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性环境规制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融资约束理论模型,选取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自愿性环境规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对自愿性环境规制与融资约束关系的权变影响。研究发现,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考虑企业成熟度和盈利能力,发现其缓解作用仅在成熟企业、高盈利企业显著。分析权变影响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企业,越难以缓解融资约束;而社会责任会通过U形调节作用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机构共同持股会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近几年,机构同时持股多家企业的现象在资本市场逐渐增多,学术界对其影响企业行为的探讨逐渐深入。文章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机构共同持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和传导途径。实证分析发现,机构共同持股能够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机构共同持股可以降低代理成本,进而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此外,进一步检验发现,机构共同持股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呈现较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融资约束高、媒体关注度低、高管不具有海外背景的企业中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为政府相关部门对机构共同持股现象的管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重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重代理成本的影响。经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重代理成本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只有当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影响。这突破了已有文献关于数字化转型效果的线性认知。进一步的探索性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能够平缓数字化转型与双重代理成本之间的倒U型关系且使得拐点左移,这一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反,高管股权激励并未对二者关系产生任何显著影响。本文对现有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研究形成了有益的补充,并对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完善激励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商会关系、声誉机制与代理成本

以中国证券市场200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家(董事长或总经理)商会关系资本与企业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企业家个人声誉机制对上述关系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商会关系能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且企业家商会任职层级越高、任职种类越多,抑制作用越显著;当企业家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以及兼任其他上市公司董事的社会身份等个人声誉时,商会关系对企业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较弱;渠道检验发现,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是企业家商会关系作用于企业代理成本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家行业协会关系、国家及省级商会关系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家商会关系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关系社会资本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作用机制,为深入理解商会关系文化对微观企业决策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

非国有大股东持股、代理成本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

国有企业创新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以2009—2021年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考察非国有大股东持股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大股东持股能促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且主要通过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提高创新数量和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机构投资者,民营和外资性质的非国有大股东持股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更显著,非国有大股东持股对行业竞争程度高、高管创新注意力低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研究丰富了非国有大股东治理效应的相关文献,为推动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提供了借鉴。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数据

企业内控缺陷和财务舞弊丑闻的频频发生,反映出其背后委托代理问题的严重性。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抑制管理层利己投机动机,减少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借助“金税三期”这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探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代理成本的具体效应。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完善内部控制抑制代理成本水平。管理层持股对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效应发挥了调节作用;公司治理水平与税收征管数字化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信息透明度低、两职合一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环保投资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兼论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

基于我国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环保投资、内部控制与第二类代理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保投资有利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降低,且内部控制对环保投资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环保投资能够通过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和提升ESG表现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投资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在外部监督压力大、非重污染和大股东“掏空”动机较低企业显著,且内部控制的抑制作用在外部监督压力弱和大股东“掏空”动机低组企业显著,而在其他方面并不具有显著性差异。研究从经济后果视角揭示了环保投资所具有的公司治理功效,这对于“双碳”战略践行、公司治理效率提升以及投资者利益保护均有现实意义。

内部控制质量、管理者代理成本与企业ESG表现

文章探讨了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并从管理者代理成本角度分析其中的影响机制,还区分了产权性质下的差异化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机制能够影响企业的ESG实践,更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ESG表现;对其中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管理者代理成本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更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降低管理者代理成本,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ESG表现;内部控制对企业ESG的作用会受到媒体关注的影响,在媒体关注程度更高时,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ESG的提升更显著。

员工持股计划、代理成本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推动国家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力量,员工持股计划在推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成效显著。文章选择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系统考察了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机制检验表明,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调节效应分析表明,融资约束水平负向调节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管理层平均年龄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果为发挥员工激励效应、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经验证据,为推动国家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何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政府及企业面对的共同课题。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结合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显著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融资约束和企业代理成本是企业社会资本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中介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与企业规模、所有权以及市场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表现为在规模较小、民营、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企业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容,拓展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为企业在部署长期发展战略的问题上提供了新的思路。

政府补助、代理成本与审计费用

政府补助是会计监管的重点领域,政府补助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其自身风险使代理人增加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等,导致企业代理成本增加,进而直接影响企业审计费用。以2007—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显著提高了企业审计费用,这一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处在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审计机构为国际“四大”事务所的企业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较弱。政府补助通过增加企业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企业审计费用。政府补助提高企业审计费用不仅来源于审计师审计的增加,还来源于审计师面临更大审计风险而产生的风险溢价。丰富了政府补助及审计费用相关研究,有助于政府及审计机构审视企业经营管理行为。

