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份子钱:数字时代青年的人情观念与社交实践

“份子钱”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交习俗,在数字时代呈现出了新的意涵。本文基于人情观,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聚焦青年份子钱的社交实践。研究发现,份子钱逐渐从“社会规范”过渡到“社交参考”,“以物代钱”和“互免礼金”构筑起了实践新样态,这一变化是社交媒体技术、个体行动者与地方化社会结构之间复杂交织、多维互动的结果。探讨整顿份子钱的社交实践解码了青年群体对于“轻社交”的集体愿景,有助于从青年文化的视角检视“人情-面子-关系”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

人情债、人情圈与交往逻辑变化——基于浙西周村的调查

以浙西周村田野资料为基础,阐释当地农民的人情债观念和人情圈特征。调研发现:农民人情交往中情义亏欠感日益减少,市场货币性考虑与日俱增;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及其已婚子女构成了每个核心家庭最基本的人情圈和交往圈,姻亲和私人关系已经主导了婚礼中的人情往来。研究认为:理解农村人情交往一系列变化的大前提是分析农民日常交往逻辑的转变,因为日常性人情的弱化和缺失,仪式性人情的情感表达性功能才被放大,成为生产和再生产农村亲密关系的功能性替代;此外,市场经济原则不断侵入农民社会交往,人情的形式大于内容,而这也正是一些地区人情竞争、攀比等异化现象的深层原因。

治理人情与融人情于治理——农村人情治理问题的破解

“人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的维系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人情运行环境发生变化后,人情所具有的消极影响被逐渐放大,成为了需要积极治理的对象。但是,人情作为治理资源时具有纽带作用、引力作用、规则性作用和文化作用。因此,在对人情进行治理的实践中不宜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所采取的“限价”措施不仅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且难以实现人情从“高价循环圈”到“低价循环圈”的跨越。为发挥人情的积极作用,推进移风易俗,需要明确治理方式本身的权利边界、合作边界、关系边界,注意治理人情的情感性边界和工具性边界。可以采取的措施有: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人情内在的互助、感恩、守规则等普遍性价值融入巩固移风易俗成果的长效机制中;挖掘人情的文化内容,保护乡村的特色文化。

儒生中举过程中的关系网络与人情交往——对《儒林外史》中两则寒儒故事的文学社会学解析

文学研究揭示的《儒林外史》的写实意义及其时代背景和社会影响为社会学的进场提供了契机。其中,科举引发的明清儒生与周围人(从家人亲属到乡邻乡绅)的人情交往问题成为社会学家解析传统儒生与普通百姓的心理行为及人际交往之内在逻辑的重要着手点。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有关“人情”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对以“范进中举”为主体、“匡超人中举”为补充的故事情节展开梳理、解析和比较,发现贫寒儒生攻读举业的成败牵动着周围人对其的人情冷暖变化以及与其的人情关系平衡。儒生中举过程带来的人情内部的利益搅动和情感分化,对其与乡邻乡绅之间关系的影响大于对其与家人亲属之间关系的影响。伦理对情感与利益的约束在家人亲属身上更有效,而伦理和情感被利益捆绑、占用并工具化的人情投资更易出现在乡邻乡绅中间。这种人情交往及其冷暖变化既重塑乡里社会的关系网络,也影响更大的外部社会。从方法论层面看,基于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事实“同构性”假设,社会学可以与文学形成互照与互鉴,共同深化对明清社会的人情关系的叙述、理解和解释。

胖东来禁止员工随份子 企业要有人情味,不要有人情文化

朝夕相处的同事之间为婚丧嫁娶等情况随份子,虽说是正常人情表达,但也往往成为职场中的一种压力和烦恼。然而一向特别重视员工幸福指数的企业胖东来刚刚发布了一项特别的制度。今年9月,在联商网组织的一次国内零售企业内部人力资源沟通会上,胖东来代表介绍了公司的一项文化制度,即员工家有红白大事时,不允许同事间“添香随礼”,该公司相关部门会向有家事的员工发放贺金或慰问金。

