法院。

互联网法院管辖网络刑事案件的可能与限度

互联网法院作为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其跨区集中管辖不仅打破了传统地域为主的审判管辖模式,而且符合"网上案件网上审理"的理念,体现了专门法院审判专业性案件的现实需求。现阶段,互联网法院主要管辖网络民事和行政案件,以及检察机关提起的网络公益诉讼案件共11类,管辖范围可否拓展至网络刑事案件,从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的数据可知,互联网法院作为跨区集中管辖专门法院的典型样本,管辖网络刑事案件既有良性实践场域,又符合审判管辖的诉讼原理。可采取渐进式路径,从部分网络刑事案件逐步拓展至全部案件。第一步以管辖部分网络刑事案件为突破口,即管辖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简单网络刑事案件,且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第二步则可管辖全部网络刑事案件,是否采取线上庭审或线下庭审,则根据案件情况、被告人和被害人意愿等因素综合评估决定。

互联网法院的演进逻辑与功能定位

互联网法院作为网络思维、网络技术与现代司法深度融合的产物,它是以“网上案件网上审”为审理思维,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将网络案件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送达等诉讼环节在线化,构筑前置化调解、ODR、诉讼等多层级、多元化的解决网络纠纷的专门性审判机关。互联网法院作为我国网络治理模式的“试验田”,其演进历程与法院信息化建设息息相关,从1995年的萌芽至今,互联网法院演进逻辑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1995年)、探索期(1996-2011年)、快速形成期(2012-2018年)、实践期(2019年至今)。从语义与实证分析可窥见,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为解决网络纠纷、便利民众以及探索网络治理新模式,旨在建立高效、便捷、专业、低成本的网络纠纷化解机构,从而推动网络纠纷的专业化治理和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

我国民事诉讼电子送达的法律问题研究——以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规程汇编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送达方式越来越受青睐。杭州互联网法院利用其管辖范围和法院自身的特殊性,审慎而富有创造性地探索电子送达新方式,在送达方式、送达媒介、送达的文书内容及送达证明上都有可借鉴性的突破,走在了电子送达改革的前列。然而,在实践中,杭州互联网法院也遇到了受送达人的同意,邮寄送达与电子送达并行导致效力冲突,电子送达为首选方式,扩大了送达媒介与送达文书的范围等问题。面对技术与规则的碰撞,笔者提出前置"同意"条款、送达确认书多样化、综合采用多种送达方式、提高当庭宣读率等具体的完善对策,以期实现技术与规则的平衡。

电子诉讼中当事人权益保障——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例

电子诉讼的新型审理机制冲击了传统民事诉讼的价值和原则,在权力与权益博弈、司法流程再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折损了当事人的权益。面对司法实践中制度推广与程序选择、工具理性与司法本意、电子法律交往与隐私危机、现代科技与数字鸿沟之间的矛盾,当事人的权益难以实现。基于此,应明确程序选择权、加强程序知情权、保障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权、落实平等参与权。同时借鉴域外成熟经验,建立程序选择机制、完善技术保障机制、强化监督机制、明确法律职业共同体责任、构建惩戒机制,进而迈向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