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何以是不确定性的——伽达默尔的哲学基础论理解及其意义论析

欧几里得几何学确立了以数学为典型形态的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性质,但随着现代模糊数学和物理学中测不准原理的新发展,科学知识之确定性受到挑战、趋于终结,形成了“不确定性的”新科学知识观。近代解释学的兴起,使解释学作为一门学科获得了建构,也从特定方法论上为“不确定性的”精神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给予了奠基和捍卫。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创立,更是基于解释学和实践哲学两个维度,论证了不仅精神科学是不确定性的,而且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知识都蕴含着解释学因素和实践反思向度,也都是不确定性的,从而为“不确定性的”科学知识观奠定了一种重要的哲学基础论理解。科学观与哲学观上的互变共进,也引发了哲学自身性质的反思,一种“不确定性的”哲学观因应而生,哲学不再被作为确定性知识或认知整体来对待,而是基于人类理性的普遍性统一需要,注重于世界存在理解和人的行为意义的实践理性反思,哲学由“理论哲学范式”转向了“实践哲学范式”,实践哲学成为人类哲学的真正任务。

伽达默尔美学理论构建的可能性

伽达默尔美学思想是哲学诠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全部哲学体系中具有生发性和根本性意义,是伽达默尔论证精神科学真理性的出发点和基石,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评述国内外伽达默尔美学的相关学术成果,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四类:对伽达默尔美学的理论定性研究、具体概念研究、横纵向比较研究和实践哲学焦点研究,认为伽达默尔美学一方面强调艺术的真理性、游戏性、对话性和实践性等共在性特征,另一方面又缺乏普遍的理论诠释新视角。通过梳理整合相关成果,为伽氏美学探索出适应新时代的“共同说”理论视角,试图为人类求同存异的生存和理解命题寻求启示。

论伽达默尔解释的艺术与创造性叛逆——以《东南园墅》园林文化翻译为例

目的:可译性问题是西方翻译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伽达默尔以辩证的视角提出独到的翻译观:在其诠释学理论下,翻译是一种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活动,译者可以通过解释的艺术与创造性叛逆将不可译性降到最低。这一策略对园林文化的翻译有重要参考意义。方法:文章选择中国园林的经典之作《东南园墅》及其汉译本的文化翻译现象为具体案例,揭示伽达默尔尝试通过模糊翻译、解释、创造性叛逆三者之间的界限,将语际翻译推向广义的理解与解释,试图在人际间实现对话、敞开意义,以促进对话双方的人际理解与达成共识的广义翻译观。结果:童明先生的汉译本翻译多处印证其与伽达默尔提出的翻译策略不谋而合:文化翻译是一种解释的艺术,解释本身使其免于翻译的界限,而叛逆性的再创作也是必不可少的。结论: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园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准则在于,将诠释和叛逆性创作的方式作为衡量园林文化翻译的准则,园林文化翻译的不可译性才会降到最低,从而达成人际理解与共识。

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我-你”关系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我-你”关系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是效果历史意识的体现,而效果历史意识则是其哲学解释学的灵魂。伽达默尔的这种“我-你”关系颠覆了传统认识论与解释学中的主客关系,恢复了理解的历史性,将单向的主客关系以及以恢复文本原意为中心的理解活动扭转为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进行互动的“我-你”关系。这种“我-你”关系贯穿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所有重要维度,并突出体现了其哲学解释学的伦理性和实践性。而列维纳斯则认为,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与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一样,都不能完全体现“你”或他者的不可理论化与同一化特征,但列维纳斯却忽视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本身一定是具有历史性的。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不仅对于解释学自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反映了在德法现象学运动中,有着强烈的关系哲学与伦理性实践哲学的特征。

