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精细化的理论逻辑与发展限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调解经历了从衰落到复兴的变化,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人民调解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并在2010年之后稳定在高位状态。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同一时期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持续减少以及调解员解纷比率的不断上升。这种现象的形成与近年来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密切相关。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的精密化、纠纷处置的网格化、解纷技艺的专业化和调解过程的精致化等方面。矛盾纠纷复杂化与人民解纷需求转变、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是造成人民调解精细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顺应了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促进了调解效能的提升,为人民调解的转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向,而受到制度内在属性、调解活动的价值理性以及资源投入边际效应等的限制,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限度。

沟通心理视角下人民调解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这就需要一大批政治坚定、心系群众、业务过硬的城乡治理工作者为党的事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奠定稳固基石,人民调解课程正是基于此来设立的。人民调解被誉为“东方经验”,更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其根植于“息诉止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抗式诉讼为主流的法律体系相比,在众多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中,人民调解无疑是合意最多、强制最少的和谐方式。

心理咨询介入人民调解的举措及实践意义——以浙江省嵊州市金庭司法所羲之调解室为例

心理咨询介入人民调解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一个亮点,是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方法的创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以嵊州市金庭司法所羲之调解室为例,从人民调解的背景分析,对心理咨询介入人民调解实践的举措作了梳理,阐明了心理咨询在基层人民调解的实践意义。

人民调解制度:溯源、时代内涵及发展要义

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所呈现官僚体系与乡村自治二元分立的格局,孕育了内涵丰富的调解制度。近现代以来,人民调解作为定分止争的重要手段,在不断规范化、制度化的同时,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加丰富。本文对人民调解制度进行溯源,结合当下时代特征探讨其内涵,展望其未来发展之要义,体现人民调解制度历久弥新之特点,也是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的本来含义。

强化党建引领 不断提升人民调解工作水平

人民调解是以宪法和法律形式确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对抓前端、治未病有明显的优势,被国际社会誉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东方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人民调解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文件推进全省配备村(居)专职人民调解员工作,主要领导多次作出指示批示、给予充分肯定、提出明确要求。省司法厅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运行困境与完善进路——以H省A村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人民调解作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成为法治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焦点。从治理方式、资源及目的的角度分析,人民调解与现代乡村治理均强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依托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旨在维护社会与经济秩序,构建和谐社会。通过H省A村的实地考察,发现人民调解相较于正式化机制的认同度有所下降,虽在调解组织、队伍、流程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效,但主要局限于化解人情主导关系纠纷,且A村人民调解存在参与主体固化致使解纷能力不足、相关配套制度及支持不够完善,以及难以化解财产权主导关系纠纷等问题。为此,需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构建“一核多元”解纷新格局,以提高解纷能力;充分利用乡村治理资源,构建“三治融合”解纷新模式,以加强相关支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三调联动”解纷新体系,以化解新型纠纷,从而推动乡村治理向更高水平发展。

需求层次理论下乡村人民调解员的困境、成因和优化路径

人民调解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乡村人民调解员面临着工资低、安全存在隐患、社会认可度下降和自我实现能力不足缺乏动机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规则制约了调解组织资金来源、人民调解组织定位模糊降低了人民调解的社会认可度、调解员专职化程度较低、人民调解无晋升机制等。要从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对人民调解进行重新定位和加强对调解员专业化培训这三方面进行优化。以重振人民调解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地位,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人民调解工作走深走实

铜仁市司法局认真总结人民调解工作好经验做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高调解工作质量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做好人民调解工作,能够有效缓解社会矛盾,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促进社会安定团结。铜仁市司法局认真总结人民调解工作好经验做法.

乡村人民调解数字化转型的权责困境及其破解

人民调解是理解我国乡村治理的关键视角,也是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以数字技术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日益成为统筹乡村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议题。然而乡村人民调解数字化转型的权责意识缺失,各个数字权力主体之间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权责错配和失衡困境,亟须我们在乡村人民调解过程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唯物辩证的数字调解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不同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实现技术赋权与政策赋权相结合,保持公权力主体和私权利主体权责利的动态平衡,增强乡村人民调解和乡村治理效能,助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人民调解的二维范式——基于T市X村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北方T市X村四个案例的分析可知,乡村人民调解存在制度需求—情感需求的二维范式。在制度需求型的纠纷情境中,人民调解委员会成为多元主体中的协助者;在情感需求型的纠纷情境中,人民调解委员会时常扮演虚置的旁观者;在复合需求型的纠纷中,人民调解委员会可能承担着两难的执行者角色;在利益无涉的纠纷中,人民调解委员会往往倾向于成为一个名义上的调停者。制度需求与情感需求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法律意识互动与社会结构变迁等内在要素传导至行动中,作用于主体间的交互。这种自我调适的类型化运作逻辑,体现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在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调解的悬浮化、表面化和非中立化。因此,有必要对乡村调解的实践样态进行反思,推动基层纠纷的实质化解。