中国人情社会下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国家,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时,固然要遵循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守则,与服务对象 建立平等友好的合作关系,但依旧避免不了中国人的处事原则——讲人情、重面子以及攀关系,而此时社会工作的专业关 系与人情关系就会产生碰撞。基于此,本文着重研究了人情社会中,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即遵循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又兼 顾中国人处事原则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服务对象的关系。

农村人情现象解析——以湖南邵阳严塘村为个案

适度的人情往来满足了人们情感需要、维系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农村人情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对湖南严塘村的调查研究,发现湖南农村人情往来存在长期性、互惠性、不均衡性等基本特点。目前农村人情往来持续、终止或"攀人情"等现象,更多的不是因情感理性,而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不合理的人情往来给村民的生活、精神带来伤害。因此,应从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的廉政建设、改革农村的人情风俗习惯等方面正确引导农民,使之建立文明、健康的人情往来习俗。

“人情”与中国日常礼俗文化

"人情"是世俗语汇,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概念,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联接方式。人情构成了日常礼俗的精神基础,礼俗社会围绕着人情展开,人情成为了一种社会聚合的文化表象。人们在家庭与社会群体中处处以"人情"的方式建立互动关系。人情在日常礼俗中有日常性人情与仪式性人情的区别,在传统人情往来中有优先、互惠、贮备与增值、动态均衡,以及流转的原则。在当今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代,人情在日常礼俗中出现断裂与畸变。相互关怀的温暖人情日益稀缺,而以金钱与利益为导向的"人情"却正在腐败着社会,失去了传统的文化聚合的表征意义。如何保持传统人情固有的优良善性,发挥它促进社会团结的特定功能,值得我们思考。

论人情交往的异化及其消解

在中国人的人情世界中 ,人情交往的异化现象是大量存在的。而之所以形成此种状况 ,不能不说与中国人自古重人情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本文正是以此为基点 ,进一步探讨了人情交往的异化现象及其成因 ,并试图为当代中国社会寻求一条消解人情交往异化的根本途径。

人情异化的内在逻辑与化解之道

人情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包括恩惠、情谊,甚至包括情面和礼节应酬等习俗。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人们都重人伦、讲人情,可以说每个人都置身于一张人情网之中,人情成为立身、处世、办事必须考虑的因素,有着极高的心理文化认同。“撼人心者,莫先乎情。”对领导干部来说,面临人情关系,难免会陷入两难境地。不近人情难以凝聚人心,团结力量,谋事创业。

人情的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基于浙东J村的调查

人情作为村庄内部的一种互惠机制,历来具有货币储蓄和面子积累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情的传统机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对浙东J村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村庄的人情圈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以J村的经验个案为例,本文着重分析了人情的进入与退出规则,从中可以发现,东部农村的人情规则正在发生重大转型。人情机制在实现自我变迁的同时,促成了从经济分层到社会分成的转化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情机制实现了自我维系。

农村人情的性质及其变化

市场价格的进入,人们越来越计较人情中的机会成本,从而使农村往日的互助、换工等日常性人情逐渐被市场所取代,村庄社会关系日渐淡化。然而与此同时,仪式性人情货币化之后,却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人们被人情所累,导致人情本身的异化和村庄社会关联的功利化。

临沂地区农村家庭间人情往来的人类学研究

在山东省临沂地区的农村社会中,传统的家庭间人情往来是乡村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使每个农村家庭形成其特定的“人情圈”。同时,这些家庭间的人情往来又是极具理性的,它的产生、进行的过程以及中止都遵循着特定的原则,维持着利益的均衡。

农村人情消费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

人情消费是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维持社会联系的传统习俗,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有重要地位。本研究从人情关系角度出发,梳理中国农村人情消费的特征表现,剖析农村人情消费可能会对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影响,再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OLS模型分析农村人情消费对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考察非农创业在农村人情消费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中介效应,最后从区域异质性方面讨论农村人情消费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农村人情消费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抑制作用,说明农村人情消费的增加会降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概率;非农创业在农村人情消费与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中部地区人情消费异化现象较明显。因此,要充分发挥基层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资力度,倡导合理的人情交往方式。