董事长背景特征、产权性质与代理成本

文章以2012—2019年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董事长背景特征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产权性质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男性、高学历、长任期这类董事长背景特征能够明显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而高龄董事长对代理成本有着正向影响,财经类专业教育背景、财经类岗位职业背景这类背景特征对代理成本有负向影响,但其影响均不显著;说明董事长背景特征具有信号传递功能。考虑产权性质后发现,董事长背景特征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在国企、非国企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董事长背景特征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提高公司绩效。研究结论对于重视管理层的异质性、完善公司内部治理体系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代理行为势必会产生相应的代理成本,因此有必要对两者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本文根据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2013—2022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代理成本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经营管理者在逐利动机驱使下开展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即金融资产投资越高,代理成本越大,企业管理者可以在短期内获得相应的收益,但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经营,且会增加股东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的矛盾。鉴于此,企业需要合理控制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及其在内部所占比例,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手段改善代理成本过高的问题,推动非金融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企业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态势。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必须不断追求高质量发展。然而,高质量发展并非易事,它涉及到企业内部管理、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多个方面。其中,融资问题和代理成本问题一直是困扰企业发展的两大难题。本文旨在探讨企业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并特别关注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这两个重要因素的中介效应,希望为企业制定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研发投入、代理成本和企业风险

文章选取2013~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探究了研发投入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 研发投入与企业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这意味着研发投入对企业风险的促进与抑制作用同时存在于企业的研发活动之中,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研发投入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2) 机制检验表明,研发投入主要通过影响代理成本进而影响企业风险,一定程度的研发投入会缓解代理问题,而过多的研发投入会增加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使得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增加。(3) 进一步分析表明,研发投入和企业风险之间的U型关系在高新技术企业中表现的更加明显,且其拐点出现的更早。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研发投入对企业风险的内在作用机制,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风险关系的相关研究,为企业研发投入决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市场表现——基于双重代理成本的视角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企业披露ESG信息能否改善其在股票市场的表现仍尚未明确。基于此,以2016—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披露ESG信息质量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收益显著正相关。对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高质量的ESG信息披露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以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双重代理成本,从而提升股票收益。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大规模企业和处于行业竞争较激烈的企业而言,ESG信息披露质量对股票收益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披露ESG信息不仅是对持续增长的价值投资和ESG责任理念的积极回应,还有助于提升股票收益,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战略决策。

CEO声誉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吗?——双重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CEO声誉能够向外界传递一种良好的信号,而声誉机制在实践中也能够发挥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促进效应。研究表明:高声誉CEO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双重代理成本在CEO声誉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声誉能够激励代理人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同时也能够减少代理人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合谋,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继而使CEO更加关注全体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分析师关注度与市场竞争强度作为外部压力能够强化CEO声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实现内外部治理因素的协同效应。

企业ESG表现与卖空者交易--股价高估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随着责任投资的迅速发展,企业ESG表现被普遍认为可以带来超额投资回报,但可能知情卖空者的行为并不一致。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企业ESG表现对卖空者交易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了卖空者交易,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股价高估和代理成本在企业ESG表现影响卖空者交易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表明企业ESG表现会带来错误定价,更多体现为管理层的自利工具。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媒体报道较多、管理层权力较大时,企业ESG表现对卖空者交易的影响更显著。

董事会独立性、代理成本与上市公司ESG绩效

公司ESG绩效的提升需外部监管和内部驱动的合力。独立董事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安排,能够通过协调代理问题影响ESG绩效。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性、代理成本与ESG绩效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初步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性对ESG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一类代理成本在董事会独立性对ESG绩效的提升机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性对ESG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第一类代理成本在东部地区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性对ESG绩效的提升机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第二类代理成本则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均未发挥中介效应。

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双元创新——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与遮掩效应

实现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企业需要适应环境开展与平衡探索式与开发式创新活动,提升双元创新水平。本文选取我国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代理成本的视角探究董事网络中心度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董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双元创新有正向影响,且相比于开发式创新,网络中心度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两类代理成本在网络中心度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在网络中心度与开发式创新之间发挥部分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及代理成本路径均显著,而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仅有利于探索式创新,且只有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及代理成本路径主要表现在低市场化水平的企业中。研究揭示出董事网络中心度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代理成本路径,同时关注独立董事网络与非执行董事网络的治理效应差异,丰富和完善社会网络理论与企业双元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