新时代全民健身纠纷人民调解:理论、实践与未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体育仲裁范围不包括全民健身纠纷。目前广场舞冲突、健身合同纠纷和公共体育设施侵权已成为全民健身纠纷主要类型。全民健身纠纷依靠人民调解解决,人民调解是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构建关乎体育强国的全面建成。此外,全民健身人民调解还具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全民健身人民调解的未来发展在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吸引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调解,设立全民健身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以及人民调解和其它解纷方式相衔接。

武威市凉州区司法局:“三调对接”暖人心 人民调解见真情

近年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司法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优化“三调对接”矛盾纠纷调解模式,架起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力争矛盾纠纷“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较好地完成了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任务.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民调解的发展及其完善——以安徽省G村为例

通过对安徽省G村的实地考察,发现其正处于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传统与非传统型社会矛盾纠纷交织,以财产权关系为核心的矛盾突显。同时,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面临诸多挑战,如传统自治能力衰弱、现代法治不完全适应及传统德治式微等。基于对人民调解发展的深入分析,提出重塑制度权威、提高解纷能力及保障协议履行等策略,以期促进人民调解的现代化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宏伟目标的实现。

乡村社会中的人民调解实践与反思——基于对云南晓村的调查研究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的秩序结构、关系向度、思想意识等正在悄然改变。乡村纠纷解决的方式、机制、模式呈现出与之对应的嬗变,人民调解在乡村社会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田野调查材料,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分析乡村人民调解的地方性实践经验及其内在逻辑。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成长于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场域,在调解实践中调动、汇聚多方力量及资源,建构出一个调解纠纷的“任务共同体”,形塑了新时代情理法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社会工作嵌入新疆人民调解的路径研究

新疆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纠纷内容复杂、效率不高等情势,还存在调解员队伍不稳固、专业素养不高等问题,这使社会工作嵌入新疆人民调解成为必要。社会工作和人民调解的基本理念、基本特征、基本原则、工作方法和社会治理功能高度契合,这为社会工作嵌入新疆人民调解提供了可能。据此,《新疆人民调解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社会工作者担任人民调解员。该规定能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而推进平安新疆、法治新疆的建设。为有效实施该条例,推动形成新时代新疆“枫桥经验”,应结合新疆实际,不断提升社会对社会工作者的认识以及新疆社会工作者对人民调解的认识,进一步细化社会工作嵌入新疆人民调解的方式、准入机制和保障体系。

人民调解“息讼止争”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互嵌逻辑分析

“息讼止争”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意图表达,“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两者希冀从不同角度来解决人和社会之间的某些非对抗性问题,促进社会群体的公正团结。通过社会工作参与人民调解个案发现,人民调解“息讼止争”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存在逻辑互嵌的可能,逻辑链条表现为“求解”中的自助、“调解”中的助人、“和解”后的效度。基于此,社会工作介入人民调解,可以视为一种中国化、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某种有效形式,是将专业社会工作植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与中国具有社会工作特点的行政工作融合发展的可行范式。

河南省开封市宋都人民调解委员会——《宋都调解》法治电视栏目“在调解之中普法,在普法之中调解”

河南省开封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丰富人民调解工作形式内涵,发挥好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创新开办《宋都调解》法治电视栏目。栏目在河南省委政法委、省司法厅和开封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树牢“大司法行政”理念,主动融入参与大局,坚持“为党委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原则,采取“电视+调解+普法”融合方式,把调解工作和普法工作结合起来。

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管理体制的构建

构建科学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管理体制,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调解员队伍,是保证医疗纠纷调解专业性之前提。应建立调解员资格准入制度,按照统一的调解员选任标准来建立专兼结合、业务能力强、热心于人民调解事业的调解员队伍;设立医疗纠纷调解咨询专家库,保障其运行经费、规定其运行程序、明确专家咨询意见书的作用,以提升医疗纠纷的调解质量;建立调解员考核体系与奖励制度,以推动调解员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省司法厅 村(居)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让“矛盾不上交”

“村民们一个电话,我就尽量上门帮助大家调解。调解成功后,我还会不定期对案件进行回访,大家都很认可和信任我。”绥阳县洋川镇街道团山村专职人民调解员田维松笑言。2023年以来,他已成功调解了80余件矛盾纠纷。

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特有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步入新时代,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矛盾纠纷也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农村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总结阐述人民调解的概念、历史渊源及现实意义,进而对目前农村人民调解工作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以推动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稳序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