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背景下城区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为中心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表明,诉源治理是当前城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诉源治理基本上覆盖了纠纷发生前后全过程,纠纷发生前主要以风险预测为主,纠纷解决中则以工作指引、调解指导及裁判说理等方式为主,纠纷解决后则以司法建议为主。人民法庭的诉源治理策略贯彻着“政策—法律”“跨界—守界”双重逻辑,前者是人民法庭的一般逻辑,而后者则是城区人民法庭的特有逻辑。双重逻辑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张力,城区人民法庭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应从分工转向合作,通过诉源治理增强分工合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与其他非司法性力量协同解决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枫桥式人民法庭”作为赋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的新产物,是应对转型期乡村多元司法需要的创新举措,是现代乡村秩序生成的重要治理要素。“枫桥式人民法庭”在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大局的同时,面临着如何平衡中立审判与能动司法的冲突、如何融入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如何完善多元主体沟通机制等问题。完善“枫桥式人民法庭”的乡村治理功能,要立足“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审判职能,创新“进乡村、进网格”的工作方式,纠正法官拒绝裁判心理,打造专门法庭,理清审判与治理的限度;融合乡贤治理合力,探索打造汇集民意的习惯性规范;加强协同机制供给,推动标准化建设,实现联络机制的畅通高效,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贡献司法力量。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研究

法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司法服务供给能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法治环境,提升司法公信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仍然存在着工作理念、机制建设、功能定位、组织配比等诸多现实问题,亟待探究新的现代化建设路径。处于“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镇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打造党建统领的司法品牌,探索特色有效的调解方式,采取多元治理的联动措施,建立科学分类的考评机制,发挥了人民法庭的基层优势。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重要方法论指导的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应当坚持以人性化治理为主线,以灵活化治理为抓手,以整体性治理为依托,塑造人民法庭现代化的基层优势。树立能动履职观念,推进理念现代化;主动改进服务方式,强化多元协同共治,推进机制现代化;拓展基层治理功能,推进功能现代化;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构建科学评价体系,推进组织现代化。

人民法庭参与乡村诉源治理的定位、困境与出路

诉源治理的重点在基层,人民法庭贴近人民群众,参与诉源治理具有天然优势,是乡村诉源治理的重要主体,其与政府等主体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共同参与诉源治理。在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着“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乡村纠纷化解难度大、复合型的乡村法官短缺以及诉源治理合力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将治理理念融入司法裁判、协调人民法庭和其他主体的关系、加强智慧科技手段的使用以及加大立法供给等方式来提升诉源治理的成效。

关于规范人民法庭机构设置的思考

人民法庭是基层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服务人民群众、化解社会矛盾的前沿一线。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要求,着眼于规范人民法庭机构设置,我们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探索统筹优化人民法庭布局结构、健全完善管理措施、更好发挥职能作用的有效路径,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实践逻辑

社会矛盾纠纷的前端化解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和人民司法需求的多样化发展,诉源治理问题被提上新的治理议程。人民法院在依法通过诉讼渠道化解纠纷之外,如何更好地融入诉源治理的社会综合治理格局,适度延伸司法职能,成为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题中之义。

福田金融法庭以“融”文化夯基固本 走好新时代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创新路

法庭文化是人民法庭的灵魂,是人民法庭打造品牌、攻坚克难、持续发展的基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福田金融法庭作为浙江省首家专门办理金融和破产案件的专业化人民法庭,自2019年9月获浙江省委编办批复设立以来,提出了“融合、融通、融洽”的“融”文化理念,将法庭文化融入审判主业、渗入法庭管理、嵌入制度体系。以“融合党建业务、融入发展大局、融通内外资源、融聚人才力量、融汇使命责任”五个方面为抓手,福田金融法庭扎实推动“融”文化在法庭发展各维度的有效实践,为奋力走好新时代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创新路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强劲的内生动力和强力的精神支撑。

从人民法庭视角谈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发展

诸暨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六十一年前,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随着时代发展,“枫桥经验”被不断赋予新的理念、方法和载体,它已经从原来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的经验演变为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经验。枫桥法庭地处“枫桥经验”发源地,本文结合法庭实际,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方面作简要汇报。

“金华——共绘‘浙中明珠’平安蓝图”系列报道之二 金华法院“四个中心”促推人民法庭工作现代化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华法院”)坚持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职能作用,主动融入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创新提出要将全市人民法庭转型迭代为基层法治化治理中心、法治服务中心、法治文化中心、法治宣传中心,以人民法庭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驿法样本——“五型五彩法庭”

黑龙江省嫩江市处于“两省四市”交汇点,因“古道驿站”闻名,“七普”人口总数35.5万人,辖区面积1.52万平方公里,居黑龙江省第三位。嫩江市人民法院始终坚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扣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要求,落实黑龙江省人民法院“一要二统三抓实”工作思路,在“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上,加大投入、建强机制、载体融合、走深走实,相关工作得到上级法院和当地党委、政府认可,并被《人民法院报》等媒体推广。

