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分析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题中要义,利用金融力量激发产业兴旺活力是当前较为可行的方式。文章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兴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乡村产业兴旺水平在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对乡村产业兴旺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分维度而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各个维度产生不同的影响。分地区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地区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建设的力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通过进一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时,在其自身发展水平方面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基于上述结果,文章从因地制宜执行三农相关政策、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实施力度、提高风险监测与控制水平等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乡村数字经济农业绿色发展与产业兴旺

本文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利用全国各省市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乡村数字经济、农业绿色发展与产业兴旺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绿色发展程度和产业兴旺程度三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兴旺和农业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会对乡村产业发展起到抑制作用,乡村数字经济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稳定的长期效应。基于此得出结论,应当进一步促进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夯实数字环境,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借助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兴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利用数字技术让绿色成为农业发展的基调;立足产业兴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使产业兴旺与绿色农业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产业兴旺实现路径研究

产业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基础。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产业兴旺来驱动。产业兴旺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乡村地区的经济实力,从而为我国乡村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基础,进而不断提升我国乡村地区的发展活力,增强我国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促进我国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在论述产业兴旺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村产业兴旺面临的现实困境,并结合我国乡村地区的实际,提出产业兴旺的实现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兴旺——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并且覆盖广度分项指数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消费需求牵引、供给结构优化作用于乡村产业兴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分项指数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落后地区、教育水平较高地区乡村产业兴旺的促进作用更强,对不同区域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呈现“东强西弱”的作用格局。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研究——以昆明市供销合作社为例

供销合作社在我国乡村产业兴旺中担任重要角色,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通过搭建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完善流通服务网络体系建设、打通农村信用合作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供销合作社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服务水平,推动乡村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有力支持。本文选取昆明市供销合作社作为研究案例,总结其实践经验,为供销合作社通过综合改革更好地发挥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作用提供借鉴。

平台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以数字物流为中介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以较强的渗透力和融合力在各行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重构产业生态,催生新兴业态。平台经济运用数字技术促成多方供求交易,促进商品、服务和信息交换,赋能经济转型和产业发展,成为数字经济重要的组织形态和市场运作模式。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标志,是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基础。跨地域的市场交易需要通过物流体系联结,传统物流体系经过数字技术赋能后转型升级为数字物流系统。基于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份(未含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西藏地区)的面板数据,以数字物流为中介,实证分析平台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观察期内,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产业兴旺水平显著提高,平台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物流在平台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发展数字物流是释放平台经济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数字物流对平台经济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数字物流基础发展阶段,其影响逐步显现,但由于发展水平较低,该影响的进一步发挥存在一定限制;随着数字物流突破第一门槛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其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增特征;随着数字物流跨过第二门槛进入高度发展阶段,其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特征。平台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农业生产、产业经营、产业融合三个维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三个维度中,平台经济对农村产业经营的影响最大;平台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在西部地区最大,在东部地区次之,在中部地区不显著。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应在推动乡村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乡村数字物流建设,并使之与平台经济发展协同匹配,进而在此基础上全方位多层次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新疆地方政府能力与乡村产业兴旺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能力与乡村产业发展紧密关联,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新疆14个地州市在2012—2021年的地方政府能力和乡村产业兴旺2个系统的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分析,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疆政府能力和乡村产业兴旺基本呈逐年增长的状态;全疆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从轻度失调阶段转为濒临失调阶段,在研究期内,各地州市的耦合协调度均值达到基本协调阶段的地市为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和乌鲁木齐市;2021年达到初级协调阶段的只有克拉玛依市和阿克苏地区,其中,人口基数阻碍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人才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因此,应大力培育乡村新质生产力,提升人口质量,发展集体经济。

主体协同视角下乡村产业兴旺的实现机制——基于对杨凌示范区“五联一抓”模式的实证考察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障。在乡村产业发展实践中面临行动主体“单一化”、发展资源“碎片化”和发展机制“缺失化”等问题,成为掣肘产业兴旺的主要障碍。探究产业发展中的多主体协同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取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基于“中国农科城”杨凌示范区的实证考察,探究了协同治理背景下“五联一抓”模式的运行逻辑。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举措,“五联一抓”通过专家联产业、科研联生产、企业联市场、部门联政策和党员联群众的方式实现乡村产业资源的有效整合。研究发现:深化社会网络建构的主体协同机制、助推要素凝聚的资源整合机制和催生共同体导向的利益联结机制,共同构成推进“五联一抓”模式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在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延边州乡村产业兴旺现状、路径与策略研究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党的十九大以来,延边州以现代化大农业作为主要方向,构建“6+1”特色产业群,积极探索乡村产业的发展路径,依托各县市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等形成五大特色农业区域,产业兴旺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发展过程中,各区域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区域公用品牌知名度低、龙头企业实力不强、产业模式单一、缺乏农业从业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等。在未来,延边州应提升区域公用品牌知名度、增强农业龙头企业实力、优化产业结构和构建人才培育体系等,助力产业兴旺,实现乡村振兴。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村产业兴旺——基于长江经济带县域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县域经济数据及北京大学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证明并验证数字乡村建设对长江流域的农村产业兴旺的促进作用及其影响机理。根据研究结果得出,数字乡村建设对长江流域的农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从产业兴旺三个指标出发,相比于粮食产量和第一产业增加值,数字乡村建设对设施农业的促进作用最显著。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兴旺水平较低的地区促进作用更大,代表着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村产业兴旺的同时,也在缩小农村地区产业兴旺差异。