论欧苏政论文之人情

欧阳修与苏轼的人情观念以儒家性情论为基础,欧阳修以“情”代“性”,不言性而言情,注重修人事。而苏轼更进一步以“情”为“性”,秉持性情一体的整体观。二人的人情观在政论文创作中分别表现为“见风俗而修人事”与“近人情而尽天理”的宗旨、“宽”而“渐以教化”与“利”而“以义相和”的治民之方,以及“上位者之思虑”与“同位者之相亲”的待民之道。

人情与反人情之争——《伊坦·弗洛美》悲剧主题认知新论

自出版之日起,《伊坦·弗洛美》的悲剧主题和阴郁情感基调一直是评论界最大的争议点。虽然当代研究陆续提出作者伊迪斯·华顿彼时的情感道德矛盾对此的影响,但对于其具体的互动过程尚缺乏策略性、系统性和认知性的探究。结合认知和人格系统理论看这本小说,它叙写了华顿的自我认知失调与救赎历程。她把源于人格矛盾的冲突性认知投射成相应的人物角色、不和谐的叙事声音和冷漠的文化现状,以缓解痛苦。可由于这些调节机制和情感认知经不起群体理性认知的质疑,不能被合法化,导致她逃不掉理性的罪与罚。真实的关系人情需求、反人情的现实历史文化与群体理性的三方博弈未能协调她内在的认知失调,也导致了故事的阴郁结局。

明清人情小说西行之传播价值嬗变

中国古典小说西行滥觞于明清人情小说。从18世纪初《好逑传》走进英语受众至今,该流派作品的英译传播已有300余年历史。目前,该流派中有18部作品已走入英语世界,英译本达77种。其英译传播活动以西方人发起为主,大致经历了道德教化、信息猎取、价值鉴赏三个阶段,总体呈现外热内冷的局面。作品在中西交流史中的价值随着中西关系和传播环境的变化而嬗变,从实用主义逐渐走向学术鉴赏。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以时间为轴,通过历史分析法综观明清人情小说英译传播情况,揭示其流派价值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嬗变的经历和原因。同时,以史为镜,旨在通过发掘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供需契合点来提升明清人情小说英译传播效果,并为中国其他文学类型的对外传播提供参考。

人情债与人情味:乡村仪式性人情的运作机制--基于湖北省Z村的田野调查

仪式性人情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俗现象,也是理解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词。然而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人情理论无法解释人情的延续,以及村民愿意接受人情剥削、压榨的现象。通过分析湖北省Z村仪式性人情发现,发生在生命历程不同节点的仪式性人情具有差序格局的特征和不同的交往规则,并在人情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人情债和人情味两种运作机制。前者通过人情中的“报”与“欠”、村民的理性算计、村庄的舆论促使人情往来保持在一种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网络的重新界定与区分,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后者通过礼貌周到的待客之道、活动中的互助合作、情感的宣泄和表达,营造了浓厚的人情氛围,增加了村民之间的亲密情感。通过这两个机制,仪式性人情展现出情感与理性相结合的倾向,推动了仪式性人情活动机动、灵活地进行。

秩序与人情——论兄弟昭穆异同争论背后的礼学原则变迁

父子异昭穆,这是昭穆之制的基础原则。但是,在君王继位出现兄弟相及的情况下,两任君王的昭穆异同在不同的礼学原则下便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宗法制下,由于君统与宗统的独立,君王尽臣诸父昆弟,兄弟相及的两任君王以“臣子一例”的原则当定为异昭穆。此时,君统的原则盖过了血缘关系,使得君王昭穆不单纯以父子论。然而,自汉以来,君统的原则不再成为决定君王昭穆的核心内容,父子之伦压倒了君统原则,昭穆顺序完全由血缘决定,于是兄弟相及则主张同昭穆。昭穆之义逐渐局限于父子之别,这也体现了汉代以来人情孝道的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