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与实事求是:苏辙《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中的现实探索与历史考证

北宋时期的苏辙将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晚年著述《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回顾并反思了他有关政治、经济和民族交往等方面的一系列主张。书中对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探索包含着浓厚的务实、求真与资鉴意识,同时彰显出对国计民生问题进行探究的民本诉求,对民族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则是其经世致用治学旨趣的集中反映。苏辙的学术研究在宋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之道路——评《改革开放以来北方牧区政策及其效应研究》

布仁吉日嘎拉教授等所著《改革开放以来北方牧区政策及其效应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一书汇聚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细致梳理了我国北方牧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发展脉络,根据时序清晰地展示了每个关键阶段的核心政策与推动牧区发展的重要措施,为读者揭示了北方牧区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动态特征,以此得以窥见当时当地的牧业发展情况和历史图景,引人入胜。

以史为鉴:毛泽东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

“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创奠基来考察,可以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党的理论创新,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离不开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以史为鉴推进理论创新的开创性历史贡献。毛泽东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尊重历史、借鉴历史的优良传统,使之不仅是一种史学传统,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方法论,形成以史为鉴推进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实现推进理论创新科学方法的“两个结合”,形成推进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牢牢掌握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主动。正是在坚持以史为鉴中,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促进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以史为鉴推进理论创新具有开创性的历史贡献,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宝贵经验。

“以史为鉴”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理性

“以史为鉴”是传统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传统史学历史理性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从周人的“殷鉴”开始,人们便把前代的经验和教训当作处理现世各类事务的依据,“以史为鉴”成为政治家、史学家历史理性觉醒的最重要表现。在“以史为鉴”观念支配下,古代史家的理性思维表现在三个方面:强调完善德行必须读史;立足于现实而思考“以史为鉴”的意义;自觉运用历史知识讨论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以史为鉴”还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主义理性精神,历代王朝内部政治文化结构的相似性、人类认识的局限性、重人事的观念、直书精神和信史原则以及历史境况的复杂性,都成为古代史家思考“以史为鉴”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近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职责、内容、主要形式、保障和监督等做出全面规范,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学好党史,就是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1949-1978)》

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门有关现实经济问题的科学,更是一门历史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作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仅包括理论学说本身,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也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经济思想史对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学理支撑作用,系统回顾、梳理、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界所肩负的重大理论任务。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2024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职责、内容、主要形式、保障和监督等作出全面规范,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

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

"以史为鉴",中国传统对此深信不疑。可是,它的存在与价值一方面面临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有力挑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隐喻",也非全无问题,有必要加以逻辑与事实的论证。关于第一方面。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历史经验的存在和价值表达了明确的否定态度,从他的话里可以揭示出三个问题:其一,历史经验给了我们的教训是,从来没有人从中得到任何教训;其二,即使有历史经验教训,人们也有拒绝的自由;其三,在古今变易中究竟有无相同或相通的经验教训。关于问题一的回答是:黑氏所说乃是悖论(paradox)。关于问题二的回答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对于历史教训之取舍,人们有自己的选择自由,可是对这一自由的选择结果,就不再有选择的自由了。而且,选择的历史前提条件也是不可以自由选择的。从拒绝接受历史教训而失败的例证,人们可以证明历史教训是存在而且起作用的。选择自由只不过是不自由中的自由而已。关于问题三的回答是:没有。为什么?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既然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那么它就必然离不开它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也就必然具有历史性。人类既然生存于历史长河中,那就只能满足于具有历史性的历史经验教训。不过,历史的"变"之中也有其"常",历史流程中的相对稳定性或"常"在不同层次上并不相同,总之,只要在某个层次上有关的历史条件仍然存在,相应的经验教训就是有效的。关于第二方面。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以镜为鉴(就是镜),看到的是自己,而以史为鉴(镜),看到的却是它者,历史如何能够为镜?其二,"鉴"字源于"监"字,监的本义是人从器皿的静水中照见自己,而历史则是长江大河,江河流水如何可以为镜?关于问题一的回答是:我们通过作为中介的镜子里所见到的自己只是自己的影象,它并非真实的自己,而是自己的它者、反映了自己相貌本质的它者。自我的认识实际上是必须经过作为它者的中介的反映(reflexion)才能实现的。关于问题二的回答是:人们认识自己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同的需要或意向决定不同中介的选择,例如,欲知自己的形象可选用镜子,如须知道肺部健康情况可选用X射线照相,欲知自己的历史处境与前程则须选用历史书等。因此,对于"以史为鉴"这种隐喻的意义的深入理解,实际上也是需要逻辑分析的。

