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层次理论下乡村人民调解员的困境、成因和优化路径

人民调解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乡村人民调解员面临着工资低、安全存在隐患、社会认可度下降和自我实现能力不足缺乏动机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规则制约了调解组织资金来源、人民调解组织定位模糊降低了人民调解的社会认可度、调解员专职化程度较低、人民调解无晋升机制等。要从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对人民调解进行重新定位和加强对调解员专业化培训这三方面进行优化。以重振人民调解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地位,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管理体制的构建

构建科学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管理体制,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调解员队伍,是保证医疗纠纷调解专业性之前提。应建立调解员资格准入制度,按照统一的调解员选任标准来建立专兼结合、业务能力强、热心于人民调解事业的调解员队伍;设立医疗纠纷调解咨询专家库,保障其运行经费、规定其运行程序、明确专家咨询意见书的作用,以提升医疗纠纷的调解质量;建立调解员考核体系与奖励制度,以推动调解员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省司法厅 村(居)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让“矛盾不上交”

“村民们一个电话,我就尽量上门帮助大家调解。调解成功后,我还会不定期对案件进行回访,大家都很认可和信任我。”绥阳县洋川镇街道团山村专职人民调解员田维松笑言。2023年以来,他已成功调解了80余件矛盾纠纷。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贵州“一村(居)一专职人民调解员”工作观察

村(居)是党委和政府服务联系人民群众的神经末梢,也是社会治理源头的基石,如何在村(居)层面用乡土办法和专业力量推进源头治理是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人民调解是以宪法和法律形式确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对抓前端、治未病有明显的优势,被国际社会誉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东方经验”。

让“枫桥经验”在西安雁塔生根发芽--专访“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刘丽华

雁塔区全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积极成立调解组织,搭建调解平台,筑牢调解阵地,预防和化解物业服务领域矛盾纠纷。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调解工作会议,会上表彰了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西安市雁塔区物业管理协会秘书长,雁塔区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专职调解员刘丽华获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

人民调解员激励制度审视及其引申——基于双因素理论的视角

优化人民调解员激励制度可以促进人民调解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人民调解工作专业性与权威性。基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并结合当前人民调解现状,发现我国人民调解员激励制度在某些环节稍显不足,不利于调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为此,完善人民调解员激励制度,应坚守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正激励与负激励相结合的科学原则;构建人民调解员监督制度;改善人民调解员职业环境;落实人民调解员薪酬制度;填补人民调解员职业规划;加强人民调解员职业与其他职业的衔接。

有序推进人民调解员职业化——兼评昆山市人民调解员职业化制度

人民调解员职业化有利于提高人民调解专业性,从而提高解决纠纷质量,是创新发展人民调解的重要内容。昆山市在全国率先探索人民调解员职业化道路,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结合职业化基本要求与昆山市实践经验,有序推进人民调解员职业化的制度建设,营造人民调解员职业认同环境。建立人民调解员职业准入制度,通过职业培训,落实薪酬制度,加强人民调解员职业监管建立人民调解员职业伦理制度。

论人民调解员的职业化

人民调解员职业化的基本内涵是人民调解员应当具备一定的职业资质与技能,专门从事调解工作并从当地政府获得相应报酬。纠纷类型不断翻新、纠纷复杂化,对人民调解员职业化提出要求并提供了契机。人民调解员职业化是人民调解制度自身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确保人民调解员人民性的前提下,有条件的法律院校培养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员,司法行政部门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民调解员职称评审制度,并建立健全相应的财政保障制度是人民调解员职业化的可行路径。

乡土人民调解员的功能错位与回归——基于安丘、单县的实地调查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大调解格局"的提出,人们对乡土人民调解员的功能认知出现了偏差。乡土人民调解员相关法律文本的去政治化以及调解依据的法律化,并没有改变他们参与其中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获取更多政治资源的实质,所以乡土人民调解员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取代其政治功能而占主导,导致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来自基层的私人诉求和上层的政治诉求。为了顺利推进国家法治化进程,必须从明确乡土人民调解员群体的界限、工作范围和推动"人民调解"的"民间调解"化等方面采取措施,对乡土人民调解员的社会功能进行加强。

