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中国科普伦理发展探索

本文针对当前科普伦理建设实际,探讨新时代中国科普伦理发展的必要性及其对未来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作用,分析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以及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科普伦理实践和启示,提出科普伦理建设策略和实施路径,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支撑,并补全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一环。通过强化科普伦理建设,可以有效促进科技成果的社会责任化、公众对科学理解和接受度的提升,以及科技与社会和谐共融的实现,为中国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道德指导和伦理保障。

某三级医院多中心研究伦理审查的实践与思考

目的 分析某三级医院伦理审查互认实施情况,为探索多中心研究伦理审查提供思路。方法 对该医院2018—2022年参与的多中心研究伦理审查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该医院2018—2022年共审查项目1 582项,其中多中心研究773项(48.9%)。多中心研究项目中作为参加单位研究占70.4%。对所有参与项目均实施伦理审查互认,进行快速审查。其中24项研究快速审查后,主审委员建议提交会议审查,转成会议审查的原因分别为研究方案问题(11项)、知情同意书问题(12项)、其他支持文件问题(5项)。21项研究修改后最终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3项研究因申办方拒绝修改研究方案而未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结论 对于参与的多中心研究,参加单位伦理委员会实施伦理审查互认,采用快速审查的方式,审查所有研究资料,可以做到质量和效率兼顾。

新兴技术伦理治理的国际实践与启示

科技伦理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新兴技术伦理治理已成为全球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方面。本研究选取新一轮科技革命先导性技术人工智能、人类基因编辑和干细胞技术的伦理治理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联合国、欧盟、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在这些新兴技术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创新经典诠释中建构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伦理学经典著作触及到道德伦理问题的核心,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关怀意义。建构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经典诠释的实践指向、中国传统伦理经典诠释的现代面向、西方伦理经典诠释的中国语境、中国应用伦理学范式更新的道德实践根基四个方面对伦理学经典著作进行创新诠释。在诠释中,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实践,弘扬与时俱进的诠释传统,详尽把握各类材料,摒除狭隘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前见偏见,对各种伦理思想去芜存菁,弘雅夷远,由此提取出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以融合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伦理学经典“本真理解”与“现代诠释”的“视域融合”中,真正建构起守正创新的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超越“反向适应”:对待算法的一种伦理态度

算法技术的普遍化正在改变和重构生活世界。算法功能的个性化和便捷性日益增强,可以为人类行动提供具体的建议和指导,但也带来了人类“反向适应”的问题。对算法伦理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发现:算法技术不断遮蔽人类的原初意愿和选择,抑制人类文化创新活力,影响社会协调发展。随着这种现象的不断加剧,人类沉浸在碎片化的现实中,逐渐形成一种不自知的“反向适应”,从而遗忘了人本该怎样的事情。人类主动接受算法技术对其加以改造和支配,迎合算法文化的生成,最终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人与人之间无法联结的社群性困境。基于此,我们倡导这样一种对待算法的伦理态度,即为了保障人的本质存在,应审思和超越“反向适应”,聚焦和谐共鸣的美好生活。

中国科技期刊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责任与边界

自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来,科技伦理治理已成为国家科技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科技期刊作为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主体,既要恪守业内共识和规范,又要在科技伦理治理中合理、适度参与,尽职尽责地发挥自身作用,共同完成协同治理的时代重任。本文在分析总结新时代新要求下科技期刊参与科技伦理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基础上,提出中国科技期刊进一步发挥其功能作用所亟需的理念上的提升与转变,通过更加清晰地认识责任与边界来保障自身作为国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中关键一环的作用发挥,进而提出贯彻这些理念所需要的具体措施。

道义实存论视角下的康德实践哲学之伦理性

在《道义实存论伦理学》中,邓安庆以“道义实存论”为线索,在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和历史谱系的发生学中展开了对于整个西方伦理学史的剖析与重构。邓安庆通过对“伦理”和“德性”概念的理解以及对“分析伦理学”的批判,对西方伦理学研究内在理路和哲学范式进行了重构。同时,从道义实存论伦理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同样可以在康德道德哲学的语境中阐明这种实存论意义上的“伦理性”对于其道德证成的意义。

