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音哀以思”——历代亡国帝王诗概

陈后主等几位亡国帝王有较高的文艺修养,前后期诗词创作呈现迥然不同风格。作品在表现作者意志、情感、品格及从政活动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形象的材料。本文评析了亡国帝王创作情形及具体作品,印证了"声音之道"与政相通、"亡国之音哀以思"的道理。

魏晋南北朝的亡国皇帝与皇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亡国皇帝和皇族的命运大体分为和平共处、被赶尽杀绝、皇帝被杀而皇族受到厚待三种。曹魏、西晋对亡国皇帝和皇族成员采取和平共处的管理方式,双方相安无事;十六国、南朝刘宋、萧齐和北朝对亡国皇帝和皇族成员采取赶尽杀绝的管理方式,引起逃亡皇族成员的极力复仇;萧梁对前朝皇帝和皇族采取了杀死皇帝保留皇族的管理方式,依然未能解决逃亡皇族的复仇问题。东晋南朝亡国皇族的复仇活动,尽管得到北方胡人政权的支持,但是,对南朝政权并未造成显著影响。十六国北朝的亡国皇帝及皇族成员,在其国家灭亡后,多数被屠杀,少数残存者也丧失了反抗的力量。前秦对亡国皇帝及皇族成员甚为优待,但适得其反。东晋对后赵、后秦和后燕亡国皇帝及皇族都采取了屠杀的政策,而对亡国的成汉皇帝、前凉来奔之主、前秦来奔皇子都加以善待。隋朝对北周亡国皇帝和皇族赶尽杀绝,而确保了南陈亡国皇帝和皇族的生命安全,意在安抚南方人心并树立仁德形象。萧梁实施的杀死皇帝、厚待皇族的方式不具有普遍性,而和平共处和赶尽杀绝这两种管理方式成为后代新兴皇朝处理亡国皇帝和皇族成员的基本法则。

“亡国之音”穿越历史时空:李煜词的接受史探赜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视角 ,考察和描述李煜词在宋代至近代约千年的接受历史 ,既动态地显示李煜词的历史生命与艺术魅力 ,也藉以观照李煜词接受史中所反映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 :两宋时代 ,主要侧重于对李煜词作为“亡国之音”的体认 ;元明时期 ,则逐步确立了李煜作为“词之正宗”的地位 ;清及近代 ,在“正”、“变”

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思考

20年前,雄踞世界第二强国地位的社会主义苏联顷刻瓦解。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是苏共党内特权阶层在西方反共势力左右下主宰了这场历史剧变。社会主义的历史被否定,必然会直接危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背离。苏联的覆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适应了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需要的一场自我政变。正确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浅析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国耻”与“亡国”话语

在清末民初之时所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中,两类话语的表达颇为充分,一是"国耻"话语,二是"亡国"话语。一般说来,"国耻"话语主要存在于本国史教科书中,"亡国"话语主要存在于外国史教科书中。两类话语在教科书中的出现,固然是与时代局势以及这种局势所影响下的"学堂章程""课程标准"的规定密切相关,但作为学校历史教育的主导资源和民众普遍历史观的主要来源,历史教科书表达这样的话语,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国在世界进化位置上的焦虑,以及建立和完善近代民族国家以摆脱困境的现实需求。在学术方面,这自然关联着进化史观及线性历史观在其时的"新史学"中的主导地位,而显性的表现则是民族主义叙事的大行其道,实则背后还是中国固有的鉴戒史观在发挥着作用。

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

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极度腐败而亡国。其根源在于北宋开国初期所建立的一整套权力制约体系全面崩溃。

苏共亡党亡国的民心因素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根本点是:执政的苏共在其执政后期逐渐背叛了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为苏联人民所抛弃。一言以蔽之,苏共瓦解、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的流失。

否定斯大林是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

对斯大林的态度,是一块鉴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鉴别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有的派别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其实,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20世纪无与伦比。"斯大林模式"的生造,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活水源头;斯大林问题对中国与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关系到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方向。

近代中国的“亡国奴”身份抗争与抗日动员

亡国奴"这一称谓上承甲午战争后清朝士人的"亡国灭种"想象,下接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及朝野各方的宣传动员,随着日本侵略的逐步加深而日益深入人心,在近代民族动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亡国则为奴"的观念形成和固化于各种相关文艺与历史叙事中。国人对"亡国奴"身份的焦虑是20世纪上半叶社会集体恐慌和耻辱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亡国奴"身份的抗争则在抗日民族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乐“亡国之音”论略

陈朝的《玉树后庭花》、《黄鹂留》、《金钗两臂垂》、《临春乐》、《春江花月夜》、《堂堂》等乐曲,及隋朝的《泛龙舟》、《投壶乐》二曲皆为"清商新声;"北齐的《伴侣》、《无愁》二曲,及隋朝的《万岁乐》、《斗百草》等曲之产生,也和"清商新声"存在渊源关系。然而,以上音乐及曲辞都曾蒙上"亡国之音"的恶名,分析其主要原因大约在于:它们都不属于雅声之列,且均具有声调哀怨、感人至深、曲辞艳丽、过度求新等艺术和文学特点,其表演所费亦极于奢华,统治者过份沉溺其中,遂终至亡国。