浅析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在社会转型性时期,我国目前的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分析我国当前人民调解员的发展现状,结合成都市龙泉驿区的创新实践,分析总结了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有利于我国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对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人民调解员职业准入制度的探索

调解是一门极具挑战性和专业性的争议解决艺术,其要求调解员必须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训,而非仅凭经验就可以胜任。而目前,我国在调解员的资格和培训问题上,既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也缺少规范的做法。在当前矛盾纠纷多元化的背景下,建立由调解员的选任标准、资格认证、培训考核、等级管理以及经费保障等五个方面组成的人民调解员职业准入制度刻不容缓。

河南省“台湾村”人民调解员的角色分析

法学界对调解制度的研究比较充分,但对作为调解主体的人民调解员研究尚不足,个案化实证分析较少。在理论假设上,"台湾村"的人民调解员应具备以下角色:法律角色、政治角色、务实角色和民族角色。通过在河南省"台湾村"的实地调研,发现理论假设存在信任缺失和角色失衡的问题。基于此,对调解制度作出反思,并对"台湾村"调解员的角色调试提供建议。

“台湾村”人民调解员的角色分析

法学界对调解的研究比较充分,但对作为调解主体的人民调解员研究不足,个案化实证分析较少。在理论假设上,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人民调解员应当具备以下角色特征:法律角色、政治角色、务实角色和民族角色。通过在"台湾村"的实地调研,对该理论预设进行完善,认为理论假设层面还存有信任缺失和角色失衡的缺陷。基于此,对调解法律制度作出反思,并提出相关建议。

乡土社会中的特殊法律人——浅议我国乡土社会中的人民调解员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尤其是乡土社会中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经过了几十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继续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但是与对人民调解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人民调解员特别是对乡土社会的人民调解员的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试图通过对湖北乡村社会进行的个案调查,对乡土社会中的人民调解员的地位、作用、工作环境等现状进行分析,以期揭示乡土社会中人民调解员的特殊性,并对乡土社会人民调解员制度的完善提出相应的对策。

论人民调解员的职业化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越来越多的新型纠纷涌现,对其妥善解决,不仅要求调解员具备基本的调解素质,还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和相关的法律知识。反观中国现今的人民调解员现状,调解员队伍已经不能满足庞大的新型纠纷解决的社会需求。即使某些地方会涌现出个别的明星调解员,但因其时间、精力和影响力的辐射范围有限,也如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源上使职业人民调解员的需求和供给保持平衡。因此,推进调解员的职业化培养已迫在眉睫,这对加速发展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提高中国人民调解的质量和成功率都是大有裨益的。

现阶段我国法院诉调对接的模式选择——兼论特邀人民调解员制度的构建

人民法院的诉调对接工作是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机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去开展法院的诉调对接工作。文章介绍了五种诉调对接模式,认为特邀人民调解员制度是目前最适合我国国情的诉调对接模式,并对特邀人民调解员制度的构建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论人民调解员的法律地位

人民调解员是符合一定条件 ,具有司法性的、在一个调解组织内工作的、从事调解民间纠纷的人员。人民调解员不仅仅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 ,还应当包括首席人民调解员、小组调解员、调解中心调解员等。目前应当从完善立法的高度确定人民调解员的法律地位 ,赋予他们合法的主体资格。

与人民调解员有关的几个问题之我见

人民调解员是指为人公正 ,能联系群众 ,热心人民调解工作 ,具有法律知识和一定政策水平 ,经群众选举产生的 ,在人民调解组织内工作的成年公民 ;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的除外。对人民调解员的性质 ,应当给予法律定位 。

乡村人民调解员专职化的思考--基于宁夏西海固地区C乡的调研

随着乡村社会变迁,乡村呈现出“现代熟人社会”特性,乡村纠纷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对乡村多元治理主体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调解员专职化成了人民调解制度在乡村治理中功能发挥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宁夏西海固地区C乡的调研,发现人民调解员专职化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面临制度设计的欠缺及滞后、村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作用的失衡、乡镇专职人民调解员的流动性大、人员老化等困境。乡镇人民调解员专职化应注重引才稳才,实现“知识型”专职人民调解员与“经验型”专职人民调解员相组合,形成乡镇人民调解合力;应优化乡村人民调解的外部环境,强化人民调解的职业认同感,切实保障人民调解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