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命题的延展与重审:从《财主底儿女们》谈起

在民族解放战争语境下,当五四文学的启蒙姿态渐渐被遮蔽时,路翎执著地选择接续五四文学命题、还原五四传统的写作路向。一方面,他认同五四文学命题在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吸纳、被阐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对五四文学命题的有效性与可信度产生质疑。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路翎用蒋纯祖的悲剧否定了五四文学对个人主义的乐观书写,从性别等级维度反思了五四文学将女性解放作为反封建武器的局限性,并以蒋家儿女“离家—回归”的情节结构模式完成了五四文学对传统家族文化绝决批判的修正。

城市意识觉醒与城市文学新生─—五四文学研究另一视角

城市意识觉醒与城市文学新生─—五四文学研究另一视角朱德发近几年学术界从城市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己成为热点，此乃新文学史研究深化的征兆。这个角度的选取不仅可以对现代文学史有新的开掘新的发现，也可以对一些文学现象或作家作品作出新的解释。不过有的见解...

近百年五四文学研究述略

近百年五四文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五四至４０年代初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对五四文学的评价与研究是多元化的自由阐释，方法多样，立论驳杂，但基本上是沿着由浅入深、由微观到宏观的健康轨道展开的；４０年代初至７０年代末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五四文学研究呈显为文化型与政治化两种充满悖论的解读方式，并日益趋于政治一元化的研究模式；７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经历了从“拨乱反正”，恢复五四文学本来面貌到深入反思并力求超越五四文学精神的过程，研究视野与方法再度表现为多元化的格局，文化学研究、比较研究。

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人生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父权的缺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约束"子"的外在规范失却了效能。没有了父权的规训,也就意味着由父权所承载的规则、秩序失却了存在的根基。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父权的缺失,为这批"没有父亲的孩子"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者,以及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构者提供了历史的机缘。当然,五四文学的发生是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考察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父子关系,分析五四文学的发生与父权缺失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以及父权缺失对五四文学的发生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可以发现五四文学发生的特殊规律。

精神导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父亲的死亡,无疑使得中国既有的代际文化的传承方式受到了严重破坏,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由此变成了"没人管教的孩子"。但是,随着新式教育的崛起,那些进入新式学堂或者留学国外的学生,在失却了"父"的精神导引之后又找寻到了心仪已久的精神导师。这些精神导师取代了其"父"的职能,在他们的精神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像鲁迅景仰的藤野先生、胡适认同的杜威教授,都是如此。具体来说,这些精神导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哲学观念,并进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促成了他们作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确立。他们据此创作出来的文学,必然是体现着现代思想与艺术形式的新文学作品。精神导师的这种作用,不仅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带有普遍性,而且在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均具有某种普遍性。

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

五四文学思潮的性质历来被归结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但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看,五四文学思潮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最初的、局部的批判。浪漫主义反抗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统治,现实主义批判现代化对人的价值的毁灭。五四文学鼓吹现代性,包括科学和民主,而不是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思潮不是浪漫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启蒙主义。虽然五四文学也引进和借鉴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但由于启蒙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选择和改造,使之成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

五四文学发展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本文认为创造社作家受《苦闷的象征》的影响,走出了狭隘的“自我表现”说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误区,确立起了为人生与为艺术相统一的文学观,拓宽了五四文学“自我表现”的空间。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试论五四文学语言的欧化白话现象

不同时期对于五四文学语言欧化白话现象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对五四文学语言的看法。无论理论倡导,还是作品语言,欧化白话现象与五四文学语言建构都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欧化白话现象的五四文学语言以强大的话语力量,"决裂式"带来了中国文学价值体系与精神特质的现代重构,开拓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诗性空间,直接表明了中国文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

五四文学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与五四文学"是个在学界尚未得到正视的话题,对其进行必要的探究是对这一话题具有实质意义的学术话语建构。首先,由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实质上是文化启蒙运动,所以启蒙主义语境中的存在主义价值选择,成为五四文学的时代必然。其次,从"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的话语意义链来审度,所谓"新浪漫主义"话语不啻为一种存在主义的艺术表述。其三,由生命哲学的视角切入,五四文学的生命诗学及创作形态,在将西方生命哲学本土化吸纳的基础上,显示出其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本体论的意义。

老舍文学世界的构建与五四文学传统

老舍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 ,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老舍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 ,接受了新的文化和文学信息 ,实现了人格精神的现代性转变 ;其文学世界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与五四文学传统保持密切联系 ;老舍发展了五四文学传统 ,为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五四文学中的“父亲”形象探析

父亲——这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远非只是血缘亲属而是深富文化意义的形象,在五四新文学中有着复杂的艺术表现。本文拟就五四文学中“父亲”形象的表现问题,作一简略的探析。

从“我”到“我们”——对“五四文学”转向“革命文学”的深度思考

五四新文学以"个性解放"为口号,以"自我"与"自由"为目的,全面宣传其"西化"启蒙的价值理念,并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文化思潮。然而,启蒙却并没有使新青年获得"自我"与"自由",反倒是使他们遭遇了现实生存的巨大困境。因此,新文学作家的思想倾向性,便开始明显地发生了"左转"。因为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由于"自我"绝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地存在;故叙事主人公由"我"变成了"我们",则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从《新世纪》到《新青年》: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文学革命

吴稚晖等人于1907年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杂志,公开标榜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提倡文学和科学,反对儒学;重视劳动和教育,呼唤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们将无政府主义这一激进的政治思潮转化为文化革命思潮,从而使其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

新浪漫主义:五四文学与存在主义的关系性建构

五四文学与存在主义的价值关系是近年来学界已开始意识到的话题。从"新浪漫主义"入手探寻五四文学的存在主义倾向是一种新的"问题意识"生成点。"新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五四启蒙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它以非理性主义为文化价值立场和审美思维形态,以现代主义为时代精神表征和艺术诉求方式,以生命哲学、生命诗学为创作话语的意义本体内涵。正是通过上述话语知识结构的建构"新浪漫主义"确证了五四文学与存在主义之间价值关系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