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雒魏林对《种痘法》的翻译及原因分析

《种痘法》是中国人痘术理论技术经验的结晶,被多位近代来华传教士翻译成英文传至西方,尤其以雒魏林的译本最为完整,虽然其译本存在错译、漏译现象,但对该书完整地传至西方贡献很大。雒魏林翻译该书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医对天花的病因病机认识深刻且治疗规范成熟;二是部分种痘法则契合现代西医理念;三是希望通过种痘慈善活动开拓医疗传教事业。《种痘法》是19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翻译的中医著作的代表,反映了在近代西医东渐过程中,中医并非只是单一受西方医学影响的对象,某些传统中医的理论和技术同样具有超前性和现代性,对当时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晚清“秉笔华士”群体的滥觞——对近代早期传教士中国助手群体及其编译出版活动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开埠前的30多年时间里,伴随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东来,一批中国文士以助手身份及独特工作活跃于广州、澳门地区及南洋地区。其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是早期中西交流的地域特征、传教士对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需求及中国文士的谋生考量等因素共同促成的。他们协助传教士编纂双语词典等汉语学习书籍,与其合作翻译《圣经》等基督教文献,合力编译出版西学中文期刊及著述,在双方共同演绎的近代早期跨文化传播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传教士的身边人,他们明显受到基督教的不同层面的影响,有的还比较深入,但保守儒家理念的特征同样明显。他们作为下层文士的身份构成,中国传统教育的背景与文化素养,与传教士雇佣合作关系形成的历史动因,在双方合作编译出版活动中的角色作为,徘徊于儒耶之间的文化思想倾向,无不具有后来大规模涌现的“秉笔华士”群体的基本特征。可以说他们是晚清“秉笔华士”群体的滥觞。

论晚清上海的洋商与传教士

晚清时期，洋商和传教士分别以聚敛财富和传播上帝福音而成为上海外侨社会的主体力量。照常理看，通商和传教是两件很难联系起来的事情。但通商和传教是列强强迫中国开埠的两大动机，因此，当列强炮舰撕开清政府构筑的防线之后，洋商和传教士便开始在条约口岸登陆，并像章...

明清时期对违规传教士的惩处与安置

明清时期发生过多起涉及天主教和传教士的案件。朝廷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化外人有犯,依律拟断”的司法原则始终是基本参照。与此同时,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混合运用,法条、历史经验、国家安全、对天主教的政策、贸易关系、传教士与朝廷的关系、朝廷对特殊地区的政策与管理,以及最高统治者的态度等等,都是关联因素。具体来看,从晚明到清嘉庆时期,朝廷对京城违规传教士的惩处有别于地方传教士,对所有违规的在华传教士的处置总体上趋于严厉,其间“禁教”政策是变化的关键。与“禁教”趋于严厉相关,朝廷对中国澳门天主教的管治渐与内地接近。

美国女传教士浦安讷笔下的清末山东

浦安讷(Anna Seward Pruitt,1862—1945),1887年以基督教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结识了她日后的丈夫、基督教美国南部浸信会(Baptist Church from South U.S.A)成员浦其维(Cicero Washington Pruitt,1857—1948)。夫妻二人在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一带生活与传教50多年,于1938年返回美国。

传教士小说向儿童文学的转型原因浅析

近代以来,外来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新文学的影响,是多方位而深远的。它不仅为现代白话文输入了诸多丰盈的养料,更促进了多种新文类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小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中后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刺激,传教士的本土传教理念发生了转变,加上女传教士的加入和鸦片战争爆发等因素,传教士小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向,亦即其预设读者群从成人尤其是从士大夫阶层向儿童的重大转换。

19世纪传教士编纂的《粤语方言词典》及其研究价值

19世纪德国传教士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编纂的《粤语方言词典》(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是一部结构完整、体例完备的英粤双语方言词典。该词典在编纂方面极具特色:收录丰富的粤方言字、书面语和生活用语并存、字例词例编排合理。《粤语方言词典》能如实反映近代粤语的语音情况以及为规范粤方言书面语、梳理传教士宗教翻译思潮两方面提供切实帮助,是不可多得的传教士辞书文献。

