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格尔顿批评观的演变

伊格尔顿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的批评观有一个不断转变发展的过程,具体呈现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的读法》两部著作中。前书主要想表达伊格尔顿“政治批评”的理论观点,后书主要展现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变化,体现了伊格尔顿在批评观上从“政治批评”到“形式-政治”批评的转变。

论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生产观

马克思主义是伊格尔顿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引导下,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逐渐凸显了意识形态分析的批评策略。他从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出发,将“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两种范式相结合,提出了新的文学意识形态生产观的解释模式。在具体分析中,伊格尔顿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将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放置在与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场域中进行研究,力图在揭示文学作品内容和结构的同时,映射出意识形态所隐藏的政治权力斗争。

文本向历史敞开的路径——伊格尔顿文艺形式观研究

形式是构成文本的重要一环,伊格尔顿引入形式概念与意识形态相连接,意图回答文本中被现存社会秩序遮蔽的话语问题。伊格尔顿反思英美新批评讨论形式问题时的精英主义立场,重新将形式自上而下地与政治和社会相连接,这种连接需在形式具体化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事件被截取,但虚构的文本却能够达到更高的真实。这种真实以由作者个人经历所决定的作者意识形态为基础,能够打开被社会秩序所遮蔽的话语空间。遮蔽话语的还原需借助意识形态的意指作用,审美批评则是还原的实践路径。伊格尔顿文艺形式观是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纵深发展,并对如何解决英国本土社会问题进行了回应。

形式如何成为媒介——重审伊格尔顿形式批评

在《如何读诗》中,伊格尔顿提出以形式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在其视域下,形式既有足以搭建“对话空间”的丰富性,又有意义的可预想性。意义的可预想性也即效果的确定性,据此可以建立形式与媒介间的有机联系,以新视角重审形式范畴及形式批评。但这一新视角在伊格尔顿语境下尚显依据不足。因为文学文本在诉诸逻辑的同时,又以感知性经验为体验中心;并且,伊格尔顿以意义的社会建构性为论据,这一论据基于“文化史”的宏观视角,在文学文本的微观与内在层面并不充分,故此,有机联系在其语境下只能部分成立。为修正上述缺陷,必须结合“阐释学”以及“数字人文”等语境来对之作补充,从而提供从媒介视角来重审文学形式、重建形式批评传统的新可能。

作为“策略”的文学:伊格尔顿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新发展

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对言语行为理论显示出极大的关注,并在探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提出“文学作为一种策略”的重要思想。他认为文学乃是作家对社会现实的策略性回应,为现实问题提出“想象性解决方案”。伊格尔顿的这一思想是继米勒之后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文学不再是记录世界的工具,而是作家创造与改变世界的策略,是他们现实关切与社会参与的重要体现。伊格尔顿的“文学策略类”为文学批评打开新思路,带来新启示。

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的生产性——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刍议

在解构或重构一切的背景下,伊格尔顿可能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之一。他对唯物主义批评范畴的界定,对各范畴之间、文本的形式与内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和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论述无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生产性”,他颇有说服力地阐释了文本的生成动因及其意识形态功能,既反对把文本视为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反对把作者视为“创造者”的灵感说。这对我们重审文学与世界、文学批评中艺术与语境两个向度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有利于我们反思文艺场域理论脱离实际和对文学文本简单历史化两种极端倾向。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批判析论——以伊格尔顿与罗蒂之争为切入点

围绕后现代主义思想,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进行了哲学的与政治的批判。其一,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美国版本,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强烈反对形而上学、普遍性等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范畴。伊格尔顿则批评罗蒂激进的认识论难以为诸多伦理、政治问题提供有力辩护,主张不应全面放弃基础与普遍性。其二,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无须诉诸形而上学的基础,未来的美国应着力塑造自己的共和国形象而非帝国形象。伊格尔顿批评前一路径因破坏了普遍合理性而危机四伏,而后一路径则已被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所否定。其三,罗蒂张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化、民族中心主义文化,反对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伊格尔顿批驳这一美国式的文化是唯意志论文化,集中展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主义做派。上述批判富有洞察力,迄今仍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对这些批判进行梳理,有益于认清新实用主义哲学服务于美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真相,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

马修·阿诺德与现代文学批评——兼及特里·伊格尔顿对阿诺德的再评价

19世纪末的文学研究在英国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解决文学批评的合法化问题,正是马修·阿诺德对其功能的最早界定确立了这门学科的基本属性。阿诺德的兴趣不在于解释文学批评的永恒本质,而在于思考它如何在“当今时代”发挥作用。他在《论批评在当今时代的功能》一文中,重点明确了什么是批评,以及批评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发挥什么功用等问题。特里·伊格尔顿早期把阿诺德视为自由人文主义的代表并对之持强烈批评态度,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伊格尔顿对阿诺德的肯定性评价明显多了起来。通过仔细回顾阿诺德对于批评功能的阐述,有助于我们反思文学批评在当前困境的根源,并重新找到回应当下质疑的合法性辩护。

共同体视域下的伊格尔顿与罗蒂之争——以《偶然、反讽与团结》为中心

针对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的共同体思想,伊格尔顿《文化的理念》进行了全面回应。一是在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方面,犀利批判罗蒂将偶然性提升为普遍性的后现代做法与绝对化的西方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强调应区别对待不同的普遍性。二是在共同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方面,认为罗蒂反讽与流行观念的区分是阿尔都塞理论与意识形态二分法的翻版,这忽视了两种区分之间的诸多差异。三是在共同体的容量方面,批评了罗蒂团结思想狭隘性的一面,而未看到这一思想包容性的另一面。罗蒂共情式的共同体依然囿于民族中心,而未虑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