能动司法视阈下人民法庭治理型功能探究——以J省F县共享法庭的建设分析

人民法庭治理型功能的探讨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文章通过人民法庭对本地区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扩展纠纷治理渠道和主体,引入数治技术便民利民,将纠纷化解在萌芽,以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治理型功能的发挥以共识凝练和机制创新为基础,在描摹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现实局限的基础上,尝试解释乡村社区对治理型功能需求的内在机理,以期达成共识。在法庭创新上,结合F县法院共享法庭建设经验,提供一个契合司法治理型功能的实践样板,以此为人民法庭的新发展提供智识。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创新

人民法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和派出机构,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在乡村矛盾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在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工作过程中,人民法庭可以发挥其优势作用。但由于乡村矛盾的特殊性,人民法庭在乡村社会治理中面临多种现实难题。因此,需要结合乡村具体情况,探索适合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克服治理困境,推动法治乡村建设。

深耕司法服务 探路政法工作现代化——以鹤峰法院中营人民法庭打造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为例

近年来,湖北省鹤峰县人民法院中营人民法庭奋力打造新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探路政法工作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与时俱进云端服务助力审判工作现代化多年以来,中营人民法庭积极推进“无纸化”办公建设,将无纸化理念贯穿于诉前调解、立案、审理、裁判、结案、归档各环节。

江油市人民法院: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绘就司法为民新“枫”景

近年来,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法庭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积极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在司法为民之路上绘就了一道道靓丽“枫”景。蹒跚于高山流水巡回审判便民利民“法官,他把我腿杆撞断了,我现在都没法走路。”“法官,我没撞他,他本来走路都是跛的。”……深入村社开庭办案,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二郎庙法庭的法官们常年行走在巡回审判的山路上。

“枫桥式人民法庭”的贵州实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为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难得机遇。近年来,全省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按照“三个便于”“三个服务”“三个优化”工作原则总体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全省人民法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主动作为,取得了明显成效。

推进新时代人民法庭的现代化实践——践行“枫桥经验”助力基层治理与法治中国建设

基层治理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推进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要推进新时代人民法庭的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基层治理,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激发基层活力,助力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

新时期人民法庭干警同质化现象之实证思考——基于湖南省南部某市43个基层法庭的调查与分析

当前,人民法庭中出现了许多年轻干警,类似于经济学上所提及的同质化现象。对湖南省南部某市43个基层法庭进行调研,发现该市人民法院干警同质化现象也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年龄相仿、专业相似、社会阅历相似。年轻干警是人民法庭提升办案质效的有效途径,缓解人民法庭案多人少矛盾的强力手段。但年轻干警同质化弱化了干警之间的传帮带且难以打破论资排辈等问题,同质化竞争导致年轻干警出现“混”“乱”心理。所以,人民法庭必须做好老、中、青三级阶梯队伍建设,加强与院机关干警轮流换岗,打破论资排辈来消除人民法庭干警同质化现象,为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乡镇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的功能定位与路径探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2021年司法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活动,要求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在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中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而乡镇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地处农村、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本文从上党区法院荫城法庭这一微观视角出发,来探讨乡镇人民法庭在参与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定位,探索人民法庭参与法治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从而推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人民法庭建设的实证调研——以金牛法院为例

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最基层单位,处于司法为民、化解矛盾最前沿,是人民法院参与推进依法治国的重 要平台,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制度优势,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新时期下人民法庭建设情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 义和时代影响。文章探讨我国人民法庭建设现状,并对照金牛区法院与其他地区典型人民法庭的实际运行情况,归纳其 运行特点和思路,针对金牛法院作具体研究,以发掘其实际运行特色和典型示范价值。

迈向韧性治理:数字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的转型前瞻

数字时代,交织在人民法庭中的客观张力和多重掣肘进一步凸显,人民法庭面临有效推进司法之治的全新挑战。在“枫桥经验”由地方经验跃迁至国家政策的过程中,“枫桥式”人民法庭应运而生,成了破解基层司法之治难题的理想方案。与此同时,基层司法之治的复杂特性贯穿于“枫桥式”人民法庭运作的始终,这对新时代人民法庭的顺势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韧性治理模式迎合了推动人民法庭转型的客观需求,也为检视人民法庭运作实效提供了分析框架。这一模式从理念、组织、过程维度为“枫桥式”人民法庭的优化转型铺就了转型路径。在理念维度上,需要以回归“枫桥经验”法治基因的方式促进技术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协调平衡;在组织维度上,需要以优化法庭布局、注重裁判社会效应等方式为重振法庭功能寻找可行出路;在过程维度上,需要以强化在线调解的“合意”权威、实现社会化治理的方式为基层司法之治提供更多可资利用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