传教士汉学的性质、历史、特点与影响

传教士汉学作为西方汉学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对西方专业汉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然而学术界尚未对传教士汉学的诸多基本问题加以厘清。传教士汉学不仅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紧密相连,而且其学术成果在西方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传教士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1500—1800年的初识与和平交往期,以及1807—1949年的紧张与冲突期。传教士汉学对西方中国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其研究成果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中国上古史研究

为研究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的传教活动,从耶稣会传教士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出发,首先探讨其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目的和动力,其次对耶稣会传教士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最后结合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探讨其研究在此时代背景下所具备的欧洲人文色彩。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

传教士来华与明代西方艺术的传入

明代中叶以后,大量基督教传教士跟随商船来到中国,希望能够在这片土地上传播上帝的“福音”,使基督教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信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传教士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传教策略。一方面,他们撰写了许多详细阐述基督教思想的著作,并以这些著作为立足点,与中国人展开了讨论;另一方面,为了引起中国人对于天主教的兴趣,传教士们也带来了具有西方特色的自然与人文科学,并以此为桥梁建立了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

19世纪早期传教士中医海外译介活动考察--以马礼逊《华英字典》为中心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19世纪早期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编撰的《华英字典》是世界上首部汉英英汉词典,译介了中国政治、历史、地理、宗教、医药等方面的内容,堪称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通过《华英字典》文本内的中医译介概况、译介动因、译介特色及译介影响等内容探讨马礼逊的中医海外译介活动,以期为当代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创建博物馆的目的与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和文化,还在中国建立了早期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这些传教士通过收集动植物、矿物化石等自然标本,以及中国的文物、艺术品,为其在华所建的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馆藏。这些博物馆的创建及运营虽然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但其在推动科学技术传播、提升民众科学素养、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作用,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保存与研究贡献了力量。传教士在华所建立的博物馆成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们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人才培养乃至博物馆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均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观

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有关中国的著作在近代西方影响很大，其中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性格的介绍分析尤为重要。他的中国观以对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和中国人性格细致的描写和尖锐的批判为主要特色，表达了当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看法的普遍观点。明恩溥对近代中国社会黑暗面和中国人性格中弱点的特别强调，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改造的态度，都反映出传教士在中国问题上的宗教文化偏见。这种态度一方面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的愤慨，同时也受到鲁迅等关注近代中国民族反省的中国人的理性对待。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西方传教士

本文考察、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活动,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主要活动是基于其本国利益的需要,随其本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沦陷区,主要是追随、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甚至为日本侵略而从事间谍活动,从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在国统区,主要是帮助国民党蒋介石,既有助蒋抗日的一面,更有助蒋反共的倾向。从抗日战争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来看,其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传教士安献令与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研究

近代以来,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开始关注中国穆斯林群体和伊斯兰教,传教士安献令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自清末以来就密切关注中国穆斯林群体的动态。1921年,中国内地会英国总部出版了他的调查研究著作《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文章就该书作者、成书背景、内容、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传教士于19世纪初来到中国,他们追随外国侵略者的步伐,开始了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历程。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既服务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又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而变化;他们既为美国夺取在华特权推波助澜,又是美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一支特种部队。所以,美国传教士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互相配合的。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之英国文学翻译

外国文学在中国近代的译介和传播,与西方来华传教士具有重要的联系。作为在当时中国社会中拥有特殊地位和影响的一个明显本土化的群体,西方传教士涉足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新闻媒体等众多领域,其中也包括文学艺术。

加拿大传教士对前期汉学的贡献:一个跨国学术领域的建立

加拿大汉学的产生和发展,与19世纪末来华的加拿大传教士有莫大的关系。首先,源自他们的中国经验的特写、书信、回忆录以及在古文化、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成为中国研究的重要文本。他们及其后代在社会、外交和大学的各种活动,奠定了汉学的基础,并坚固了汉学的合法性和地位。

以其文本,观其“自我”与“他者”——评《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

打开新德的专著《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①）,忆起他当年读博时期啃着馒头在徐家汇藏书楼里查阅资料,一待就是几天甚至一星期的情景,真是很感慨。历经十多年,如今他的研究终于汇成了这本厚重的成果。新德一直专注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及其中国经典的翻译研究。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我们都知道,在十七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孔子学说及中国形象曾经历了由被认同、美化、颂扬到被排斥、丑化、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