驱动主体提升乡村产业兴旺效率的理论逻辑

走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提升乡村产业兴旺效率,需要各种驱动主体的引领、带动才能实现,因为驱动主体在现代乡村产业发展中有其独特的功能性价值:组织和发动乡村产业兴起和兴旺的引擎价值,引领和把控乡村产业发展特色的方向价值,弥补乡村产业发展在资金和技术上不足的要素价值,培育和提升乡村产业经营与管理能力的管理价值,推动和加速乡村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的创新价值。在构建合理的驱动主体结构基础上,这些独特价值的充分发挥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增强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直接或间接降低乡村产业发展成本,提升乡村产业兴旺效率。

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兴旺的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

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一环,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在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中,产业兴旺对其他四个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文章在论述产业兴旺基本内涵和重要地位的基础上,探究产业兴旺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关于人才资源、产业融合、科技投入、土地产权等要素的优化路径。

中国乡村产业兴旺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客观评估各省份乡村产业兴旺发展水平并探讨其时空演变特征,利用莫兰指数(Moran’s I)研究省域之间乡村产业兴旺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乡村产业兴旺发展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农业发展水平、高质量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均显著正向影响乡村产业兴旺发展水平。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注重地区均衡发展,引进高质量人才、重视农业发展和加强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加快城镇化发展建设等建议。

村域视角下产业兴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

乡村振兴的关键节点在村域。对村域产业兴旺程度进行量化评价,比较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实际效果,引导一个个村域单元健康发展,对乡村振兴战略在我国各地区的贯彻落实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提出了村域尺度产业兴旺的五大核心表征(包括粮食安全、产业壮大、科技赋能、社会稳定、功能升级),以其为目标层,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含粮食单产、食物总产量、村集体收入等22个指标在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小数定标标准化方法和特尔斐法实现了指标结果归一化,构建了村域产业兴旺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以深圳市佳兆业公益基金会对广东省龙门县上东村乡村振兴帮扶模式为案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深圳市佳兆业公益基金会和广东省乡村振兴驻蓝田瑶族乡帮镇扶村工作队的帮扶下,上东村打造形成田园综合体,其产业兴旺综合指数从0.094上升到0.272,说明佳兆业乡村振兴模式通过“政校企村”乡村振兴路径表现出较好的帮扶效果,其中产业壮大指数、科技赋能指数和社会稳定指数提升效果较明显。

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的驱动作用

如今,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文章以江苏省为例,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着重分析了区域差异性的结果。利用熵值法对江苏省的数字化水平和乡村产业发展进行了客观量化,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江苏省乡村产业的发展,尤其对江苏北部地区影响更为显著,揭示了地区特性对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为深化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策略的结合提供了有力支撑,强调了制定针对性区域政策的必要性。

产业兴旺赋能农业强国建设:逻辑机理、现实之困与战略之举

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经之路,而建设农业强国也是产业兴旺的长远目标。目前我国农村产业发展存在产业结构单一、农业科技创新缓慢、农村市场体系落后、农业生态治理困难等现实挑战,对建设好农业强国形成制约。为更好赋能农业强国建设,要基于产业赋能、科技强农、改革驱动、生态引领四个维度,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塑造农业发展新动能,完善政策支农体系,推动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以实现产业兴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产业兴旺与发展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在于产业兴旺,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产业链条的完善与延伸以及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乡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因地制宜的产业发展思路、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相结合的模式以及乡村发展与城乡融合并重的策略,共同推动了乡村产业的繁荣。这些措施旨在提升乡村产业的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产业兴旺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

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是关乎我国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中央始终将处理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是我国“三农”工作中心的历史性转移,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战略。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前提和重要基础是实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凭借其自身独有的农业现代化、生产产业链化、经济组织科学化等优势,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经营体系、优化农业经营组织;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值农民收益;同时拓展社会化服务业,创新农业农村发展新业态,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

楚雄市树苴乡:牵住产业兴旺“牛鼻子” 蹚出促农增收“新路子”

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旺则百业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乡村振兴必须紧紧抓住产业兴旺这个“牛鼻子”。与种植业和其他养殖业相比,肉牛养殖产业经济效益明显,且能有效分担秸秆处置压力,减少环境污染,改善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的优势产业。

产业兴旺要求下农村产业型党组织建设的变与不变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产业兴旺被赋予了更高的历史要求,这必然要求产业型党组织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产业型党组织建设要做到三不变:第一,农村产业型党组织作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特点不能变;第二,产业型党组织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这一特点不能变;第三,产业型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与整体功能三大基本功能不能变。产业型党组织也要做到三变:第一,产业型党组织的设置方式要变,突破行政区划,跨区域(跨行政村、乡镇)设置产业型党组织将成为主流与必然趋势;第二,产业型党组织的产业发展理念要变,应依据乡村产业兴旺对产业类型、质量、结构及融合的要求科学规划,适当取舍;第三:产业型党组织设置时覆盖的组织范围要变,应扩大产业型党组织的覆盖范围,将新农村的“两新组织”尤其是以外来城镇优秀人才为主体的新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纳入到农村产业型党组织建设范围,实现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两新组织”和当地农民为主体的产业的党组织相融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