方法论还是本体论——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阐释学之争的学理重省

方法论与本体论是西方现代阐释学互相对立的两种理论形态。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在学理层面揭开了它们之间的深刻矛盾。首先,在意义旨归上,方法论阐释学主张意义的先在性,追求理解的同一性;本体论阐释学强调意义的生产性,肯定理解的差异性。其次,在本体论上,方法论阐释学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自然本体论为基础,而哲学阐释学以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变革为前提,主张理解即存在。再次,在价值论上,方法论阐释学秉持价值优先原则,而伽达默尔坚守事实理性,面临价值相对主义的问题。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为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路径选择和学理奠基提供了必要参考。中国阐释学应当以方法论为主,强化价值论维度,从民族文化传统中确立其学理根据,化解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冲突,避免因激进历史主义而造成价值虚无主义。

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相对性或相对主义?--一种基于伽达默尔“第二等级的历史主义”的解读

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从确立之初就不时遭受“道德相对主义”的指摘,这让他不得不反复撰文阐释和修正自己最初的观点。伽达默尔诠释学同样被施特劳斯用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所责难,可以说,他们二人的历史主义思想和对相对主义责难的回应有着诸多一致之处。他们共同站在“第二等级的历史主义”立场上,用相对性来对抗相对主义,并强调具体历史背景对于理解的先验性。在此种意义上,麦金太尔并非一位道德相对主义者,他从“第二等级的历史主义”出发区分了“参与者”和“旁观者”,继而在确保个人拥有“善良意志”的同时以更高层次的“相对性”打开了获得普遍道德真理的大门,这种真理观是一种诠释学意义上的开放真理观。

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理解”

伽达默尔继承前人优秀的诠释学理论并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诠释学看法,他不仅提出“理解是被理解东西的存在”这一重要观点,而且在阐释理解内涵和发生过程以及其作用上具有深刻的认识。他通过把哲学诠释学体系化以此揭示了科学之外的种种经验方式的合理性和真理性。

作为“实践”的“理解”——基于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的比较

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都认为“理解”是实践性的。二者都将理解奠基于语言,并且通过“共同体”和“语言游戏”概念,指出语言没有形式上的本质而应当来源于生活,从而将理解落实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这也为理解划出了界限,人们总是在当下处境中“理解”。作为理解的途径,“综览法”帮助人们看到语言在当下的实际用法,诠释学“对话”则试图发现“真理”在具体情况中的应用,二者都具有辩证法的特征,结果是在实践中创造新的“共同体”和“语言游戏”。两位哲学家都将“理解”置于实践与理论之间,认为真正的理解是沟通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桥梁;无论是唯科学主义的“实践惰性”还是“反哲学”的“唯实践”都不是正确的出路,应当放弃实践和理论的对立,发挥理解的创造性,基于当下处境来运用普遍性的理论。

席勒与伽达默尔的游戏观之比较

游戏是西方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8世纪,德国文学巨擎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构建了以游戏冲动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他认为,人在游戏中摆脱了物质世界的束缚,实现了感性本性和理性本性的统一,达到了一种内在与外在自由的状态,是美的最高理想。20世纪,德国具有世纪影响力的哲学家伽达默尔,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了另一种游戏观。他认为,游戏的主体并非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游戏是一种发生、一种自我表现,是所有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两位德国的学界泰斗身处不同的时代,从不同角度对游戏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形成了独树一帜且影响深远的游戏观。本文通过回溯经典,对比考察这两种游戏观,旨在推进对游戏这一概念的理解,启发对美育的思考。

怀疑论,抑或真理?——博物馆研究中的伽达默尔阐释学

由于现代博物馆构造了现代人观赏艺术作品的方式,现代博物馆的场所学意义愈发受到艺术阐释的重视。然而,对艺术作品与其处境的关系的重视却在艺术哲学领域引发了一种怀疑论倾向:诸多艺术哲学家认为博物馆对艺术作品的挪移使得艺术作品本身的意义被蒙蔽。卡里尔发现这种“博物馆怀疑论”的论调在20世纪的艺术哲学中大行其道,但也因此忽视了博物馆对艺术阐释的积极作用。为此,卡里尔借道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试图恢复博物馆同艺术作品的积极联系。如此,伽达默尔的阐释学通过卡里尔的相关论述进入到了博物馆研究当中,在博物馆研究这一视域下为“博物馆怀疑论”与博物馆所反映的真理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相应的回答。

