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十年考:传播体系、社会治理与自主知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媒体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十年来我国各级主流媒体改革创新,开辟了中国媒体发展的特色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融合发展围绕内容建设这一根本,经历了从技术先手突破到管理创新一体,从现代传播体系到聚焦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过程。媒体融合十年的经验在于:在目标导向层面,通过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在过程导向层面,通过守正创新推动传播体系现代化;在功能导向层面,通过价值升级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导向层面,通过中国特色新闻实践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阶段性总结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媒体融合的重点和趋势,为未来的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参考,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数智赋能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研究

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浪潮下,数智赋能已经成为推动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的重要力量。分析数智赋能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过程,可以发现数智赋能全媒体传播体系亟须在技术整合与标准化、持续跟进技术与创新、提高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提升信息筛选与过滤能力、强化内容创作与审核机制等方面不断进行优化。智能化内容生产与个性化服务、可信生态构建与版权保护、高效协同与全链路优化、物联网融合与实时传播、深度交互与沉浸式体验等,将是未来数智赋能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的有效路径。

全媒体传播体系下的舆论监督报道:规范、功能与“解困”

时至今日,新闻媒体如何进行舆论监督仍是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难点,本文从治理角度出发探讨如何界定我国舆论监督报道、如何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下认识其规范和功能,以及如何为舆论监督报道“解困”等现实问题。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要从价值规范性而非形式规范性理解舆论监督报道;尊重舆论监督报道的特性才能使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有别于行政内部监督和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当下我国新闻媒体还没能在已高度复杂的社会治理框架中获得稳定的角色,这是形成舆论监督报道实践之困的主要原因。

新质生产力引领下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新质生产力作为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其高效能、数智化创新驱动和开放融合性等特征为建设高质量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提供了发展机遇,能够引领全媒体传播体系提高舆论引导力、增强国际传播力、提升传媒竞争力,并培育传媒治理能力。文章依据全媒体传播体系在新质生产力引领下实现要素创新的内在逻辑,提出在增强新型融合人才牵引力、激发资源要素供给活力、驱动新生产工具支撑力的建设路径中,构建基于“社会协作—人机协同”的数智化全媒体传播体系,以期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推动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构纳入国家战略规划背景下,处于数字化浪潮中的中国出版业面临产销技术、业务模式、组织机构等多方面的冲突与转型。在完成从数字出版到融合出版的过渡后,出版深度融合成为当下我国出版业面向未来生态建设的全新趋势。本课题紧密结合数字化环境下的新出版传播体系,以全媒体传播视角审视出版产业的深度融合问题,探讨出版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以传统出版转型为立足点,构建多维度、系统化、针对性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和生态保障体系。

省域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的成效、问题与应对策略——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媒体融合进入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迈入新征程,亟须对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的新老问题进行再审视。笔者基于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的调查研究,发现该地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在吸收基层智慧的基础上,本文从政策引导、技术支持、人才激励三个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以期为新时期我国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找到破解痛点的“新思路”。

以系统集成思维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以系统集成思维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宏观格局上必须在“两个大局”的宏观视野下,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体制机制上从国家层面对“大外宣”进行统一领导、全面规划,构建协同实施、合力推进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在传播渠道上做到大众传播与人际交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造船出海”与“借船出海”相结合;在话语体系上从文明逻辑、发展逻辑、大国责任逻辑出发对叙事体系进行系统性建构与创新。

法治视野下高校法治文化传播体系探究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需要从传播要素着手,应该通过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高校法治文化传统体系,探索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新路径。高校法治文化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等方面有自身的环境特色,应根据不同区域的高校建设我国高校法治文化传播体系。

聚焦“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突围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此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举措。述中国国际传播之历史轨迹、关于能力建设的内涵,重在论述何谓“更有效力”,解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若干科学规划。

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我国数字出版对外传播体系建设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指引下,数字出版业致力于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加工与传播。数字出版对外传播体系在建设文化强国、数字中国、数字丝绸之路,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创新中华文化走出去路径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在系统分析数字出版对外传播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从管理与政策项目保障体系、内容供给与发行体系、数字版权保护与治理体系、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数字文化安全治理体系五个维度多元建设我国的数字出版对外传播体系。

全媒体传播体系视域的融合出版自主知识体系框架分析

文章在分析出版融合发展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提出融合出版是传统出版、数字出版由并立发展走向一体化发展的出版新阶段,其标志性范畴包括出版融合发展、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以及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融合出版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基于自主性原则回应出版融合发展领域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基于原创性原则推动融合出版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融合出版知识体系建构须建立完善的术语体系、价值体系、方法体系,以及形成有效的应用体系;最后,文章指出融合出版知识体系建构的具体路径,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以出版学科体系为基础、出版学术体系为核心、出版话语体系为关键,遵循知识体系建设的机理和模式并开拓多元化应用场景等。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红色档案文化传播体系建设研究