太平天国腐败亡国及其警世意义

建都南京之后,洪秀全等领导人因贪图享乐而迅速封建化,王爷们坐享特权、大兴土木、铺张排场、纵情声色、卖官鬻爵、揽权敛财,生活极其腐化坠落。奢靡腐败不仅消磨了太平军斗志,耗尽了圣库钱财,而且加重了百姓负担,加剧了社会对立,并酿成了内部争权夺利的变乱,太平天国由此走向败亡。太平天国腐败亡国的经验教训是孙中山、毛泽东立国理政的历史镜鉴,也为当下的反"四风"提供了极好的反面教材,给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敲响了警钟。

梁武帝崇佛亡国再认识

后人在评价梁武帝的亡国灭身时总是要把它与他的崇佛举措联系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必然关系,正是崇佛过度才导致了亡国灭身。从治国理念、币值等多个角度论证了梁武帝崇佛不一定亡国的观点,认为梁武帝的亡国灭身实在是其晚年治政的昏庸和其子萧绎的勤王不力造成的。梁武帝亡国灭身与崇佛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

西晋清谈亡国的历史警示

西晋的清谈家们维持奢华荒淫的生活必然需要大量金钱，所以他们极度贪财，不仅增加租赋、卖官鬻爵、枉法贪赃，甚至还亲自收税和经商，更有甚者派兵劫夺外国使者和来往商客。

“燕丧威仪”与殷商亡国

殷商亡国是中国上古史的大事件,历代学者持续关注殷商亡国原因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是由多重原因促成的,综合分析文献材料,"燕丧威仪"有可能是以往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燕"是燕礼,"威仪"是殷商时期集神圣性与合法性于一体的宗教政治准则。"燕丧威仪"连根拔掉了殷商王朝的立国之本,出现了内部分裂危机,对殷商亡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燕丧威仪"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纣王的极度自负和极度蔽塞。李斯总结的"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亡国情势·箕子情结·挚友情谊——金泽荣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缘由考析

金泽荣流亡中国期间于1912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考析此举缘由在于:韩国1910年的亡国情势将金泽荣逼入无国籍可隶的困境;金泽荣内心的箕子情结因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而外化;与张謇的挚友情谊使中国的形象鲜活生动,箕子情结得以激发。金泽荣此举是他在面临中、韩两国特殊时期、特殊情势下的一种特殊行为,它见证了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在近代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见证了一位韩国知识分子以文章报国的独特的人生轨迹。

百济亡国前的灾异现象

古代社会将一些罕见的或者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赋予特殊的意义,将其和天灾统称为“灾异”,并且普遍认为“灾异”与神秘力量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东亚社会存在许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基因,其中就包括对灾异现象的理解。本文以古代朝鲜半岛百济的灾异现象,特别是《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记载的百济亡国前的灾异现象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灾异观”将百济灾异现象进行分类整合、类比分析,探研其背后所代表的政治意义。

“亡国灭种”的想象与近代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

肇始于十九世纪末"亡国灭种"的想象是国人对国家未来前途命运的一种最坏的预测,它所激发的民族情绪虽然使得传统民族主义暂时填充了"保国"、"保种"的内涵,但是,在文化歧出的大势中,对"国"与"种"的理解分歧,不仅阻碍了清政府主导的大一统国家的近代转型,而且也使东渐的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形成话语霸权,从而引发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认同危机。

“梁武帝崇佛亡国”说的历史回顾及后世小说之反动

"梁武帝崇佛亡国"说的历史演变过程是东晋以来崇佛与反佛斗争的产物,后世小说运用因果报应学说为梁武帝开脱,是对崇佛亡国说的反动。

18世纪波兰亡国的原因探析

18世纪波兰的三次被瓜分以及最终亡国是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中的重大事件。波兰的亡国有其特定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政治上,权力部门的不合理设置与治理体系的失效,使得中央权力弱化并导致纷争不已;在经济上,中世纪式的劳役庄园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并促使国力衰退;在社会层面,民族矛盾和宗教争端引起内外问题重重;在国际层面,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的崛起与强盛并怀揣着开疆拓土的种种野心,弱势、富饶且辽阔的波兰自然成为它们侵略扩张的选择方向。

明思宗为何成为亡国之君

明思宗勤于政务,崇尚俭朴,即位之初即果断诛除魏忠贤阉党集团,颇得人们的赞誉。但他空有"中兴"之志,志大才疏,缺乏治国的能力,未能认识到明末社会危机的根源,找到挽救危局的办法,制定出长远的治国方略。而他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精神、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又导致其对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从而加速明王朝的灭亡,酿成了历史的悲剧。他最终便以有别于古来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定格于史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