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观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在批判“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并与“解释学转向”密切相关。他立足于语境方法之上 ,对意义的理解带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 ,不再承认理解的唯一确定性和客观性 ,主张理解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 ,是在诸多要素相协调一致的系统中的意义创造活动 ,从而展示了认识与真理的丰富多样性。

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贡献

从廓清"视域融合"在哲学与翻译学框架中的不同内涵入手,探讨了"视域融合"对当今翻译界译者主体性的确立、传统二元对立翻译理论的突破,以及翻译过程研究新途径的开辟等三方面的启示。

存在、变化、语言的统一体——论伽达默尔的传统观

伽达默尔的传统观可以从此在性、变化性、语言性这三个方面来论证。伽达默尔将传统视为作为此在内涵的存在,其本质是此在性,是由理解所决定的,因此传统还具有非对象性。传统是具有变化性的保存与持有,在历史境遇中发生,具有包容性和进步性,并通过视域融合,在对话中得以实现。语言是理解传统的境遇,它使传统在同时性中被接受,同时,文学文本的语言性使传统获得最大化的向过去还原和向未来筹划的可能性。因此,伽达默尔诠释学视域内的传统是存在、变化及语言的统一体。

游戏与体育:伽达默尔游戏论的体育哲学思考

伽达默尔是当代哲学诠释学(Hermeneutik)的集大成者,其诠释学鸿篇巨著《真理与方法》深刻影响当今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路径。游戏理论作为其哲学思想的中心线索,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展开本体论游戏观的阐述,使游戏得到了新的理解。通过文献调研,运用归纳、演绎等方法,尝试厘清伽达默尔游戏理论的内涵和实质,从诠释学视角解读体育的本体论之维,引导体育回到运动本身的对话和理解,并由此引发对当代体育实践发展的多维思考。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根据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的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重新分析翻译中的历史性误读、文化过滤和重译三种现象。误读是理解的历史性产物,文化过滤现象则产生于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的永远无法融合,而效果历史又为不同时代对同一文本重译提供了解释。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上)

本文试图阐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几个重要概念,即诠释学循环、前理解、事情本身、完满性前把握、时间距离等,特别指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关于理解循环的三个必要条件,即前理解、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前理解来自同事情本身的关联,并根据完满性前把握这一预设而进行修正,从而达到对事情本身的正确理解。正确理解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则可以同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所谓客观解释划清界限,又同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所谓主观解释表明分歧。本文还探讨了诠释学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发展,认为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虽然是从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发展而来,但由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历史性深层向度,从而超出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而转入一种历史性的哲学诠释学。本文作者特别提示,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论纲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可以称为"教化解释学",本文主要从八个方面作了论述,依次说明了伽达默尔教化解释学的理论背景、直接缘起、与人文主义四个概念的关系、对康德美学的批判意义、与哲学解释学其他基本概念的联系、同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之间的差异以及总的评价,从而揭示了"教化"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开端和基础性的地位。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下)

本文试图阐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几个重要概念,即诠释学循环、前理解、事情本身、完满性前把握、时间距离等,特别指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关于理解循环的三个必要条件,即前理解、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前理解来自同事情本身的关联,并根据完满性前把握这一预设而进行修正,从而达到对事情本身的正确理解。正确理解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则可以同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所谓客观解释划清界限,又同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所谓主观解释表明分歧。本文还探讨了诠释学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发展,认为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虽然是从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发展而来,但由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历史性深层向度,从而超出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而转入一种历史性的哲学诠释学。本文作者特别提示,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

作为想象艺术的诠释学（上）——伽达默尔思想晚年定论

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学问以及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理论定位,曾被认为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基本观点与重要理论贡献。而根据伽氏后期的有关著作和对话,作为想象力或想象艺术的诠释学应是伽达默尔思想又一继续发展的晚年定论。当然,这一发展仍然是基于他对非科学方法论控制的真理经验之一贯主张及其探索之上的。