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域下永昌道文化“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之下,通过译介传播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相融合。在收集整理永昌道文化外宣语料的基础上,基于传播学视角并借助译介学有关理论,着眼于传播效果,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几个维度构建推动永昌道文化“走出去”的译介模式。同时提出,在翻译实践中既要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和追求,又要尊重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采取以“我”为主、读者本位的翻译策略,不断提高译介传播质量,推动永昌道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微专业人才培养——基于26个新闻传播学微专业培养方案的研究

新文科建设促使新闻传播学专业建设不断调整优化,面向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发展。本文通过对国内高校26个新闻传播学微专业最新培养方案的内容分析,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定位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要求。针对微专业存在的学时安排影响培养定位、招生要求低增大培养难度、师资力量制约培养质量、微专业课程简单拼凑重复的问题,提出优化课程设计、针对性设定招生要求、构建融合型师资队伍、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的建议。

传播学视域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路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语境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不仅有助于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同时也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传播主体单一、传播内容缺乏针对性、传播渠道不够多元、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缺失等问题。传播学理论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即加强传播主体建设,聚合对外传播力量;深挖非遗精华,精选对外传播内容;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不断拓宽对外传播渠道;构建对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科学分析受众心理和行为。

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十个基本问题

百年来,新闻传播学科蓬勃发展,伴随学科内涵的不断深化和学科外延的不断扩散,其知识体系逐渐呈现出碎片化、依赖化的特征。文章对近年来学界关于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观点进行分析阐释,从必要性、历史脉络、构建路径三个层面,总结出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十个基本问题。文章认为,当前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正在解决框架性问题,从框架上回答了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但还需构建内部架构,以“两个结合”为方针,以“三大体系”为重点,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论新时代文化传播学:新闻传播学转型的内生逻辑、现实条件与实践路径

在全球化进程中,新闻传播学既要突破“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研究范式,又要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并能够对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智慧在新时代具有重要作用,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意义重大。新时代文化传播学的构建正是以文化与传播二者的共生共融关系理论为基本认知框架,以解决人类交流沟通问题为出发点和目的。新时代文化传播学能够激活强大传播能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对内实现文化的凝聚力,对外彰显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新时代文化传播学引领新闻传播学转型发展的内生逻辑在于这既是构建具有中国属性和普适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需要,也是学科发展内涵不断深化的结果。新时代需要新闻传播学响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实现“第二个结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需求,契合文化强国战略,以及适应技术赋能社会发展和新文科建设的需要。新时代文化传播学强调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和新闻传播学的文化属性,具有跨学科、交叉融合等特征。它既已形成从古代文化中国到现代文化中国再到全球文化中国的传播研究框架,也致力于构建新时代文化传播学共同体,进而实现人类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论传播学的中国化

引言当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政治学家从宣传效果入手开展传播学研究的时候,中国大地还在战争的烟云里呻吟;当欧洲传播学者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并对美国早期传播学理论提出挑战时,七亿中国人正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但不久中国便发生了变化。改革大潮席卷神州,就象四十年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冲击工业发达国家那样。在中国国门敞开的一瞬间,许多不为中国人所知的理论、观念和科学技术涌了进来。

公文用语与新闻传播学术语的互动交融

公文用语与新闻传播学术语的互动交融,是新闻传播学术语的“非术语化”和公文用语的“新闻传播学术语化”的生动体现,亦是新闻学与政治密切相关的表现之一。这种互动交融主要通过公务文件对新闻传播学术语的使用和《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对公文用语的参考吸纳来实现,表现为散点式基础互动和专题式深度交融两种方式,其中散点式基础互动为主要形态。专题式深度交融往往涉及特定领域和具有较强约束力的法规或政策文件,其所使用的附带释义的术语具有更明确的意指和规范性,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的编制构建了参考样本。

传播学的学科危机及其破局之道——学术逻辑的全新定位:打开未知的力量与能力

数字时代的社会进入革命性的转型期,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面向”以及与此相应的价值评判标准亦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以知识的多寡来判断学术价值的“向后整合”型标准已不再适用,面向未来的学术逻辑必须是“向前探索”,即打开未知的力量与能力。因此,找到一个基点,既能够锚定不断涌现出来的新传播现象,又能有效聚合当前离散的理论研究,是应对当前传播学学科危机的关键点。行为传播学或是走出学科困境的可行路径。

西方传播学理论的中国问题研究

在时代变迁规律的主导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与实践工作作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关注侧重与特殊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西方传播理论的介入经历了变异、错位与误读,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内催生了许多理论问题和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者尝试利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诠释本土的传播实践与文本,形成了一定的逻辑体系。这种跨文化的理论应用与适应,要求我们深入反思西方理论在中国应用时出现的逻辑盲点,对西方传播理论在中国具体语境中的适用性、局限性以及可能的创新路径进行重新评估与审视。本文采取历史化、元批评、问题化的研究范式,深入考察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程、知识结构以及其在新时代下的演变路径,试图描绘出一个清晰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发展轮廓,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数字中国的传播学理论表述与实践路径