简易伦理审查程序在实践中的困境分析

2023年9月《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发布,其第三章第三节修订了有关伦理审查简易程序的条款。对这一条款的修订,为进一步优化伦理审查工作、确保伦理审查程序有章可循、提高科研效率提供制度保证。“简易程序”并不意味着降低审查质量和要求,而是在始终遵循国际公认的伦理准则,并强调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提升伦理审查和后续研究工作开展的效率,促进推动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开展。其在实际工作中为伦理审查能力的提升带来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如对伦理委员会判断力和决定力带来的新考验、如何确保简易审查程序相关条件的可靠性和可控性、如何确定可以采取简易审查程序进行审查的基本条件等。因此,为了积极应对简易程序审查所带来的挑战和可能风险,应当努力实现三个“统一”:研究者的道德自律与相关部门实施监管的他律相统一,简易程序审查标准制定与审查工作实际的统一,伦理责任与法律责任的统一。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伦理之争——环境伦理学主要流派综述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日益加剧,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正当性,进而提出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保护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秉持何种环境伦理观。本文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流派进行综述,分析古典和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伦理观、生物中心主义伦理观、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环境协同主义伦理观等西方环境伦理学流派的主要观点及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启示意义。同时还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环境伦理观,说明儒家文化的环境伦理观属于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而道家文化的环境伦理观更接近于环境协同主义伦理观。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表面上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矛盾的产物,实质上是长期以来环境伦理观在调节人与自然关系时发生偏差的结果。唯有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势头,才能从机制上实现“天地人和”的永续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医学伦理学再启程”亟待破解的医学伦理课题

面临新境遇的医学伦理学,亟待破解的医学伦理课题有:医疗资本和医疗利益集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对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造成持续性损害;医学高新技术僭越伦理底线,无限制地对身体进行技术干预;医学技术权力与医学高新技术、医疗资本结盟形成挑战医学伦理的异化力量;确立利益伦理是医学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确认患者利益置于首位是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首要原则;促进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结合,推进制度伦理建设与机构伦理建设是医学伦理学落地生根的关键环节。

生命伦理学当前的挑战--与邱仁宗的对话

2024年5月,国际哲学院前院长、现荣誉院长尤里·佐夫科(Jure Zovko)教授在北京与我国第一位国际哲学院院士、现荣誉院士邱仁宗教授进行了一次对话,就生命伦理学当前面临的多重挑战展开讨论。内容涉及哲学如何成为改变世界的哲学、科学价值中立、智人物种基因组增强、伦理规范是否威胁科学研究自由、世界观的第三次去中心化、脑神经研究结果是否否证了自由意志的存在、对主要伦理学理论的评价、实践伦理学的重要性、对自由主义人权模型的挑战、全球化时代哲学应扮演的角色等重要领域。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的伦理治理要点

当前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中存在未知风险高等伦理问题,医疗机构需建立新技术管理制度,包括明确新技术概念、新技术评估准入机制和伦理管理制度。伦理审查委员会也应该根据所在医疗机构新技术发展方向,完善伦理委员会管理制度和伦理审查委员会成员专业组成,提高伦理委员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的评审能力,初审阶段加大对新技术伦理风险的评估并加强应急预案制定的要求,按照新技术风险等级设定跟踪审查频率。伦理审查委员会应与医务管理部门一同制定本机构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伦理规范化培训制度,定期开展全员培训,以推进医务工作者了解生物医学技术的管理要求。不同类型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存在不同的伦理风险,医疗机构的医务管理部门和伦理审查委员会应根据新技术类型特点制定相应的具体管理规则,但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刚刚进入临床时,往往均存在技术使用的公平性与正义的问题。

医护人员医学科技伦理管理认知现状及改善建议——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5所三级医院的调查

目的 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5所三级医院医务人员医学科技伦理管理认知水平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医学科技伦理管理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增强其医学科技伦理管理意识,提升临床研究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并验证的《医务人员医学科技伦理管理认知问卷》,选择宁夏5个城市共5家三级医院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结果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36份,其中医务人员医学科技伦理管理认知总平均分为(61.58±12.96)分,伦理制度认知、伦理委员会认知、伦理教育培训认知、伦理管理信息化认知得分分别为(14.18±2.84)分、(24.19±5.47)分、(15.07±4.00)分、(8.14±4.42)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工作城市、学历、职称、是否评估过医院伦理制度的执行、是否参与过医院伦理审查工作、是否组织或参与过医院伦理培训均是医务人员医学科技伦理管理认知得分的影响因素,可解释其51.00%的变异(P<0.05)。医务人员认为伦理制度宣传不到位、伦理审查程序和流程不透明、伦理培训时间和工作任务冲突以及没有专门的伦理审查信息平台是医学科技伦理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结论 宁夏三级医院医务人员医学科技伦理管理认知水平普遍不高,其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医院管理者应加强伦理制度宣传与培训,完善其执行和监督机制;规范伦理审查程序和流程,建设伦理审查信息平台;加大伦理教育投入,合理安排培训时间等,以增强医务人员医学科技伦理管理意识,提高临床研究质量。