以史为鉴谈高职的人才培养规格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从层次上看属于高等教育，从类型上看属于职业教育，即国际通称的“技术与职业教育”。为了正确认识它的内涵特质，不妨以史为鉴。本文试图通过部分史实来表达如下两个基本观点：①高职教育必须“崇实”，它以培养“实务性”人才为己任，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更注重理论的实际应用。一旦偏离这一特性就会导致事业的倒退。②在大部分产业领域，“实务性”人才主要包括“技术型”和“技能型”两大类，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宜单一化。

以史为鉴促进当代教育管理学科发展——评《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学科研究》

在中国，教育管理走进人们的视野由来已久。但由于近代复杂的历史原因，教育管理学科发展状况却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在教育管理体制、学校管理制度、教育管理实践等领域研究相对薄弱；二是我国国民自身对近代教育发展现状知之不多，甚至在认识上还存在严重的偏颇。这种现象无疑会对我国当代教育管理实践与管理学科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由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王钰副教授编写的《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学科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正是在此背景下创作的，旨在补充近代教育管理学科研究发展存在的不足。

以史为鉴与道德评判——论司马光的咏史诗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咏史之作与那些以文学才能著称的诗人所作咏史诗判然有别。不以寄托见长,而主要蕴含了作者的历史意识和道德评判。他的咏史诗与他的史论相呼应,又似读史札记,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以史为鉴:唐太宗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成功实践

在唐太宗以史为鉴的实践中,包含着驾驭大臣以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努力。正是通过对历史知识的援引发挥,唐太宗向大臣们灌输了忠君思想,宣传了治国理念,进而培育了尊卑有序、和衷共济的官僚系统。

以史为鉴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深谙以史为鉴的著名君主之一。由于他在贞观年间采取了设立史馆、大力修史等诸多措施,发展史学,遂使史学功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也使他成了历史上以史为鉴的光辉典范,不仅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而且也在我国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以史为鉴与周初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周初周武王、周公、周成王以解决殷商内外服问题为契机,从总结夏商周社会治理经验出发,努力探寻建立稳固新秩序的良策。考察周初周王朝治理殷商内外服势力的策略演变,可得见周初社会治理模式重构的历史进程,以及商周间制度的承袭与变革。

关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认识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新的征程上努力开创美好新未来,必须坚决做到以维护核心作为发展基础,以科学理论作为发展旗帜,以高质量发展作为发展主题,以服务人民作为发展目的,以自我革命作为发展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时代价值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讲话中多次提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这不仅是对党百年风雨历程进行的总结,也为党和国家未来发展规划提供了行动指引。历史是鲜活生动的教科书,值此百年之际,准确把握“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时代价值,对于深刻理解“七一讲话”精神内涵、蓄力开拓第二个百年征程具有重大意义。主要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团结凝聚人民力量、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四个方面对“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时代价值进行解读。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体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不久前胜利闭幕,全党响应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正在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这次全会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思想含量、知识含量十分丰富,政治性、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都很强,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严谨治学 以史为鉴——访著名清史专家、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

自2004年5月起至今,著名清史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阎崇年先生,一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以及“袁崇焕”等。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缜密的讲学风格，解密历史真相，纵论明清兴亡规律，给广大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史为鉴,破解激励三大困局

要实现有效激励,必须深刻理解人性的本质和它能够达到的境界。要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和活力,核心是人才,而解决人才问题,激励是关键。激励的需求根植于人性之中,而人性根植于文化沃土,具有深刻的历史继起性和文化传承性。挖掘中国传统激励实践的得与失,以史为鉴知兴替,深刻洞悉激励的人性基础和文化品格,对于指导我们跳出并破解激励三大困境（缺位、越位、错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