传播学的本土化自引进之初即是中国学界的核心命题与使命任务,传播学的发展与实践也始终绕不开中西语境的二元互构。通过梳理既往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文章认为需要跳脱出“本土路径—世界体系”与“世界视野—本土路径”两种探索理路,意识到数字中国所催生的新传播语境与历史使命,进而在“去陌生化”的视野中开辟“再陌生化”的向度,以数字中国为背景谱写学科本土化的实践。首先,在厘清数字地球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廓清数字中国的结构意涵,建构数字世界的中国样本。其次,明晰数字中国中传播学的两重“基底性”定位,把握数字时代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人民性核心,主动推进从学科互涉到学科共振。最后,以数字时代中人的境况为轴心,考察数字中国传播语境下“物质基底”“文化基底”“治理基底”的三位一体,也就成为探索“中国路径”、建构“中国话语”的重要途径。

AIGC对传播学定量研究的意义

人工智能内容生产对于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从生产力的角度重塑了学术研究的范式。本文通过分析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传播学定量研究的影响,探寻其对于文献综述、数据收集处理和数据分析的意义。结果表明,AIGC在以上三个环节当中都能起到不同程度的功能性作用,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机器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在功能性方面有待提升,在思辨性方面不尽如人意。研究强调了人类独有思辨思维的不可替代性,并针对基于机器固定算法的主观生成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方式可能破坏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质。

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空视域

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基于特定的时空视域提出的一个学术命题。东汉张衡言,“辨方位而正则”。科学理解这一特定时空视域的规定性,正是“辨方位”,是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或基础。作为知识界和现代学术体系的“迟到者”,从“欧洲现代知识谱系中分蘖而成”的新闻传播学,要展现学科的自主性或民族性,改变以“中国经验”注解西方新闻传播学概念与理论的被动局面,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科学地理解当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视域的规定性。

传播学视域下新闻媒体意见对审计判断的影响与对策

基于传播学的视角,深入探讨了新闻媒体意见对审计判断的影响及其相应的对策。通过分析审计判断及其影响因素、新闻媒体意见对审计判断的影响机制,提出了针对性的提升对策,包括多维度优化审计环境、发挥审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对新闻媒体行业的监管与引导、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和合作等。实施这些对策有助于优化审计判断过程,提高审计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进而维护市场秩序和公众利益。研究对于理解新闻媒体意见在审计判断中的作用,以及提升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元素、集合与模式:西方传播理论的引介与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西方传播学理论进入中国已经有46年,从威尔伯·施拉姆访华开始,经验主义、批判理论就成为20世纪中国传播学中偕行的两大元素集合。21世纪以来,大量不同范式的西方传播理论元素涌入中国,促进了中国传播学科的繁荣。文章基于元素、集合和模式的分析框架,认为决定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是知识模式而非知识元素。建设中国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即是用本国的知识模式来解释中外传播元素。而用西方的知识模式来解释中国元素,则会强化西方的理论体系,容易踏上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南辕北辙的道路。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教育理念更新与实践路径探索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作为一项理论与实践并重、研究性与应用性并重的基础学科,需要因应新文科建设对学科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构建适应时代发展、技术变革、行业需求的教育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本研究从价值引领、技术赋能、融合创新三个方面,探索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教育理念的理论维度与实践路径,以期为新闻传播教育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与探索。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交叉融合

新技术发展和社会变革促使新闻传播实践和生态急剧变化,新闻传播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学科转型压力。作为应用性和实践性的人文社会学科,新闻传播学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性。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学科交叉融合,是改革创新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理念和方法。近些年来,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特性越来越明显,但交叉融合的程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为此,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跨学科队伍与团队建设,探索新兴学科与专业方向,推动融合性课程创新改革,加强有组织的科研和育人,深化学科交叉体制机制改革。展望未来,新闻传播学科交叉融合的观念将会持续强化,合作、开放、共享的意识将逐步增强,学科交叉融合特色的研究和教学实践将更加常态化。

公共传播: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探索

重新审视学科框架、重新定位建设目标,建构符合当下实际需求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今天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面临的关键课题。基于“问题梳理—目标调适”维度的公共传播研究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探讨和实践转型的可能,既回应了新媒体时代的社会需求,也会增益社会认同与理性精神。以公共传播作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范式探索,有助于促进知识生产、强化公共价值、统筹学科畛域,并经由理论建设、实践拓展、学科建制三方面的努力,最终落脚于高质量人才培养和国家软实力提升,为新闻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开辟新进路。

计算传播学视域下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数据能力培养研究

新文科建设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任务,而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数据能力培养的迫切需求。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多依赖传统研究的方法路径,缺乏真正的跨学科思维。而计算传播学采用计算分析的路径来研究社会问题,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为新闻传播学发展提供了新范式和新路径。在计算传播学蓬勃发展背景下,提升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数据能力,需要明确何为数据能力、为何培养数据能力以及如何培养数据能力等关键问题,从而建立完备的数据能力培养体系,创新推动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完善与发展。

传播学视域下辽宁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研究

采用文献综述法对传播学理论进行梳理,针对辽宁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其翻译原则和策略。发现遵循文化交流互通原则采用增译法翻译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和专有名词,既能保留文化特色,又能照顾译语受众的接受能力;遵循译语受众原则对地方性和口语化的词汇采用意译法可增强译本的可接受性,采用改译法将流散型的汉语句子改译为句式严谨的英语句子,符合译语受众的期待。结果表明:传播学对指导辽宁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具有重要意义。

以传播学助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针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这一时代命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给出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即“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依据和话语框架,更是我们党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争取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时必须倚重的理论资源。面对这一命题,传播学的使命意识可以体现为:用学科专属的理念对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以阐释,以确保其广泛的国际接受度,增强中国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对此,我们可以在三个方面做出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