《涉及精神障碍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指南》解析

科技伦理治理中涉及精神障碍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尤其在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领域,体现在对精神自主性的影响、严重精神障碍研究参与者参加研究的知情同意能力受损等方面;另外,临床研究中的病耻感、安慰剂应用及心理评估的方法等,也使得精神医学伦理审查备受关注。2020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涉及精神障碍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指南》,《沈渔邨精神病学》(第七版)对《涉及精神障碍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指南》在伦理治理背景下的应用进行了修订,对其印发和修订的目的和意义、适用范围、医疗卫生机构伦理审查的主体责任、精神医学伦理审查的重点内容进行了分析,以提高涉及精神障碍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质量,推动精神医学临床研究的规范发展。

新兴技术快速发展视角下国内外科技伦理案例分析

科技伦理引导科技发展方向,防范和规制多重风险问题,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科技伦理治理的完善对于推动科技向善、规范科技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现代科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因历史等相关因素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国家,相关的科技伦理规章制度等还很不完善,与快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相脱节,对于所涉及的伦理问题缺乏相应的应对经验。根据调研情况看,目前国内伦理委员会或伦理审查组织覆盖面不足,绝大多数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没有设置伦理委员会。对于科技伦理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具体的案例研究则较少。因此,对实际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将有助于对科技伦理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基于stacking融合机制的自动驾驶伦理决策模型

虽然自动驾驶技术在线路规划和驾驶控制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遇到伦理困境时,当前自动驾驶汽车仍然很难作出确定、合理的决策,导致人们对自动驾驶汽车安全驾驶产生怀疑和担忧。所以有必要研究自动驾驶伦理决策模型和机制,使得自动驾驶汽车在伦理困境下能够作出合理决策。针对以上问题,设计了基于stacking融合机制的伦理决策模型,对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进行深度融合。一方面将基于特征依赖关系的朴素贝叶斯模型(ACNB)、加权平均一阶贝叶斯模型(WADOE)和自适应模糊模型(AFD)作为stacking融合机制上基学习器。依据先前准确率,设定各自模型权重,再运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决策结果。然后将该决策结果作为元学习器训练集,对元学习器进行训练,构建stacking融合模型。最后,运用验证集分别对深度学习模型和stacking融合模型进行验证,依据验证中平均损失率和准确率以及测试中正确率,评价和比较深度学习模型和stacking融合机制决策效果。结果表明,深度学习模型平均损失率最小为0.64,最大平均准确率为0.7,最高正确率为0.61。stacking融合机制平均损失率最小为0.35,最大平均准确率为0.90,最高正确率为0.75,说明stacking融合机制相对于深度学习模型,决策结果准确率和正确率方面有了较大改进。

中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实践与挑战——基于三期交叠视角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处于技术快速发展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期、国际秩序深度调整期“三期交叠”的特殊时期。技术不确定性、经济社会发展多目标属性以及大国博弈相互交织,给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在梳理中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实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三期交叠”给中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带来的挑战突出表现为影响识别难题、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无人区”难题和伦理治理体系有效性难题三个方面。就此,本文从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伦理审查机制建设、伦理教育、治理工具创新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技术的伦理风险与治理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与广泛应用,基于现实又超脱于现实的数字空间已经成型,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引发一系列系统性伦理风险。全面分析数字技术伦理风险的多重样态,从隐私侵犯风险到信息安全风险,从算法偏见风险再到“数字鸿沟”风险,全方位展现数字技术对社会伦理的冲击与挑战,并对其伦理风险的成因进行深入剖析,涵盖技术发展的内在矛盾性与不确定性、个体行为和价值选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技术规制框架的滞后性与局限性等。为有效化解数字技术的伦理风险,要构建数字技术伦理规范与动态调整机制、强化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风险防范、推动数字技术包容性增长与促进数字正义实现、深化国际合作与全球数字治理等,旨在探寻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的平衡点,引导技术进步服务于社会发展,确保数字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亦不偏离伦理轨道,以构建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公平公正的数字社会。

论科技伦理的四大转向

科技伦理需要实现四大转向,即伦理转向、生活转向、时代转向与中国转向,否则将有违科技伦理的宗旨和使命。伦理转向是针对科技伦理的去伦理化现象而言的,目的是确认伦理是科技活动的底色,伦理属性是科技伦理的根本属性;生活转向是针对科技伦理的理论化现象而言的,目的是回归伦理学的生活本体,并确认科技伦理的实践伦理属性;时代转向是针对科技伦理的架空式研究而言的,目的是确认科技伦理的时代主题以及其作为伦理学的当代形态的角色;中国转向是针对科技伦理的西方化倾向而言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科技伦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在四大转向中,伦理转向是前提,生活转向是基础,时代转向是关键,中国转向是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