利维坦与替罪羊——以后期伊格尔顿为引导的政治哲学“去历史化”批判

在国内学界的接受中,特里·伊格尔顿往往首先以文论家的身份被认识和理解,而其更具普遍意义的左翼思想家形象则被忽略。近年来,随着其后期人文类的思想著作被大量译介,伊格尔顿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面相逐渐清晰。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思想中有着鲜明的杂糅形象与张力极强的辩证立场,体现了典型的英国经验主义以及人类学传统中蕴含的思想风格。如何理解这一思想风格,以及如何将这种思想风格区分于欧陆“政治哲学”,是理解后期伊格尔顿驳杂写作的关键。

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的三重涵义--兼谈作为书名的event

伊格尔顿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与事件哲学有没有关联?如果有,为什么伊格尔顿直到第五章才开始讨论event?为什么这些讨论仅仅局限于其中的一小节?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我们不得不梳理一下他所运用的部分概念。伊格尔顿的"结构/事件"观不但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以及保罗·利科尔的解释学,还参考了吉登斯的"结构化"以及伊瑟尔的"策略"概念。但是,伊格尔顿提出的文学艺术的"事件性"并不同于巴迪欧的"事件",倒是更接近于德里克·阿特里奇提出的"文学伦理学",因为文学艺术在伊格尔顿这里最终要产生实效,是一种自我批判、面向未来、敞开种种可能性的伦理活动,审美实践最终可以看作一种更高层面上的道德实践。而这种理解,既符合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也符合我们对他的既定理解与期待。为了完整把握"文学事件"这个书名,不妨把"文学的发生"与"文学的后果"的涵义也囊括进来。

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新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学伦理学立场

对"理论之后"的诸多误读导致人们忽视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对伊格尔顿美学体系建构的影响;在《理论之后》后四章中,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统合了起来,已经表现出从"政治"过渡到"伦理"的倾向;而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站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立场上提出:真实世界和文学之间是一种基于行动的实践关系,文学具有本体论价值,它在伦理学意义上参与了对世界的建构,文学从事的道德工作及其具备的伦理学价值在于其对专制力量的反抗。

文化的危机与弥合——读伊格尔顿的《文化的观念》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英国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毕业于剑桥大学．曾师从伯明翰学派著名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并接受了威廉斯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观念。现任曼彻斯特大学英文讲座教授，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笔耕不辍。其学术思想由文学批评到文化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的主要工作就是娴熟地运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

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论

伊格尔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了一定的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文学意识形态论。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论包括两个方面 :“文学”概念内涵的意识形态性和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性。由于文学文本生产过程中包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 ,因此文学文本一方面具有意识形态性 ,另一方面文学文本也可能通过揭示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而在客观上具有意识形态批判价值。处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伊格尔顿也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 。

伊格尔顿:作为“事件”的文学——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作品是结构与事件、事实与行动的统一体。作为整体的文学传统与外在的社会历史既对立又交织,这不仅仅是某一给定的客观现实和文学作品对其的反映,而是作为事件的文学作品以特定的形式策略在世界中的出场。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应针对对象和本质,而应针对事件和策略。伊格尔顿希望人们尽快摒弃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无谓对立,并对反思与信念、理论与实践、自律与他律等一系列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展开新的思考。

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激进美学的逻辑和立场

英国当代美学家特里.伊格尔顿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核心,在审美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存在中确立了他的激进的美学立场和美学批判原则。他的激进的美学锋芒进一步强化了审美话语的现实介入功能和美学批判的现代意义,并对当代美学批判精神的赓续和弘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他的激进美学主张也带有很浓厚的影响审美实践的理论主义缺陷,为此,他的激进美学主张也必须面对各种批判声音。

“后理论时代”关于宏大叙事问题的探索——伊格尔顿“生命的意义”论析

英国著名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理论时代"坚持探索被扭曲和逃避的宏大叙事问题。他的新作《生命的意义》通过解析"意义"与"生命"的内涵,尖锐地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一切深层的、整体性的、人的生命等这些崇高课题的贬抑所造成的"意义的消蚀",指出生命的意义并不是一个问题的解答,而是"以某种方式活着",并从后现代主义所回避的伦理道德那里给出了他所认为生命意义的答案。

从本质到共相——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

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共相"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并由此对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式的"本质主义"界定。在他看来,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们各自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的立场上去理解文学:非要为文学找本质、下定义,是一种极端实在论的观点;而非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则是一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

“理论之后”的理论——读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

在西方理论界,反理论之声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伊格尔顿的近作《理论之后》是对这种反理论的一个回应,其目的不是宣判理论的死亡,而是通过对文化理论的深刻反思探询当前文化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并试图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为文化理论寻找出路。他认为文化理论必须重新进入现实,必须对人类的道德、价值、真理等重大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并要对当代资本主义超出伦理限制的盲目发展和过度消费主义进行批判。《理论之后》对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当代的文化理论和美学理论应该充分关注中国的现实,尤其要关注在社会急剧转型中处于边缘地位、社会底层和少数民族族群人们的文化生活、价值转变、情感需求和文化尊严,为边缘和弱势群体及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争取合法性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