红色档案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和红色基因,是促进文化自信、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资源。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提出为推动红色档案文化传播提供了契机,红色档案文化需要通过融入国家战略、创新呈现方式、传承红色精神、释放多元价值、增进交流互鉴等方式,不断增强传播力、表现力、感染力、引导力和转化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具体来讲,就是在完善由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效果构成的红色档案文化传播体系的基础上,从坚持文化引领、秉持品质主导、聚焦社会热点、打造传播矩阵、实施数智赋能等方面提升红色档案文化的传播效力和服务效果。

在全球变革下构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

百年变局之下“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股力量交织博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速重组,也将带来国际传播秩序深度调整。既往西式全球化本质上是“盎格鲁—撒克逊”霸权逻辑,国际传播秩序重构的现实基础就在于对西式全球化的全面超越。随着全球权力结构“东升西降”态势演变,中国有望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并成为推进国际传播秩序重构的重要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在全球变革下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提供了行动框架和实践平台,有望为构建权力结构更加均衡的国际传播新秩序作出中国贡献。

大国竞争语境下美国战略传播体系:演进特征、运作模式及经验思考

[研究目的]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是其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其在所谓“大国竞争”时代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舆论攻击的重要手段。该文拟通过对美国战略传播体系演进特征与运作模式的系统研究,在指出其为霸权护持目的服务的同时,总结其优势特点,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相关借鉴。[研究方法]采用实证研究法,通过系统梳理新世纪以来美国颁布的战略传播文件分析其演进特征,并结合美国开展战略传播行动的具体案例剖析其在大国竞争语境下战略传播体系的具体运作模式,最后通过分析其开展战略传播行动的效能总结相关优势,提出对我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的有关思考。[研究结论]从概念提出到体系成熟,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在演进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从军方主导到军民一体,从单一部门负责到跨职能部门整合运转,从单一目标信息投送到全领域舆论攻势的发展,形成了全政府协同、政府——社会联动、盟友追随配合的运作模式,并在政府机制协调、国家舆论力量统筹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建设的公共性逻辑

媒体参与农村现代化治理,对于推动农村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单向宣传模式下,媒体参与农村现代化治理面临着功能失调、结构失衡、行为失范、方式阙如等一系列困境,这些问题掣肘了媒体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功能释放。究其根源,传统传播体系是以工具性为核心的功能定位,忽略了农村社会、文化需求和利益诉求。文章认为,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公共利益发声与公共准则协商机制在满足农民基本需求、防范农村社会风险和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全媒体时代构建红色文化传播体系的困境及破解进路

构建红色文化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是进一步推进红色文化社会化传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全媒体时代,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成为红色文化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主要结构形式。红色文化传播面临着传播内容简化、传播主体去中心化、传播受众分化、传播环境复杂化等问题,使红色文化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构建面临不少挑战。为此,需从内容建设、体制改革、技术更新和管理创新等方面着力,科学构建红色文化全媒体传播体系。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三个关键选择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重要改革任务之一,是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关键举措。客观地看,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进一步推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需回答好一系列重要命题。其中,至少涉及三个关键选择: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支撑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以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支撑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改革促动与科技赋能,把制度、组织、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

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路径

大学生政治认同关系青年群体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更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稳定发展乃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效。随着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趋激烈,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联系日益紧密,借助全媒体进一步强化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成为必然选择。基于发挥全媒体对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优势,尝试从传播内容建设、传播载体建设、传播主体建设、传播机制建设着手探讨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路径,全方位开展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旨在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社会记忆视角下少数民族档案文化传播体系研究

少数民族档案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记忆,是增强民族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资源。从社会记忆视角出发,探讨社会记忆与少数民族档案文化的内在联系,分析少数民族档案文化的独特价值,深入阐释构建少数民族档案文化传播体系的价值意蕴,探索集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于一体的传播体系建设框架,进而提出实践路径,以期切实提升少数民族档案文化的传播力、感染力、影响力。

着力加快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党中央基于对国际舆论形势、国际传播格局统筹把握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建强用好国际传播矩阵、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畅通中外沟通对话渠道,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基础底座。落脚至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其内含提升国际局势洞察力、深化中华文明影响力、增强中国话语穿透力、拓展中国符号连接力等价值面向。着眼未来,本研究提出健全评估研判机制、优化议题设置机制、建立交流合作机制、构筑防御应对机制,以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