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产业结构与企业升级的机制探讨

作为一项重要技术变革,人工智能在推动产业智能化的同时,势必对劳动力市场的要素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运用2010—2021年中国城市与企业层面面板数据,从系统性视角考察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宏微观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人工智能应用在宏微观层面均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机器学习法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宏观层面,人工智能可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加劳动收入份额。(3)微观层面,人工智能可通过提高创新质量、创新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加劳动收入份额。(4)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影响在城市层面的高人口规模、高市场化水平、高劳动力保护强度、高劳动力技能水平及企业层面的高企业规模、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低劳动要素密集度的样本中尤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我国在数智化浪潮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检验证实: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源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笔者依据相关公司治理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有效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资金支持、内部控制水平、技术升级中介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以劳动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为代表的要素密集程度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劳动调整成本则发挥反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将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性等相关理论原理尝试性地运用于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研究,从一系列检验诸多相关要素的有机联系上证实了企业ESG表现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改善ESG表现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制造业数字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变劳动力市场格局,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以1995—2018年45个国家17个制造业部门为样本,考察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这种特征在发达国家中比较突出,在发展中国家中不明显;相比于国外投入,国内投入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较早达到拐点;制造业数字化与直接出口、间接出口以及再进口活动的劳动收入份额分别呈抑制、促进和“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显示,制造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工资率效应和价值链分工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倒U型”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能够缩小高-低技能和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拓展性分析表明,资本-劳动比和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均使劳动收入份额由升转降的拐点提前。研究可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重要启示。

大数据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在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作为推动大数据发展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剖析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降低企业成本、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是大数据发展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潜在路径。(3)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兼顾“效率”和“公平”,扩大普通员工岗位和薪资占比。研究结果为在微观层面厘清数字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提供经验证据,为新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国有经济如何影响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该影响是国有经济工资溢出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国有经济比重较低时,其工资溢出效应是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方面;当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时,其效率损失效应在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国有企业有更高工资或更低效率时,国有经济提升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会增强。当劳动力供给充足或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会下降。因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持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企业漂绿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吗

在推进环境保护与共同富裕双赢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企业普遍漂绿的现象,但该现象是否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尚未明确。本文基于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考察企业漂绿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漂绿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并且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漂绿会通过加剧融资约束和缩减雇佣规模来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媒体监督和管理层薪酬激励能抑制企业漂绿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效应,并且企业漂绿主要降低了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漂绿阻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相关部门应注意该现象,完善相关环境政策。

头部企业市场扩张与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关系研究

为研究头部企业市场份额变化对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测算制造业头部企业市场份额和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并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头部企业市场份额的提高显著降低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且上述影响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更为明显;企业间再分配效应和企业内效应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要来源,企业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的影响相对较小;头部企业市场份额变化主要通过企业间再分配效应影响行业劳动收入份额。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能否促进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文章运用异质性企业理论,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和效果进行了多时点DID和灵活DID检验。研究发现:出口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检验表明,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低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出口高技术产品的企业以及高市场集中度行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持续期检验表明,即使企业出口转为内销,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依然持续;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正向的劳动收入效应和负向的生产率效应,其中,劳动收入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应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鼓励非国有企业对外开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鼓励高市场集中度行业对外开放,同时进一步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绿色信贷政策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作用渠道主要是加剧企业的资本深化过程,而不是缩减产出规模,同时外部融资约束也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2)该政策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且资本深化过程对劳动生产率也会产生影响;(3)绿色信贷在市场集中度更高以及技术偏向较低的企业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企业更强的偿债能力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本文为进一步推进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分配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采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调整企业雇佣决策进而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较高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薪酬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

我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多数偏向资本要素,而激励使用劳动要素的较少。前者通常不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后者的影响又如何呢?对此,本文基于2008年薪酬抵税改革运用双重差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薪酬税收激励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在样本均值处约上升4.62%。该政策促进企业提高薪酬待遇,且普通员工受益大于管理层,并且对企业效率和效益均有正向影响。综合来看,此类税收优惠政策能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践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宜更多运用。

双元创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非对称性影响

技术创新在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在重塑企业收入分配。文章聚焦企业双元创新战略,探讨探索式与利用式创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异同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利用式创新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正向线性关系,而探索式创新与劳动收入份额呈“倒U”型关系;双元创新对劳动要素投入、企业市场势力的差异性影响是造成劳动收入份额非对称性效应的重要因素;此外,内部资源冗余、银行信贷决策、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了利用式创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强化了探索式创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双元创新平衡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提高。研究对于完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体系构建、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机构共同持股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资源获取视角

劳动收入是劳动人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收入份额是衡量劳动人民在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中的分配情况,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机构共同持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共同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发现,机构共同持股通过资源获取,从而降低持股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共同持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弱的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对机构共同持股这一新兴所有权制度的认识,同时也从资本市场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资本市场助力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

技术创新激励政策与劳动收入份额: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证据

本文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实施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显著提高被认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该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资本密集度及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优的企业中更明显;认定政策带来的生产技术升级效应及外部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认定政策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随着企业政治关联水平的上升而减弱。此外,认定政策显著提高普通职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上述结论为新时期进一步实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和优化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当前中国应用最广泛的自愿型环境规制手段,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对企业的管理环节和生产流程进行绿色化改造,进而促进企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企业进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否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目前仍存在研究不足。本文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发挥“融资效应”和“治理效应”,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更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推动中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人力资本投资税收激励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人力资本是决定劳动收入的基础性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该税改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职工教育经费税改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职工教育经费税改引致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使员工平均工资增加,进而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员工议价能力的提升能够加大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规模越小、所在行业集中度越低,劳动收入份额所受的正向影响越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职工教育经费税改缩小了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从职工教育视角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数智化转型在人工智能发展下逐步推进,并起到赋能经济社会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为外生冲击,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城市数智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分配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相对非试点城市而言,试点城市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员工议价能力高的企业、东中部地区和市场化水平低的企业更明显。机制分析得出,城市数智化转型能够增加企业现金充裕性、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表明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改善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劳动错配程度较大地区的企业。本文丰富了人工智能试验区的经济后果研究,为推动人工智能落实发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政策启示。

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与劳动收入份额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其不仅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还可能会影响要素收入分配。本文基于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模型实证分析科技创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并探讨了其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在全国及东部地区,科技创新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该影响不显著;技术进步偏向和产业结构,在其中发挥着中介效应。因此,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全面科技创新,重视科技创新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影响作用,提升初次分配的有效性。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提供了新视角的解释,为科学制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相关政策和进一步构建国内大循环提供了现实借鉴。

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人口集聚视角

人口变动分为自然变动、结构变动和迁移变动,它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关系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问题,是破解收入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从人口集聚角度出发,分别基于以上三种人口变动情况综合探究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一方面,基于改进的CES生产函数等相关经济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理论数学推导;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理论模型推导结果,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0-2022年面板数据选取相应指标构建基准回归、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关系并对不同区域进行异质性检验。创新点如下:首先,考虑到人口集聚效应的因素,将其作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分析。其次,将人口变动的形式进行具体分类,分别探究不同形式下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最后,本文采用实证模型同相关经济理论模型相结合的方式探究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